文/严丽君

编辑/邓世杰

“野生”的城市

这本书介绍的是一片现在被称作“深圳中心区”的地方。乍一看来，编者想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城市空间的故事。遵循城市规划惯常的空间逻辑，中心区被切分成中轴线公共空间系统、文化设施、办公区和公共空间等不同的功能组团，作为每个章节处理的主要对象。因此，书的骨架所呈现的中心区是一个圆满的蛋糕，齐齐整整，其中的每一个局部都彼此需要，共同构成一个自洽的整体，承担起深圳城市“心脏”的角色。

但编者的意图显然不止于中心区。作为《深圳城市读本》的第一本，它更重要的使命是呈现一个更广阔的存在——深圳，这座在世界城市史上极为年轻却劲头十足的“城市”，是如何走到今天，又以怎样的姿态走向未来。更确切地说，这本书要写的是一个关于崛起中的城市和城市空间相互滋长的故事。

当我们意识到深圳和它的中心区不是从来就有的，故事就活了起来。依照本书的说法，如果从1986年面世的“特区总规”算起，福田中心区从概念走到2018年，经历了32年的时间。

写作者们从浩瀚无际的历史里打捞出一些值得被记住、却险些被遗忘的深圳以及它的中心区成长的“野史”：当年深圳市政府从港商胡应湘那儿“虎口拔牙”收回福田中心区的土地，经历了洋经验和土办法之间的激烈较量；市民中心的两个大柱应该填充什么内容，是从形式主义出发的结果；深圳中轴线从强调功能导向到强调公共性，背后是工业化的产业思维向后工业化思维的折服；岗厦村的改造背后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那是一个遍及深圳、东莞和香港新界三地的文氏宗族组织……这些历史碎片折射出城市发展进程的错综复杂。

这种复杂性在社会学者看来是一个特别重要且有趣的故事。常识告诉我们，城市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人造世界征服自然的产物。尤其自19世纪末起，城市规划作为一场知识和专业运动而兴起，人类对控制空间、建设秩序的热衷进入新的高度，摸索出一套城市空间治理的机制。规划大师们提出各种关于城市的理想模型，致力于使之从图纸走向现实。不过，城市发展一直被规划失灵的问题所困扰。从质问“规划为什么会失败”，到直言规划背后的“国家的视角”， 许多研究者对规划的有效性一直保持批判的警觉。

从社会学的角度，规划“失灵”倒是自然的。在林林总总的国家治理技术之中，规划并不例外。作为一种空间治理技术，它从图纸走向实践层面必然经历不同参与者的讨价还价，面对蓝图“变形”的命运。深圳不只是规划师的城市。在成为“深圳”之前，已有人在这里寄托生活，养蚝、耕田、种果树，形成独特的地方历史传统。成为“深圳”之后，这里成为独立的国家行政单元，引领南中国嵌入全球产业链。无数的工厂被“种”起来，无数的人从内陆涌来。风云变幻中，原居民、地方政府、外来务工者、企业等纷沓而至，各显神通。他们在谋求各自议程的同时，也左右着城市的走向。众多主体参与其中，历史走向因而即兴而灵活。关于深圳的城市故事，我们知道了开头，却无法猜透结局。因此，我们可以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与其为规划失灵大惊小怪，我们倒不如静观其变，变中图强。无论是曾经参与中心区建设的政府官员，抑或是规划师、设计师、写作者，在不同的场合以各种方式通过本书共同表达了一个观点：“中心区未完成”。这让我想起著名城市史研究者Thomas Bender对纽约的断言——纽约区别于巴黎、维也纳等伟大城市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永未完成”，一直在“成为”的路上。无论是年轻的深圳，还是成熟的纽约，都在诉说着城市对于“未完成”状态的向往和追求。这种在即兴中持续生长的状态，我们或可文雅地称之为“野生”。野生是一种力量，使城市长生不老，生生不息。野生也是一次没有终点的旅程，期间的曲折多变正是《中心区变形记》所致力捕捉的故事。字里行间，我看到的是编者和写作者面对城市历史的谦卑和敬意。

何为中心区？

中心对于城市来说是重要的。中心区被选择作为《深圳城市读本》的第一个主题，它于深圳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中心区变形记》在记录中心区发展历史的同时，不动声色地挑起一个问题：对于一座城市来说，何为中心区？对于年轻而复杂的深圳，这个问题尤其值得深思。

我粗浅地回顾深圳历史上的行政辖区归属后发现，今天的“深圳”在行政区划版图的历史上似乎并不存在一个强大的中心。在成为深圳之前，这片土地在明清时期分属广州、惠州二府——行政管辖边界从中部穿过，西部宝安、南山在广州府辖区内，而东部龙岗坪山则在惠州府辖区内。

人称“深圳通”的人类学家马立安也强调，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看，历史上不存在“一个”深圳，深圳是“复数的”深圳。早在成为深圳之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他们各自与不同的山、海互为关系：从深莞边界延11号地铁线往南一带的人依赖珠江海域生活，主要讲广府话；福田一带的人讲的是围头话，与深圳湾海域更为亲密；龙岗、大鹏一带的人讲客家话，却靠山靠海不一。这种生计格局造成的现实是，虽然同在今日深圳的辖区内，讲客家话的人与讲粤语的人传统上来往不多。

沿着马立安的思路，关于“复数”深圳的故事在当代仍在继续。改革开放后，这片土地迎来全球资本的汹涌浪潮，成片工厂拔地而起。数以千万计的打工者追随家人或同乡，从内地涌来。此时他们靠的不是山也不是海，而是以工厂为生，将寄居的村变成了“城中村”。这些松散而去向未明的人群，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大的“复数”。与此同时，深圳在行政版图出现了，它被赋予“成为一座城市”的使命。

“复数的”深圳带来的启示是：在成为“深圳”之前，这片土地不存在一个社会历史肌理的统一体。深圳建城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实现“一体化”的过程。实现“一体化”需要不同层面的努力，比如交通的通达、语言的互通等等。站在社会学的立场，我以为，一片土地之所以成为一座城市，意味着那里存在一套共享的秩序和认同，使原本互无关系的部分产生联结，成为一体。而建设城市中心区，理应是对此在空间层面的回应。

《中心区变形记》的作者们从各自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给予或明或暗的回应。编者在书的前言即提出他们对中心区的定义：“它是当代深圳的中心——不仅仅是这座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焦点，同时也很可能是每位来到深圳的人对这座城市的初步印象。”这个简单如白描的概括随后被作者之一严欣然的个人体验上了色。她与深圳的情感联结是从中心区开始的：“1990年福田中心区成立时，我才刚出生。……2009年，在我入学（深圳大学）的第一个周末里，我的深圳朋友带我了市民中心，在深圳图书馆办了借书证。我在这里阅读、行走，并开始尝试理解这座城市。”

读到这里，我的记忆阀门瞬间打开——深图的借书证也曾是我打开深圳的秘密通道啊。2011年夏天，我从香港来到深圳，开始关于深港跨境生活的田野调查。好不容易在口岸边上找到一间小屋落脚后，我终日四处游荡，寻觅那些穿行于边界两边的寻常人家。虽然身处深圳，我却觉得入城无门。这很让人心焦。后来我得知深圳图书馆有个收藏深圳本地文献的资料室，决定去看看。没想到，自从办了深图借书证，我的田野生活从此有了定海神针。随后在深圳的日子，深图那宽大的书桌几乎随时、无条件地接纳我这位时常沮丧的田野工作者。在那里我见到很多与我相似的人，在这座城市讨生活，亲友寥寥，居无定所，却也能在这里免费享受一张安静的书桌。深图里这些并不相识的陌生人，使我在这里找到了联结。

后来随着田野工作豁然开朗，我在深圳吃百家饭住百家屋。我在西乡住过日租20元房费的小旅馆，住过月租300元的城中村套房；也曾得到受访者的邀请，住进某村委书记家5层别墅里的客房，或住进某工厂老板在莲塘购置的崭新洋房。深圳似乎已经向我敞开大门，但我从未动过在这座城市生活的念头。

直至某个风和日丽的周末下午，我和友人沿着中心区的中轴线，从市民中心散步至莲花山。沿途，玩滑轮车的小朋友三三两两与我们擦肩而过，使步行走廊生机盎然。到了莲花山脚下，我有点被眼前的景象震惊。那是我到深圳后见过的最有“人气”、最祥和的景象——大片的草地上三三两两地坐满了休憩的人，还有好多人在他们之间飞奔穿行，摇曳着数十只在蓝天上随风飞舞的风筝。无需向任何人申请，我和友人兴奋地加入了他们，席地而坐，买风筝，奔跑穿行，放声大笑。

多年后回想起那一年半的田野生活，时光已成碎片，莲花山脚下那漫天的风筝却在记忆的深处闪闪发光。这是我曾触及过的这座城市最柔软舒适、引人入胜的部分。因为这样一个“所在”，这里真真切切地成为我深圳生活的“中心区”（若非读到这本书，我并不知道这里原来是‘深圳中心区’），而深圳于我有了“回去”的理由。

一沙一世界，我的经历或许可以为社会学意义上“何为中心”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答案。“中心区”提供了一个空间，使我感到自己与周遭的同在，令我与这座城市里其他人的联结变得可能。由此，我在这里无需经过任何门槛，而拥有一个在情感上专属于自己的“所在”，并由此建设起个人在这座城市生活的认同和生活秩序。书中一位作者说，“城市本来就是一所人民的宫殿，秘道则不断被挖掘和埋没。”对普通人而言，城市中心区大概就是秘道重重的地带，有人在这里谋生，有人在这里寻欢，而另一些人也许只是偶然遇见。不过各色人等在这里汇聚、共享，却又能依据不同的生存法则，发展出对这座城市独特的情感寄托。中心区应该是一个故事之地——充满了故事，等待着诉说与倾听。在诉说与倾听之间，人和人之间实现了联结，实现认同和秩序的共享。

联合书写的城市

近日的巴黎圣母院火灾触动全世界的神经。世人除了惦念教堂里精美绝伦的玫瑰花窗，还念叨一个从未真实存在过的人名——敲钟人卡西莫多。雨果笔下的《巴黎圣母院》将这座教堂编织成故事，使之成为超越物质形式的存在：《巴黎圣母院》的出版，使其时已经残旧不堪的教堂价值被重新挖掘并得到保护；一百多年来，源源不断的参观者慕故事之名而来，把它推上巴黎乃至世界文化地标的地位；今日的火灾并没能将它毁灭，相反，它的故事在世人的扼腕声中产生出更多的故事。这就是故事之于城市的魔力：藉着它的无“形”，人得以产生跨地域的联结，城市也有了超越物质形态、跨越时空的生命。

但故事并非从天而降，也并非所有人都有讲述的意愿、能力和平台。不同的时代，城市生活的不同主体出于各自的动机而展开不同类型的城市书写。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里，印象最深刻的深圳故事是那些今天被归类为“打工文学”的叙述。在深圳以工厂为命脉的时代，成千上万的外来打工者来到这里，在条件恶劣的厂房、宿舍里展开他们的火热青春和爱恨情仇。背井离乡的年轻人们满腹的孤独、心酸、兴奋、希望、欲望、失落无处诉说，只能托付在午夜的电台电波中，或是印刷不算精美的《家庭》杂志上。这些声音和文字是改革开放时代留给深圳珍贵的纪念。

《中心区变形记》提出的“联合写作”为更多样的主体提供了城市书写的平台。在诸多参与者中，一把新鲜的声音尤其吸引我——大家所熟知、却知之不多的“深二代”关于深圳的叙述。在新书发布会上，我看到的作者主体是一个相当年轻的本地写作群体。核心写作者之一袁艾家介绍，他们自称“野人”，是深圳民间杂志《野人》的写作班底。在讲述自己和伙伴们参与《中心区变形记》的写作理念时，他提出了“城邦主义写作”的想法。如果我的理解准确的话，他们似乎在强调——父母移民而来、而自己在深圳本地成长的独特经历，赋予他们体验和理解这座城市独特的视角。这些年轻人们并未更深入地解释“城邦主义写作”具体是什么。他们也许需要多一些时间来思考和实践才能找到进一步的答案。

而我在阅读中确实嗅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味道。年轻写作者们细心爬梳中心区建设留下的档案资料，试图把深圳放进世界城市发展的脉络，忠实呈现中心区的建筑形态和建设历程。他们努力做客观、中立的记录者，却在字里行间不经意流露出城市“主人翁”的姿态。他们在叙述中似乎把城市视作“他者”——与个人的经验无关、需要被审视的对象。我看到他们的描述里鲜少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却夹杂着更多批判性的思考、评论和主张。也许我的猜测是多余的——这背后是否隐含着他们对深圳“爱之深，恨之切”的情意结？

无论是打工者的讲述，还是“深二代”的记录，写作所生产的作品很重要，而写作本身作为人城互动的行动也充满意义。深圳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移民逐渐沉积。他们自觉地思考个人与这片土地的关系，而写作成为他们与城市建立联结的重要手段。关于深圳，他们不甘于做“听故事的人”，而要做“讲故事的人”。深圳通过写作者各自眼睛的折射，千人千眼现千城，从而变得丰富而神秘。就像歌里唱到的传说中的“耶利亚”，世人趋之若鹜想要看到她的真颜，为此争论不休。无论是规划者、设计者，还是使用者、参观者，大家都是“深圳”这座城市的作者，“联合书写”应该能写出更加多彩的故事。

“联合书写”是有创意的尝试，但挑选谁来参与联合、怎样联合才能达到讲述的目的，大概还需要更多思考和实践。如同合唱一般，不同背景的写作者如何就同一话题展开不同声部的讲述，从不同方向、层面走向集中、汇合，从而以丰富的语言最有力地呈现主题。这里讲究的是“和而不同”的艺术，大概更考验编者的心思。无论如何，《中心区变形记》迈出了第一步。我期待看到更多的城市主体拿起笔来，写出自己与城市的故事。也惟其如此，深圳才能成为一件永未完成的作品，经得起世人的想象和期待。

作者简介：严丽君，广东财经大学教师，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耶鲁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关注流动性、城市和历史人类学，主持教育部资助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双城生活’家庭策略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