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文

未来＋学院联合创办人、城市研究者和城市设计工具开发者

如何跟人说深圳有历史：再谈新遗产新价值

今天想和大家探讨的是我们如何向外界讲述深圳的历史，特别是作为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者的角度。这个话题涉及到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对城市空间的认知和未来的历史空间叙事探索。深圳并非没有历史，所谓历史及其讲述其实来自于我们对过去的追溯、建构和表达。关于深圳历史的讨论，我认为不必再争论“有”或“无”的问题，而是如何去讲述的问题。

深圳城市建设的主流叙事曾是“开山炮”、整体拆除更新城中村等等。这种破旧立新的叙述，忽略了深圳历史的连续性。深圳的历史不应被视为从零开始，而应被视为一个不断延续和变化的过程。

2013年蛇口双年展总策展人奥雷·伯曼对玻璃厂的改造策略是“轻轻触碰”，不要惊扰而是彰显工业遗存的特质或“魂”，并且重新命名荒废车间为“价值工厂”——那次展览对我的启发非常大。

我们常规认为的遗产，是那些被标识为世界遗产或中国文化遗产的物质遗存，是筛选出来进行立法保护的，基本上万里挑一。然而，剩下的99.99%的遗存，就是非保护、被忽视或被随意处理。这种保护方式过于狭窄，也限制了对遗产的定义和再利用。

因此，我提出了一种新遗产、新价值的主张，强调物质遗存的经济、社会、文化、空间和环境价值，需要被重新发现、利用和放大。深圳其实不应该套用既有的世界或国家文物体系、历史建筑体系、历史风貌区保护体系来保护它的遗产，而应采用并置、叠加、重构等包容创新的方式，来平衡保护和发展、延续性与可变性的关系。运用这种价值观，那些未被认定的遗产资源除了被清理之外，还可以以新旧并置、重叠等方式得到创新利用和价值放大。这需要从多维度评估遗存价值，找到遗存不同生命周期的曲线，以探索遗存的最佳保留及再利用、再开发的路径。

在2014年金威啤酒厂项目中，我们以“新遗产新价值”为理念，邀请了众多年轻建筑师和工厂老员工共同探讨如何延续工厂历史，我进而倡导一种保留原建筑总体布局进行新旧叠加开发的方案。然而，这种做法当时还很难被开发商决策层理解，最后作为折中，开发机构保留下一窄条筒仓集中区域，经过改造成为今天的“金啤坊”。

湖贝项目是深圳学术界共同推动的遗存保护事件，2016年我带领土木再生同事做的独立研究方案提出同样开发量之下保留老村祠堂和罗湖文体公园的可能性，但当时开发机构也还没有耐心做这样的新旧高强度叠加和兼容的尝试。在2017年上围客家老村的项目中，我们尝试了教堂、粮仓和废宅的延续性再现，甚至包括一个烂尾楼的再利用，这是探索新遗产新价值的初步实践。

在2019年—2022年我担任大鹏新区总设计师期间，我需要给各种开发项目设计方案提意见。我当时的主张是任何一个古村、任何一个地段都有历史脉络及资源，哪怕是一棵古树，都应该或也可以加以挖掘利用，比如建立公共通道和公共空间，把它们串联起来组成一个历史空间的叙事。当然政府相关部门、开发商及建筑师能在这方面达成共识也很难。

总结一下今天深圳对于遗产的观念及实践是什么状态？当然是不断有进步，但也不断有遗憾，比如2015年双年展主展场八号仓、2019年深圳体育馆、2021年滨海大道精华段等就已被拆除。但也有一些非常幸运的，比如2023年蛇口培训中心和当下的蛇口价值工厂水泥柱阵，因得到了公众和社区居民的关注及干预而停止了拆除工作。所以，公众的历史意识和对深圳的情感联系对于遗存保护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除了继续保留和活用好既有遗存的价值，我还在探索另一种新遗产方法，是将物质空间中接近或已经消隐的的历史元素结合空间叙事重新表达出来。深圳除了1979年之后的发展，之前当然有更久远的历史，比如盐业发展、蚝珠养殖、墟市变迁等，这些元素同样可以结合到深圳今天乃至未来的空间叙事中。

比如深圳最初的城市起步与盐业紧密相连，尤其在南头。汉朝为筹集对抗匈奴所需军费实行盐业铁业国营垄断制度，在东南沿海普设官办盐场，其中位于珠江口东岸一带的盐场被叫做东官盐场，这是今日“东莞”名字由来之一，汉代东官盐场及晋代东官郡的中心都在南头。东莞、深圳、香港历史相互缠绕，三地均有众多盐场。尽管这些古盐场大多已不复存在，但大鹏龙岐盐场在1988年才停止运营且至今仍遗迹尚存，在航拍照片中那片荒废盐田的水面犹如玛瑙般璀璨夺目。以往城市规划都没有考虑此片盐场遗址的保留、包括莞深港两千年盐业的空间叙事的可能，因此我这些年不断提议龙岐盐场未来至少应该保留部分作为盐场遗址公园，其余部分如果开发也要充分考虑其与原有地貌之间的脉络，让新建设也能够成为讲述这片土地故事的一部分。这一区域可以作为大鹏半岛海洋城市的新中心，在最可能面向未来的海洋城市景观中，深圳乃至整个珠江东岸两千年官营盐业历史也能在盐场遗址公园中被体验到。  

另一案例是“深圳墟”——很多深圳人都不知道或已经忘记的深圳地名源头。深圳地区最早的城镇当然是南头城与大鹏所城——均是面朝大海之城。两城之间的深圳只是众多墟市之一，直到清朝初期的地图上才首次出现。“深圳”地名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缘于香港割让租界以及随后兴起的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铁路运输。1898年英国拓展香港至新界，把界河也写作深圳河（当时的深圳河在深圳墟西侧，今天叫布吉河）。1911年广九铁路途径“深圳墟”并设站，一度带动此片成为珠江口繁华之地，深圳地位就更加显著，“深圳墟”也从最初规模向东扩展一倍至今日东门一带。然而在深圳45年的快速发展中，对于历史遗存的保护或延续意识相当薄弱，导致“深圳墟”绝大多数老建筑如骑楼、炮楼等遭到拆除，仅保留了两三条窄街作为纪念。我曾向深圳政协建议重新挖掘“深圳墟”的历史价值，至少应当准确标识出历史上各个时期“深圳墟”边界变化，特别强调出东西南北四门的确切位置，让人不经意间走在街上就能“再遇深圳墟”。现今用“东门”“老街”地名代替“深圳墟”造成地理命名的混乱，比如“深圳墟”西部门口位置也被刻上“东门”，历史信息传递变成“声东击西”了；此外，还可以通过规划手段增强“深圳墟”与周边区域之间的联系，例如“深圳墟”的南北中轴人民北路就与通往深圳火车站与罗湖口岸的人民南路是断开的，中间堵着一栋大楼（东门町欢乐城），应该从大楼底部开辟出行人能穿行的街道，从而形成一条贯穿整个地区的“人民路”。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彰显该区域的历史轮廓，还能有效恢复“深圳墟”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最后，提议将“深圳墟”设为所在社区的名称——“深圳墟社区”，以此来延续真正属于深圳这一名字的历史。

第三个空间再叙事建议是罗湖桥。作为1911年起就连接深港两地的铁路桥，一直到八十年代都是火车与行人来往两地口岸的重要通道，在中国近现代对外交流特别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角色无可替代。如果要评选深圳最具历史意义的文化遗产，罗湖桥无疑是不二之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许多深圳市民对这座桥的具体位置知之甚少，甚至未曾亲眼见过。正宗的罗湖铁路桥于2002年河道改造中被拆除并安置于对岸香港的小树林内，很多人最多能见到新替换的铁路桥，但其外观和结构无法跟当年工业化初期的独特性相比。我也在多种场合呼吁正宗罗湖桥应该回到深圳的公共视野中，包括与香港协商将退役铁路桥重新组装到罗湖口岸广场甚至公众能参观得到的深圳河上，为了促进这一进程我还提出了名为“又见罗湖桥”的公共艺术项目。

包括罗湖桥附近的渔民村，其发展历程同样值得深入挖掘。渔民村曾因率先响应改革开放政策、凭借口岸地利而迅速繁荣起来，吸引了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特别关注。尽管如今渔民村已一改再改变化显著，但仍可通过重新组织其沿深圳河长廊空间的叙事方式，讲述好一个真正的深圳边陲小镇在深圳大都会巨变中的故事，同时也是对“深圳并非小渔村”的具体澄清。对渔民村沿河长廊的扩展甚至可以延伸到深圳河口，乃至在滨河大道上上跨一个眺望香港山河景色的平台，同时可通过“神游深圳河”来体验界河两岸的历史变迁。

我把这些结合城市空间来展示城市历史的方式，称为城市空间叙事，则通过标记导览、创建新设施乃至公共艺术等方式，将城市已经消隐的历史作为城市设计素材，重新引入公众视野，让人们在城市空间中仍然可以走读体验城市历史（其它例子包括标记岸线变迁、用新媒体方式重现深圳开山炮等），使得更多原来通过书面才能读到的几千年的深圳时间线，也可以变成空间中的实在体验。

再次强调，今后谈深圳历史，有或无已不是问题，而是如何讲述的问题。“新遗产新价值”就是一种新的遗存价值观和方法论，既可以彰显既有遗存的价值和新的可能性，也可以通过空间叙事彰显已经消隐的历史。这需要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城市更新和各种开发建设机会的共同努力，请珍视与活用好深圳尚存、或正要消失或已遗憾消隐的物质遗存！

祝捷

AUBE欧博设计董事、总景观师，广东风景园林设计大师

从遗产到生活

深圳经历三四十年的快速发展，城市版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原来的自然生态岸线到如今围海造城出现大量人工都市岸线；而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深圳与东莞、惠州的边界也逐渐难以辨认，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已从一个“所城”“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全球顶尖的超级城市，城市密度、发展速度和开发强度均令世界瞩目。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深圳用生态红线很好的保留了其优质的山水系统，并实施了“千园之城”和“山海连城”等计划。然而，深圳的文化遗产，如客家村落和古墟等，却在城市更新中慢慢消失或被遗忘。

松元厦碉楼时光公园位于龙华区北部，靠近观澜。观湖街道拥有龙华区最多的碉楼，共计21座，而松元厦碉楼主题广场这一小块区域就集中了4座。这些碉楼已被周边高楼包围，与村落的联系变得疏离。尽管村子有200多年的历史，且文化传承良好，但村民生活与碉楼之间的关系却逐渐淡化。

最有意思的地方是，这四座碉楼原来不在这里。它们其实是在城市更新中被保护并且平移到现在这个位置。2012年虽然村子因为城市更新被拆除，但碉楼得以保留，并通过平移方式移至现址。原来村落有5座碉楼，第五座碉楼不幸在2012年的暴雨中坍塌消失。

这些碉楼基本都经历了百年的历史和时间的见证。它们在村子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功能，如避洪水、战乱时的庇护所、学堂和祭祀场所。这些碉楼就像是遗世独立的老人一样，一直看着村落的变迁和时间的流转，最后它们汇集到了这3800多平的空间里。

当我们进入到这块场地时，我们觉得如此珍贵的城市遗产被遗忘在如此一个边角的地方，特别希望它能重新回到松元厦的社区生活中。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村民对碉楼的记忆已出现断档，只有老人有所了解，孩子们对此完全无感。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设计手段，让社区日常活动与碉楼重新产生紧密联系，为历史遗产注入新活力。

场地内存在诸多问题，如公共空间缺失、植物杂乱、界面闭塞、空间内向且缺乏可达性。碉楼虽与村落、村民距离很近，但大家只能通过树梢看到其顶部，无法靠近或与其产生关联。

为改善这一状况，我们采取六大空间策略：保留现状碉楼和周边植物，打开封闭边界，强化空间轴线，特别是面向学校一侧的道路，以便学生放学后自然进入公园。同时，我们设计了顺畅的路径和无障碍设施，串联起四座碉楼，并加入精神性和内容性元素，讲述深圳碉楼的故事。

场地内的原销售中心将改造成为松元厦的“家风馆”，我们也进一步梳理其下沉空间和动线，使居民更容易进入。同时，打开主轴线，形成了更加开放的广场，为市民提供了弹性使用的场景。

在设计中，我们充分考虑了道路系统和无障碍设施，确保老人和小孩都能在其中自由游走、玩耍。还利用场地原有的高差，设计了架空的栈道，串联不同高差的碉楼，让村民和游客在栈道上行走时可以抚摸碉楼，感受历史的温度。

建成后我们能看到，永修碉楼变得更容易到达，很多村民在栈道上穿梭的时候体验不同空间变化的序列，小朋友们在栈道上下互相打招呼，形成很有趣的空间游戏场景。

对于倒塌的第五座碉楼，我们希望人们重新记起这段历史，所以我们尝试了很多方式，最后决定采用玻璃丝印的方式将其部分复原，但以“废墟”的形式呈现其曾经的存在。新的第五碉楼，能够很好地反射周围的环境，我们可以在新的“碉楼”里看到老的碉楼，形成有趣的时空对话，还可以看到周围的树和城市，这种融入的感觉让人很感动。广场的中间放了一个小装置，这个装置可以告诉大家这座碉楼它的历史，通过这种虚实叠加的方式让大家更强烈地感知到这座碉楼的历史和制式。

因为在3000多平米的空间里出现四座碉楼太难得了，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可以讲得再大一点，我们就想，深圳人对于碉楼到底了解多少呢？其实可能很多人并不那么了解，或者是并没有太多好的路径了解。既然这个位置这么的特别，它的属性也如此独特，我们就想是否可以在广场上把深圳的碉楼故事讲出来？我们研究了深圳所有的碉楼的制式、特点、历史故事等，在广场中央做了一个深圳碉楼分布的地图，把深圳最具有代表性的碉楼在深圳的版图上标注出大概位置，再通过光带的索引，索引到墙上，让大家了解碉楼的相关知识。

我们始终觉得做文化的遗产，如果只是去看，始终觉得不太够，因为碉楼本身是一种生产化、日常化的产物，希望现代人的生活重新回到文物里，让遗产成为生活日常本身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对碉楼的文化活化和运营做了设想，也得到了文体局的大力支持，比如和顺的碉楼，因为它有裙房，所以它底部空间是比较大的，靠近河边，可以把首层和外部空间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咖啡厅。永修碉楼在几十年前、百年前就是学堂，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小型的村落图书馆。陈道仁碉楼是家风馆的入口，也是老年人使用频率最高的地方，成为结合家风馆的一个茶室。主入口的陈康发碉楼，成为一个纪念品商店，我们甚至还做了周边产品的研发，比如碉楼主题乐高玩具等，希望将来有机会可以实现。

现在，这四座曾经被遗忘的碉楼已经重新开放给市民，回到了社区。村民们在其中活动频繁，跳广场舞、玩耍等。我们希望这份文化遗产能够重新融入村民和市民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生活日常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陈忱

reMIX临界工作室合伙人

废墟重生，在不确定中设计

今天的题目叫《双城记》可能会更合适一点，我们在北京做的事情和在深圳做的事情特别不一样。

在深圳，我们的工作涉及极大的规模跨度，reMIX团队秉持跨尺度设计理念，从几平米的艺术装置到56万平方米的深圳理工大学校园改造项目，我们致力于重建城市、学校、自然和社会之间的联系，同时解决超高密度带来的挑战。

相较之下，北京的项目则涉及不同的尺度和类型，主要是私有项目，重点在于改造过程中新旧元素的融合。新与旧的关系在这里可能是冲突的，也可能是并置的呈现出多样化的互动。

在创立工作室的前几年，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临时艺术装置，这些艺术装置经常是以改造项目前传的方式出现的。北京设计周曾繁荣一时，2012年-2013年间尤为活跃，那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时光。我们在白塔寺宫门口菜市场尝试搭建1000㎡的临时学校，存续15天，意在融合菜市场元素于艺术装置。还有为阿那亚策划的空间展，及大栅栏的低成本、低技术装置，仅用了一周时间，花了5000元制成，亦是国际媒体晚宴场地。这些装置中“包容”的理念让参观者成为创造者。通过艺术装置及改造项目实例，无论成败，均体现了在不确定性中寻求设计智慧的历程，虽然充满挑战与疯狂，却也回味无穷。我们的委托项目多为私人改造，他们的私有性和瞬息万变的不确定性与我们在深圳项目的公共性、确定性形成对比。

接下来，我会提到三个项目，一和三都在北京前门大栅栏片区，二则在白塔寺。 

在清华上学做城市更新时的我，是一种旁观者的方式，因为觉得是书本上自娱自乐的思维训练。2013年我刚回国，遇到了大栅栏更新计划，感到耳目一新。此计划通过短暂展览、低成本方式引入年轻设计师进行头脑风暴，探索社区更新。它的社区共建活动使设计师与居民深入交流，真正实现了设计师很接地气，跟当地居民深层次交流的状态。

我们首个项目是大杂院中的一户，60平方米-70平方米，楼梯坍塌，无采光通风。图片上蓝色的都是不同时期的非法搭建，院内空间拥挤不堪，而且产权也非常复杂。我们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研究，大胆提出把4户人家动员起来做社区共建和参与的项目，也得到了当时非常理想主义的业主的支持，深圳帮助我们组建了一个人类学专家组协助公共参与的过程，最终我们的方案是把整个房子4户都改了，各自安排合适的动线，优化的采光和通风。我们也保留了如果不同户主不同意改的方案预想，有备无患。但最后业主联系困难，专家离开，最终还是只能回到一户改造的方案，还预留了接口希望其他户主有改变的可能。

2014年，为了促进公众参与，我们又在那块地做了一比一空间装置，也受到胡同邻里的欢迎，但是因为缺乏合适机制，推广的进展缓慢。最后施工图完成了，但是楼下不是同一业主，且找不到人，房子至今未建。

另外一个项目也在大栅栏，是离天安门近的三进四合院，60多米的进深，条件优越。当时我们遇到一个加拿大人，他想在前门找地方租下来做精品酒店。政府考核完觉得他是比较适合的人选，但是需要我们替他们解决一个问题。2013年北京设计周要在这个废墟的院子里开一个媒体的晚宴，要在一星期内整好，提供40个国际媒体人在“废墟”中的晚宴场地。他很发愁，我们遇到他后就想试一试。

我们找了工人从这13个墙上打了13个洞，这些洞口上下左右、高低起伏，让人在穿过遗存或者是穿过废墟的时候会有感觉到这么多重历史，最后晚宴顺利举办。

我们拿到这个项目后受到这个装置启发，动线系统是非中轴对称，希望它是靠边的而且是在屋顶上，人很难得可以走在北京胡同连绵不绝的灰瓦的屋面上，可以摸到屋顶，一共12间客房。

施工开始后，这位加拿大人业主特别有意思，他说要用地源热泵，胡同很难用重型机械，于是找人打了10口百米深的井，挖地下室都是工人用手去挖。后来一个没有腾退的人，在我们开工时他突然增加了三个房子，认为我们挡到了他的日照就找来了警察。项目是土建完成80%后无限期拖下去，这就是在北京做改造的日常。

这个是在白塔寺，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建筑物旁边的小院子里。我们受到阿那亚的委托在这里做临时的十天展览。在这个展览中要呈现阿那亚当时在北戴河的十个非常有名的建筑物，也希望把海的感觉代入到胡同中。

在非常有限100多平米的院子中拆开后面的走道，就可以造成一个极长的动线，让人在暗区走很久，最后豁然开朗地看到白塔。因为进入这个院子的时候完全不可能意识到会这么近地看到白塔，所以我们试图制造这种期待和惊喜。

在这个展览里，你推开帘幕可以看到沙子，是工人从北戴河带了15吨的沙子，在这里铺了一个“胡同中的沙滩”，旁边社区的孩子根本没见过海，他们都会来玩。后来还在这里办了音乐会、讲座和电影。

下一个案例是我在上学参加的建筑Studio，和我的同学任天、徐珂、杨逸伦一起在南法的蒙彼利埃举办的南法艺术节参加一个小竞标。我们的作品有幸中标，之后把装置落地在这样一个小院子里。

我们设计的装置是2×2米的圆，放置在一个平常不开放的私人院子里，我们用华夫饼的结构呈现立体的枯山水，在上面挂了900多张树形卡片，正面写着各种情绪的中文和法文，背面是请参观者写他们某段记忆和希望。结果第一天就全部发完，他们写什么的都有，有人不幸抽到“悲”，他们会把“悲”划掉换成“喜”字，这就很有趣。最后把这些树拆下来拍的照片都形成了一个档案。

最后一个案例分享的是我们从北京搬到深圳之后就一直在找寻深圳的历史，我们的工作室设在华侨城创意园，因为对我们来说这里是深圳一个有真实的历史的社区。

今年值此成立十周年之际，计划举办一个十年展，希望继承大栅栏的精神，就要在社区里做，要做在一个可达性和互动性强，而且不希望只有建筑师来看的展。

曾经想入驻创意园要火爆排队，但我们搬来之后空置率超50%。我们向业主提议参考北京常见的空置房免费供艺术家办展，初遭拒绝后终获业主同意，在展览开展前一个月获得一间一楼带广场的闲置房。

我们和业主做了一个交换，免费使用场地但是要做一个策划A5119的空间未来潜力。利用创意园的真实与活力，结合南法的艺术节、白塔寺案例，A5119很小的空间在核心就像一个客厅一样，每年开放不同的闲置空间做临时性的东西，长久和临时结合起来就可以重新改变华侨城目前这种空置率很高状态。

后来我们的十年展于3月开幕，持续一个月。展览叫Trace，不光是Trace十年的探索，还有是Trace场地上奇奇怪怪的遗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保留了场地遗存如上下水管、镜子、裂缝等，采用非传统白盒子形式，结合环境展现多层次变化。

展览空间原来是店铺，三面玻璃，封闭却引人探索，周末的人流量很大，能不经意吸引众多观众，包括小朋友和宠物，构成了真实的生活场景。

黄彬凌

草图营造创始合伙人

此时此地皆人文——三个城中村社区营造

2020年，我刚到深圳的时候住在一个城中村里面，叫大和社工村。这个村跟龙华区300多个城中村一样，普普通通，90%的外来人口，除了两座碉楼和几排客家瓦房，剩下的都是多层民房，没有太多历史遗存。

当时龙华区民政局让我们驻扎在大和村，给我们提供一个住的地方，希望我们在那里服务一段时间，跟社工一起做公众参与，同时完成几个小微空间的参与式改造。

驻村后，适逢深圳全市的城中村综合整治，街道将投资一大笔费用做整治工程，我们参与了方案讨论，原本的设计打算将背街处长100m高12m的墙面用冲孔板遮挡。我们认为单纯的“整洁、漂亮”不必要，于是我们连夜做了4个方案，第二天拿到街道沟通，这些或许在工程上并不成熟的创意最终打动了街道的领导们，汇报之后，街道把整条街都交给我们设计，这就是后来的社工街。

我们希望城市更新采用更温柔的、轻介入的方法，不把原来住的人赶走，不管是租户还是原住民，都能参与到家园共建中来。

进村后第一件事情是“办流水席”，以社工站为据点邀请全村居民全天候不限时过来聊天，两天时间，我们和近百位居民深入交谈，与他们共同完成了大和村的故事地图，在这个尚还陌生的城中村里，我们也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批“熟人”。

我们隔壁一家糖水店前有处空地，在社工和“糖水诱惑”的帮助下，招募到近20个城中村的孩子一起做设计。房东家的孩子威威和小表弟都参与了设计工作坊，他们说烟囱看着像一只长颈鹿，最后还真的根据孩子们的愿望完成了“长颈鹿”的涂鸦。最后，这个乐园命名为“威威乐园”。房东把自家院子贡献出来，把车停到更远的地方去，空间让出来，成为共享儿童活动空间。

营造的不仅是空间本身，这个过程可以看到人的转变，曾经不同意开放自家院落的房东，不仅精心打理着自家院子的花草，甚至还主动给街上其他的植物浇起了水，街上的灯不亮，他主动去修理，运来新的装置，他来帮忙安装，甚至有时深夜还能见到他清扫院子的身影。社工街上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为什么叫社工村呢？2018年，龙华区民政局和观湖街道办将一栋民房改造成社工站，连接社区、社工，在这里探索打造一个专业社工实践基地，我们到这里时已经有十多家社工机构在村里包楼驻点，用社工的专业力量服务居民。在两年“软”服务的基础上，政府希望通过以空间为载体的社区营造，进一步探索龙华“社工村”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像很多城中村那样，大和村几乎没有任何公共空间，除了封闭的私家院子，所有的空地都被汽车占领，一到傍晚，村里的男女老幼只能挤在老篮球场活动。人跟车要空间，在“停车难”成为普遍现象的城中村推广无车理念必然不是易事，为了充分了解街上50多户居民的意愿，让大家自愿出让车位，只能挨家挨户做工作。用了两个月时间，我们跟社区、社工一起一家一户串门讲解，把车停到别处，共同收获了一个让土地呼吸的海绵街区、孩子可以自由奔跑的无车街区、婴儿车和轮椅畅通无阻的无障碍街区，成为城中村户外客厅的人文街区。

大和村土生土长的社区老书记的家也在社工街上，我们跟社区工作人员来到老书记家，跟他介绍街区改造的想法。听闻自家围墙外面要变成防诈骗电话亭和防AD（阿尔兹海默症）的“脑友记”装置后，老书记很支持，甚至主动提出要开放自家院子。考虑到老书记年龄大不便管理，我们建议他不定期向居民开放自家的院子，“志仁故事汇”应运而生。

为了实现“开放课堂”的效果，老书记的院子迎来了低成本的改造。树下的“奋斗年轮”彩绘标示出老书记人生历程的重要节点，每次有人参观他总是带大家到树下小坐，指着地上的日期讲述自己的奋斗故事。一面党史学习墙和一面老照片墙将老书记的记忆带回曾经的年代。社工街建造之前，老书记总是一个人跟他的猫待在家里，改造完成后，在街上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主动打理照顾门前的花草，和大家热情打招呼。

在即将进入2021年的时候，社工们问我们新年愿望是什么？我们说“希望今晚能把这10000斤卵石铺完！”。人多力量大，“卵石许愿法”让社工们在跨年夜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比拼，大家拉着推车、扛起麻袋，分散作业，把卵石铺设在刚刚栽植好的流水街里，别人的跨年夜合家欢，我们和社工们在这个跨年夜出了一身汗，好在零点之前，愿望实现，这条共建的雨水花园里容纳下每个人的新年纪念。

空间改造结束后，我们继续留在这里，开展了半年的运营服务，也在巷子里开展读书会等各种各样的活动。让人意外的是，社工街上最有人气的地方竟然是户外读书巷。某天凌晨一点半，路过读书巷时，我们发现有一位大哥深夜在此读书。凑上前去，发现他手中的那本书上满是拼音，问他在读什么，他把书翻过来给我们看，一本带拼音标注的《格林童话》，手边的矮桌上还放着一本《中国通史》。大哥有些不好意思，我们也没再打搅，一直到凌晨三点，这名青工依旧坐在读书巷里看书。

作为“专业”的社区营造机构，我们不会在村子里一直待下去，我们驻村一年之后就离开了，这时候“半专业”的在地力量继续接力。在营造的过程中，有几位住在附近花园小区的全职妈妈，慢慢发现了这里，她们租下这边的老房子，在这里进行微创业。目前，社工村已经孵化出益群社、益学社、益童社等10多个社区社会组织，给周边的居民提供托育、饭堂等生活服务，她们变成了这边的运营主理人。这些全职妈妈们都可以自负盈亏，还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些就业岗位，有的还带动了原住民一起在家门口创业。

我们离开大和社工村后，又来到了上围艺术村，这是个不太一样的城中村，依山傍水，一群艺术家在这里聚集，活化碉楼和老屋，是一个诗意且充满善意的地方。我们把工作室放到了这里，从“游牧”走向“定居”，也努力营造一片理想的工作场地和生活居所。

今年在上围艺术村建设了一个儿童馆，由政府提供场地、多家爱心企业出资赞助、儿童参与设计，在地社会组织持续运营。在街道的统筹下，股份公司聚合上围艺术村周边的企业力量，获得20万捐赠，用于儿童馆的建设改造，孩子们提出来想要一个空间，里面有很多棒棒糖，最后把“棒棒糖”放在了建筑的立面上。

儿童馆就像是一个“游客中心”，我们希望把村里的艺术家联动起来，目前成立了上围艺术村儿童友好协作社，把儿童友好服务延展到整个上围艺术村。目前已经承接了多期研学活动，其他村的股份公司有的也支持和购买服务，还有企业购买的员工子女福利，这些服务一方面可以给艺术家工作室带来一些支持，另一方面，收益还能够补贴儿童馆的日常运营。

福城街道茜坑老村，是我们从去年开启做社区营造的城中村，这个村在几年前就完成了综合整治，硬件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我们从村里的闲置空间入手，跟街道组织部、城管科和社区一起，采用更精细和多元参与的手法，营造了半亩田园和亲邻里两个标志性空间。

半亩田园是一个邻里共建共享的农园，我们以前做花园，发现花园后续维护比较困难，但农园是一个非常可持续的模式。以前，城市里不太鼓励种菜，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菜地会给人又脏又臭的印象，影响市容；第二，种菜成果的分配问题，没有菜地的人会“眼红”投诉。

半亩田园有统一的规划，要求菜田整洁、美观，不能使用农药和化肥，通过抓阄的形式和末位淘汰制，让居民公平地参与进来。其中60%的收成产出要用于社区公益，比如给孤寡老人和特殊儿童家庭送菜，还有一部分用于爱心义卖，义卖筹到的钱可以用来买种子和工具，是一个非常可持续的模式。

去年改造完半亩田园之后，街道组织部还发现老村还有几栋属于股份公司的闲置老屋，其中有一栋是茜坑老村老饭堂。在街道统筹下，召集了30位居民和40余家共建单位共商共议，对220平方米的老饭堂进行全面加固翻新，将原本用于堆放杂物的场地改造成为邻里活动中心“亲邻里”。我们发现政府的工作方式也在慢慢发生变化，想办法发挥村民的主人翁意识，聚合更多社会资源，捐款、捐物、出力，用共建、共治、共享的方式完成了亲邻里的营造。我们的角色则又转变为比较纯粹的设计师，让历史遗存跟现在的居民生活更好地对话。

在今年的世界儿童日，我们还招募了20组亲子家庭，和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同调研“茜游路径”，进行测绘与访谈，针对待改造场地，绘制设计草图、制作设计模型，为茜坑老村儿童友好空间做设计。 在接下来，会有一个儿童游戏空间落地。

城中村是深圳的代表性历史遗存，我们每天都在跟居民打交道，做城中村社区营造，与大家一起创造一些“新遗存”。

本文根据现场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