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

审校/编辑/前言：邓世杰

图片来自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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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讲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作为建筑师、设计师往后还能怎么走？在不久前，Instagram和小红书出来了，它引申了一个很有趣的局面，我很多客户现在都跟我说“我知道这个”，然后就在Instagram和小红书里面拿了很多案例给我看，就说“我要这个”，他都比我懂。

这个局面让我思考了很多，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给我的信息是说“你懂，因为你看了很多书”。在互联网过去20年的发展里，对我们作为设计师甚至老师的一些角色其实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影响。我讲这些问题是基于我在香港的观察——建筑师的工资20年都没有涨过。我的师兄毕业出来工作的时候，他说我们月入不足2.5万块港币，那是1990年，现在工资还是一样。

我们作为建筑师的差异性是什么，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我念了六年书，我爸爸妈妈花了很多钱把我送去英国，但我们20年没有涨过工资，这是一个很现实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建筑学院特别多，本来香港只有港大一家。1990年代有了香港中文大学，还有如珠海学院、城市大学，理工大等等的设计学校。

这意味着本来每年有70位建筑师、设计师毕业，现在差不多有300位，但土地却越来越少，最后我们怎么支撑？

也有一个网红的困惑：网红有好、有不好。网红是说作品的照片可以很漂亮。我们公司也必须雇一个做效果图很厉害的人，因为现在假的比真的更漂亮，那为什么还要用五年时间来做一个建筑物呢？因为我们肯定不希望作品只是网红而已。我在奥地利的蓝天组工作过，我学到一件事情——什么都可以建得出来，你只要有想法、有钱就可以建得出来，技术上完全没问题，并没有我们建筑师说得那么漂亮“只有我可以这么做”，这里有太多“自我”，尤其是大咖。我不愿意在一个只是崇拜大咖的建筑师氛围里面工作。

2011年，因为我没有接到项目，我就去做慈善服务：帮人家翻新房子，组织了一些朋友还有香港的公务员，组了一个义工团去翻新房子，我们翻新了500家。我想，这是不是在运用我学到的东西呢？当然，有一些比较基础的想法是“快乐”，这是一个美国建筑大师路易·康说的，他说做这个行业其实是为了快乐。

我回想起在英国剑桥大学时，我老师跟我说，你不觉得建筑师让你越来越欣赏这个世界吗？

我觉得对啊，原来建筑学跟建筑行业是可以分开的，我学的是建筑学，我现在是在运用建筑学而不是建筑行业的方法，建筑学让我更欣赏这个地球。

我跟很多人分享过这个理念，他们就加入了，因为他们会觉得你让事情变得快乐，这是一个基本。

我们在几年前就想公司怎么去发展，因为发展不是为了钱——当然是为了生活：大家也要生活、吃饭、穿衣服。有理想，但你不能把理想当饭吃，那理想能不能有市场呢？我们这几年不断研究这个事。

我们很注重几个事——“美学”的应用，美学怎么用在这个世界里面，还有怎么叙述。因为建筑师都是吹牛很厉害的，吹得天花乱坠，只有“研究”是要真下功夫，吹不出来的。现在所有东西都可以在Instagram或者小红书上看到，但研究不同，研究是要一个很艰苦的过程，所以我们觉得现在要把精力放在这几个板块上。

我们有一个宣言，我们觉得营造空间需要平等的，不是说你有钱，你的空间就很好，你没钱就烂了，不是的，大家都需要阳光、风和美的自然物料。我们希望空间是一个营造幸福的容器，美学可以提升人对于幸福的感觉，幸福是买不回来的。

这八年来，我们一直探索一个未来的问题。当然了，你看到“城市”、“人文”、“美学”，觉得很OK，为什么里面有“商业”呢？拜托，我也要吃饭的。我会以几个案例会说明商业怎么样跟城市、人文、美学一起营造一个幸福的商业体，让商业的公司更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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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城市

这是我的办公室。我第一个是说城市，从大说到小。

创想湾仔旧市区
一个很大的消费机械

在这个项目里，我们要幻想一个城市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很酷，就叫几个朋友在我家里的餐桌上谈，然后做展览。那时候我白天打工，晚上做展览，做了一个叫“很大的消费机械”。因为那时候我觉得香港只有消费，现在这个局面越来越严重，不只是一个很大的消费机器……这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设想。

香港湾仔有一条桥跟民居很近。我想会不会过了很多年之后那些楼跟桥可以生长在一起？这个作品说明了25岁的我多有理想，哈哈⋯

波士顿旧区重建
水是生命 是动力 是形式

我也参加了很多设计竞赛，但是输了，我输了之后，就把这些设计作品转变成展品，在2007年的伦敦建筑艺术节展出。这个作品是讨论波士顿怎么才能在污水处理厂上盖房屋。以上两个案例都是我25岁以前做的一些小事，有人说为什么你那么叛逆，所做的事情好像跟世界有一种紧张感。

我觉得我不是叛逆，我只是对这个世界一些不公平的情况，比如一些老人家的处境觉得好生气，为什么我们建筑师的快乐不可以跟人家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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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文

排档创新

香港有很多街市，例如有一条比较有名的庙街。我们用了四年的时间，对香港的一些排档做了改造。

那时候，花园街发生了一场火灾，政府内某些部门非常“聪明”，觉得火灾都是因为这些排档引起的，我们就砍掉好了。什么！？4063个档口砍掉？这是4063个家庭，是不是疯了？就因为这么一场火？还是因为想不出解决方案？

所以我就跟理工大一起做研究，那时香港刚刚成立了一个社会创新研究所，我是首届的硏究学人。上面这张图片中间的人这是我，那时候我必须穿这个红色的马甲，说明我是来做研究的，而不是来调查你有没有卖毒品或违规经营。

这是通过创新设计做好了的排档。香港有很多东西的设计都是绿色的，我问了下，才知道没有法律规定一定要绿色，那我就不管了，我就把这些设计个性化。

我们琢磨了很多研究方法。我做了八个月的街坊访谈，就像图片这样听他们讲，然后人家觉得我很傻。旁边的梁志远博士是社会科学家，他是团队中的一员，我们的团队人员包括艺术家、机电工程师、房屋防火结构专家等等。

在研究方法里，我们研究了怎么拍摄排档才能获取准确的数据。因为一条街有223个排档，每次拍的时候距离、角度都要很准确才可以。最后，这个拍摄成果也成香港的文献，文献对一个城市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们为了理解排档原来的功能，做了很多结构，拿了不同材料，然后砍成这些板块来组合，还要放火去烧一下，看哪个材料和厚度最好。最后我们的结论是1.5毫米，因为我们的研究显示60%以上的排档主都是65岁以上，太重的话，他们抬不动。所以我们要研究排档要什么形态，才可以让老人家也来开档。设计还要考虑下雨的时候可不可以把排档延伸出来成为一条挡雨的街市。因为平时要考虑消防通道，一开始的设计是没有遮顶的，我就想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把遮顶拉出来就行了。

所以现在就有这个设计，你可以拉出来挡雨，也提高它的营销空间。

我们做了四年，帮这些排档全都换了，政府批了2个亿来翻新所有的排档。但我最骄傲的是什么呢？我没有把这个设计申请成一个专利，我送给了一些做工艺的施工方，让他们直接跟排档主沟通。我也去了立法会汇报这个研究，政府默许了，就批了钱推动这个项目。

游玩空间

这是另一个项目，叫“游玩”。因为我们做了排档的设计，很成功，政府问我们能不能参与设计香港的公园。

香港的公园很烂，我给你看看多烂，都是这样的，这根本不是一个公园。我觉得这个最好玩的部分是它上面有一些树，但全是假的。那为什么要真的树呢，这就是研究的起点，为什么小孩要自然、要冒险？

“玩耍”，这次我们的团队跟以前一样都是跨专业的，有一个儿童心理学家，还有理工大的客座教授萧博士，他是做公共设施的大咖，在国际上都非常有名，我拉他进了我们团队。我们做了很多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我发现一个事，我们大人都错了，玩耍就是为了玩耍，不是为了学习，这很重要，就像谈恋爱就是为了谈恋爱，不是为了结婚的。

其实玩是很讲究的，但是我们发现香港一些玩耍的公共空间只能做到图中的1-6，7-12是没有。 

另外一个是共容性（Inclusive）的问题，除了孩子之外，一些工人、父母、清洁工等都有权利享受公园，我们觉得公园是大家所共同享用的。然后我们开始做研究。我们把香港公园进行分类，分出不同的级别。

香港有632个公园，其中105个是室内的，我们没有全部都去，找了22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案例。

然后要统筹研究工具，工具很重要。为什么工具里要有名片呢？又是那个问题，人家怕我们是城管。

做调研其实挺烦的，我们要找一些可比的数据，比如你问“你觉得这顿饭好不好吃”，只有答案“1”跟“0”的主观数据。你要这样问“你觉得一顿饭有多好吃”，答案选择是“1”到“10”，这才是可比的数据。以前很多学者其实错了，找主观的数据，问小孩“觉得好不好玩”，答案经常就是“好玩”，但怎么好玩呢？所以我们要梳理出来。还有个问题是小孩不专注，问问题要很快，问家长也要问得很快，这个事情确实是非常艰难。 

在这个问卷里，我们还要标注天气，晴天跟雨天是不同的。还有时间问题，这22个公园点，我们要一个星期内走完，不然采访的时间点不一样，下周又要重新做过，要不就不准确。

我们在做排档项目时研究出来的科学拍照方法也用到这个项目。另外，有很多人说香港的公园很不好玩，我问哪里也不好玩？不够高？我就去量它的最高点是什么，我发现最高点是2.6米，很矮。现在有数据了，你可以跟政府说公园最高的东西都是2.6米，人家都是十几米，很刺激，你们做的公园很闷，我们有了数据就可以说出来。

我们还要画，这就很费劲了，因为我们不能每个点都飞无人机，要手画的。因为很多公园是没有图纸的，政府盖完就不保留了。

除了画图，我们还要问问题。我们在答卷里发现，原来大家去不同的公园，其实跟学历很有关系，比如去将军澳、中环公园的人就很不一样，这个关系是挺有趣的。

我们还做手绘记录，画了很多。你觉得这些画得怎么样？挺好的，知道谁画的吗？——我画的。

我给你们放一个短片，不过没有音乐，我做一个旁白。

（现场播放短片）

这是一个活动，我们叫“有策略地问问题”，是要让小孩给意见的，因为一般你跟小孩做问卷，他不会答的，所以必须通过游戏。活动有四个环节，一动、一静，一动、一静。

这是静的活动，可以看到小孩很天真烂漫的一面，访问他们很难的，所以让他们画。第二个游戏是让他们动，让他们说，还要他们想自己的想法。原来他们超多想法，现在你想想不到他们有多聪明，我们有两个年龄段，一个是3-6岁，一个是6-11岁，11岁以上就不用问了，因为他们不去公园。还有一个是让他们叠盒子，我故意让他们叠高一点，就是做一些高的东西。可以看到我们做这些事情，所有材料要准备的事情是挺困难的，我们要二十位同事来组织一次活动。

我们让小孩子用蓝色的笔画他们想要的公园，计时一分钟。用黑色圈出他们最想要的，用红色的笔把他想留下的圈上，最后是用绿色的笔把他第二个想留下的公园元素留下来。我去扫描了之后，把蓝、黑、红、绿分出来，就知道大家最想要的是什么了，答案是秋千、滑梯，都是危险的设施。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你们一定要投，不投就是小乌龟。

喜欢A还是B？（现场举手）99.9%都是喜欢B的。

这个比较难了，A的举手？大概10个人。B的呢？（大部分人举手）

这个呢？50比50。左边这个是日本建筑大师设计的。

这几张图主要是看小孩子对自然物料的感觉，但每个选项的分别会越来越含糊。

这个很奇怪，有些小孩觉得A太危险了，他觉得是大人的游戏，所以他们都是选择B的。

这也很有趣的，我不知道大家选什么，不过我心里面是选B的。但看了这个，小孩又选A，因为他觉得B没意思，觉得A好玩。

我们的数据最后用简单的统计数学算出结果，引导政府怎么建立其他的公园。

还有这个游戏，我让小孩子来设计，弄一个城堡、秋千、滑梯、小房子都是比较高的，那个盒子都是可以让我们量化公园的高度。

还有最后这些棋子，棋子是给大人玩的，是角色扮演的游戏。我们叫“公园麻将”，四个人打，分为建筑师、政府、业主或管理人员，还有一个是家长，轮流扮演，看看大家的角色是怎么样。

公园其实是人跟人、人跟自然、人跟物、人跟自我发生关系的地方。

我们有时候忘了最后的“自我”，公园是可以自己一个人看看书、看看花、看看小鸟的地方。

我们这个研究报告出了9本书，写了二十多万字，我们觉得很有成就。我们还做了很多研究，后来很多人叫我们做学校，因为他觉得我们很会跟小孩打交道。

宣道小学

要在一个很拥挤的空间里做设计，这是香港的现实。我们收到一个挑战，在香港宣道小学做一个音乐室。我们做了一个很像小猪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很密，跟现有建筑贴很紧，所以我不能做得方方正正，不然就很压抑。这时候建筑师的力量就出来的，我们要做曲线、做几何,让小孩在里面觉得不压抑，也因为我们这个东西，现在腾出了很多空间。

深圳景田金生国际幼儿园

这是鲍静团队做的，她是我们在内地的代表。这个项目在景田，也是因为我们做了公园的研究，甲方觉得我们很懂小孩。我们建议墙体不要直，因为小孩希望跑。让整个空间外跟内都是这个样子，还有很多躲猫猫的空间。然后他说“好！”，但是贵，那就做首层吧，现在施工了。

我们用了很多自然的物料，因为这跟小孩的学习很有关系的，小孩看到越多自然物料越开心。们也设计了里面的家具，很多概念都是根据小孩对空间的理解，包括自然、光线、流线、动线，不需要很多颜色，我们的研究没有显示丰富的颜色对小朋友是好的。

光房

我想说说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带给我很多其他的机会。

香港有一个团体叫Lightbe，“光房”。他们专门租空间给一些受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他找我，因为他觉得我比较闲，所以我就做了。

他有6套房，一套房住两个家庭，所以有12个房间。我说你要腾出一个房间出来，为什么？因为你要做一个社交空间，做一个共享空间出来。怎么做呢？——灵活。这个共享空间，我让他们在晚上7点前是共享的，大家都可以用，7点之后就变成其中一位比较年长租客的大儿子的房间，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建筑体，又是私人的又不是私人的。我用了很多简单的材料，一些回收的木头，我也让这个地方变来变去，像变形金刚一样。

有些家具是宜家家居，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买的，我那时候很穷，我只是一个老师。他说不能用循环再造的材料，因为这些材料比较贵，最后我就捐出来了。全部都是我们捐出来的，而且自己做，拿了木头自己干了一两天，很开心。这个项目不能说是带给我们很多机会，而是让很多人有更多机会了解到我们是什么样的公司。就是有点疯，为了一个事，情愿自己赚少点。

给香港长者的漂流梦

2014年在新加坡，我做了一个长者的Home，那时候还没强调社会老年化的问题，我只是看到老人家觉得很可怜。我看过一个日本的电影《楢山节考》，讲一个村很穷，每个老人到了70岁，就要把自己的父母背到山上等死。一个提起这个电影，我就有点伤心，但我们的现实就是这样的，我们家里的成员满了，就逼着老人家离开。我觉得很气，所以参加了这个比赛。

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大概看了15家老人院，他们其实有30%的老人家因为老年痴呆或帕金森，都是在躺着不能动的。但其实他们是有意识的，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去旅行呢？那时候还没有高铁，我就用了一台很旧的火车,很认真地研究一个房间有多大、车厢有多大等等。我们还设计一个软件，老家人可以在里面约会，认识朋友，一起上火车，如果配上了，就可以付多点钱，要一个大的车厢，很浪漫的。

我们没有赢，因为这是一个未来项目，一共有七家公司进行最后的评选，最后评委说你的东西很难实现。我很想实现，我希望你们支持我做这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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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学

M+充气展览景观设计

M+请我做了一个室外的公园，是给人来看充气的艺术品。我们做的路是比较小、很窄，去看的人要一个跟着一个走，有的时候路会变成椅子，椅子会变成路，很艺术化。我开玩笑说，这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画，用混凝土画的。

路劲地产企业馆

路劲是一家做道路工程的建筑公司。他们想在地产企业馆做一个展。我就想到地产界很多成熟的男人，比如万科的王石、万达的王健林，他们都是有一定成就的男人。我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小男孩吗？他们有没有玩过四驱车呢？那就让他们进来地产馆玩四驱车吧。路、车、玩，多好！真的就盖出来了，也放上了四驱车。

我们拿了很多奖，但最关键的不是奖，你们知道田宫模型吗？就是做四驱车的日本公司，他们打电话给恭喜我，说你做的这个设计，给我们御宅族（宅男）争了一口气！
他让我们做香港旗舰店的设计！你看，这就是网红的作用。

K11游玩仙山

K11说你很懂小孩，你能不能做一个能玩的艺术品？我想到了《西游记》，我让大家在里面蹦蹦跳跳。K11在香港的展馆有400平,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外面是地铁站。地铁站的人匆匆忙忙走过来，看到展览里面有人在玩会很好奇。我认为会有很多小孩过来玩，结果全是来打卡的大人。它成为K11最成功、最多人去的一个艺术品，给我们争了很多面子。

香港馆
深圳国际文化博览会

我们也有新的方向，为香港做了文博会的一个展馆。你们去过文博会吗？都是卖香菇、云腿什么的……但我们香港有什么可以卖的呢？我说我们要卖房，房贵啊。通常一个房子是垂直的塔楼，我们就让它旋转90度，横在那里。我们用99块阳光挡板做了一个展馆，里面放阳光，也有一些产品。但大家去了之后都不再看产品，就看空间，也是网红打卡。我设计的时候故意退让了大概五米的空间，方便大家拍照,也是赢了那一年的大奖。

香港巴塞尔
视频影像展位

巴塞尔也雇我们做它的一个影像展馆，我就以蒙太奇为概念，做了一个好像永远说不完的展馆。这也有点像香港做房子时搭的棚，好像永远建不完一样。我们用了很多很便宜的材料来做这个比较有力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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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商业

最后是你们觉得最莫名其妙的板块，我要吃饭的板块。商业是什么？每天都是商业，你坐滴滴是商业，你打一个电话也是商业，商业是叙述、是讲故事。Every project is telling a story。

活托邦：
服务公寓

这是旧房子的翻新，这个项目的业主委托我们来做，也是因为光房的项目。所以有时候，如果你信佛的话，知道因果——做好事是有回报的。

香港的问题是居住的问题。一个很狭小的房子，10平的租金都要1万5千元一个月。我对委托方说，我也来帮你设计10平的房子，会做得很好，但怎么控制成本？我们公司是做品牌的，这是我们做得非常好的板块。我们的客户包括香港特区政府、汇丰银行和太古集团等等，巴塞尔委托我们也是因为我们能做品牌，我们可以让人家开心。没有一个活比让人活得更开心更有成就感。

于是我们想了一个共享空间的概念，现在的活托邦有三个，每个都有很大的living room，下图是活托邦在旺角的茶室（tearoom）。

同时客户也会有非常漂亮的房间，我们的床都是做得比较高一点，让你的行李可以放在里面，也有很多智能家居。而且也不会很贵，最便宜的9000多块一个月，租的时间越长越便宜。也提供很多服务，比如每周给你清理垃圾，换洗床单等，但我们提倡用可持续的环保理念，按需求来付费，不会像其他服务式公寓一样，每天给你换东西，这样很浪费。

这些价值观让我们的客户群很满意，因为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聪明人才来这里住。我们的目标客户群体是懂得生活的外地年轻人，需要私密空间，同时需要社交，喜欢自然的物料和匹配的品牌。我设计的品牌宣传语是“STAY CLEAN YET…SAVE WATER”让你感受到这种生活态度。我们公司如果做建筑一定做品牌，送给客户也要做——当然了，现在很少送了，都是包在服务里面。

因为品牌才是可以延伸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硬件，硬件是谁都可以做。

这也是那个Pinterest网站的问题，你想要简欧风格，它会列一堆给你，你要简中，它也会给一堆你，要蓝天组、马岩松，也会给你一堆，都一样。我们的硬件是一样的，灵魂不一样。我们要花很多心思去让我们的建筑物有一种整体感。

PMM传媒工作室

这个项目有点奇怪，不过我想提一下。这个项目是设计一个办公室。郭先生是一位麻将馆老板，麻将馆老板是什么背景？你自己想一下就行了。他很有心，他把一个2280平的空间租给银杏馆（香港一家以社会企业形式经营，老有所养、老有所为，以聘用九成长者为员工的食肆），租金很便宜，2万块一个月，相当于是送礼，因为在香港旺角起码要20万。他让儿子小郭来操办这个事，小郭委托我来设计银杏馆，他成为了我很好的兄弟。他也请我来设计他们父子共用的办公室，那里曾经是郭先生麻将馆的办公室，就在银杏馆的旁边。设计到一半，郭先生因癌症去世了，小郭跟我说，郭先生生前有一个很喜欢的家居能不能放进去？我觉得格格不入，因为本来的设计风格是古典的嘛，放进去很难的，最后我用了很多方法让它可以融在空间里面，变成艺术品一样。用了很多自然的物料把新、旧做一些交错，把这个很小的空间做得很有味道，让爸爸跟他儿子的关系可以永远反射回流在那个空间里。

银杏馆新越南餐厅“越老”

这让我们赢了深圳全球设计奖的金奖。其中一位评委说你是个好人，你做得很好，还写了一篇文章，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荣耀。他文章说的意思是，未来的空间设计什么都可以做出来，都是网红、都是大咖，所有都是大咖，抄来抄去。

什么时候才会有人真正去看背后的运作、造价、意义、社会责任甚至是生意？

因为我帮客户设计时是考虑生意的，比如活托邦的项目，我还帮他做定位的，包括房租的价钱和运营的地方都是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公司很奇怪，有很多奇葩的人。 我们在做银杏馆项目的时候，还帮它定位具体要做什么产品。我们第一个要考虑的事情是老人，一是老人舌头不好、二是老人有点慢、三是菜式要做得很稳定。我们想过做茶餐厅，但茶餐厅很难的，干炒牛河抛锅很累，烧叉烧也很累。我们研究了一年时间，决定做越南菜，作为一个建筑师一起来想生意。

去这个地方的人，不是去看设计的，而是设计里面的主角——那些老人家。图片中的那位冲叔（音），冲叔是主角。这个地方本来是夜总会，我留了很多它原来的痕迹，我也故意做得有点法国的风味，因为越南被法国殖民过。当然，我也做品牌，画了很可爱的公仔。你们有没发现其中一个公仔有点像川普，不是故意的。

细味公平

为什么我做那么多品牌呢？其实从这个项目开始的。这是在2012年，那时候我没什么活儿，人家找我做一个品牌的翻新。我做了这个细味公平，Fair is an new taste，我们用了很多时间想这个宣传语，因为品牌宣传是很残酷的，品牌的首个字母不能是“Z”，不然在排行里面就会很低。所以我们用“F”,高一点，“公平就是最新的味道”。我在设计的时候，我不会只想建筑有多酷，有多网红。这是我最小的建筑，因为它里面包含了幸福，有商业的系统、有美学、有味道的五感，所以它也是一个建筑物，因为最小的咖啡盒子里面其实就是一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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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团队

当然了，公司不只是有我一个人，我站在这里演讲，是因为我的广普说得最好。我很感谢刘振宇先生和鲍静女士这两位搭档和全体的同事。我很感谢他们，我跟一帮很有温度、很有想法、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做了一个我们觉得非一般的事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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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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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听你的讲座，我觉得受益良多。像你刚刚讲到的，你现在可能在道德方面有自己坚持的一面，所以做建筑的时候融入很多自己本身的见解。在面对现在建筑市场不是那么好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平衡你对人文的坚持和事业上利益驱动的冲突？

阮文韬：

那是不冲突的，因为人必须有道德，这是一个人很基本的问题。我们永远觉得这两个事情是有冲突的，我现在反而不觉得它有冲突，我觉得两个应该是融合的。特斯拉的出发点是什么？它想解决全球新能源的问题，不只是做电车。

而我们想成就的是空间的问题，老人、年轻人居住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就会成为市场的一种选择。

咖啡做得好喝但不好看，你不能当作礼品，不能让你赠送的朋友感到温度，这就是商业和品牌的作用。

不是因为每一天都要用最好、吃最好才是一个人，人是很复杂的，所以我为什么说快乐建筑/建筑快乐，快乐要建筑出来，包括友谊、感情、父母、包括好的一顿饭、好的景观，钱、物质都是快乐的元素。我觉得作为一个建筑师，选择这个职业的人肯定99%不是为了钱。我觉得能对社会有贡献又能赚钱，这样的人生就很满足。

还有一点是关于我们团队的，如果我今天站在这里演讲，收到大家的掌声，但是深圳、香港公司的同事每天加班十多个小时，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我觉得我也是失败的。我觉得我做的事是一个平衡的艺术，希望每一个角都不会倒，而我们公司的角比别人多两三个而已，其他都跟别的公司一样。我觉得心态很重要，我觉得建筑是让心态改变的一个容器，这是我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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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

你有没有试过在做调研的时候碰到这样的情况，可能收集很多数据，也得到很多答案，但不知道这些数据的结论怎么帮助设计，比如小孩的确是比较亲近比较真实的植物而不是假的。但现实问题是如果我们要植入真实的植物就需要有比较高的运营成本，会不会觉得我得到了这样的答案，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阮文韬：

所以才需要建筑师，我们要仲裁。我觉得我们的角色是一种平衡，我不相信直接的意见可以推出去，这是不科学的，这是没有逻辑的。不过这是一个好问题，你说的植物问题，我们调研完之后，还需要继续思考和辩论，我们还要继续问小孩子，要来来回跟很多人打交道，然后才出来一个结果。

我反对的是建筑师把“自我”放得太大，我觉得我们的力量还要仲裁，还要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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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

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你的设计意图在落地之后，使用者可能并没有按照设计的意图使用，比如像共享客厅这样的设计，会不会出现居民并没有想要共享？

阮文韬：

有很多。当然，我们也会从这些失败学到很多的经验。我还是这一句话，我反对建筑师太过“自我”。我觉得如果我们多用耳朵听，让我们用户的意见可以流露在空间和预算里，我觉得这样已经够了。不是所有项目都是成功的，有跟多跟我们想法不一样，比如小孩，你以为小孩很喜欢冒险，但有一些小孩觉得太危险了，你以为他很喜欢植物，其实他也觉得蚊子咬我，我很怕。因为我们比较喜欢作品要真正面向大众，我反对面向大众时的两个粗暴做法，第一是“我是老大，你什么都不懂”，特别是运用美学，因为很多人对美学观念是不一样的；另外是别人做过的事情，我也照做，也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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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

刚才有一个女生提了理想跟效益之间怎么平衡这件事情，我还想再延伸几个问题。因为我现在也在创业阶段，也有跟你一样的问题，理想很丰满，现实比较骨感。你虽然有理想，但你要怎么让你的合伙人能够跟着你的理想走下去呢？还有我觉得我们做建筑有的时候真不是品牌，因为品牌是一对一的服务，要有延续性，基本每次都是定制的。比如你刚才讲的项目，每个项目都是不一样的，它设计的条件、业主的要求都不一样的，所以你做的东西就是定制，但定制本身是昂贵的，费用未必不能支撑运作，有时候觉得理想走得不会太远。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让你的合伙人能够跟着你一直走下去，中间不会有一些怀疑？我觉得这事情是挺难的。

阮文韬：

确实是挺难，不过现在不难，直接说一个汇丰银行的案例，我们做它的分行品牌，想的一个概念“人怎么去用银行”。现在的银行尤其在国内都是很麻烦的，我今天早上在银行待了一个小时，就是为了盖一个章。银行的生态变了，一个那么大的银行找你设计美学，但同时还有市场的影响和有人的想法，总得有人去推测未来的银行应该怎么样。

其实所有事情的都是供跟求的问题，香港有太多公司，但求不多，所以通常要更便宜，同时还能解决问题。

我们平衡了供求的问题，现在是求在改变，开始采用我们的想法，他不再想让一个保守的公司来做，我们作为一个年轻的公司很懂这个世界怎么运作。

我们会用小红书、懂社交网络，他看好就是你的年轻、你的活力，你懂得新世界运作的方式，这是供求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你创业——我只是分享——大家都是建筑师，打一个比方，如果我永远站在一个建筑师的立场来做，我不会做品牌，“我什么都不做，我就是要做安藤忠雄，我不做安藤忠雄我就是一个废物”。太多人想做安藤忠雄，但求只是一两个。我幸运的是我曾经受过一些品牌的训练，让我不去做一个传统的公司。我发现甲方越来越想要的是品牌而不是建筑物，因为很多空间是在互联网里，实体店全部没有了。建筑学院不会教你供求，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现在提倡的是设计思维，设计思维是讲究供求和经济效益的教育。

我建议在座一些建筑界的朋友，我们必须要想供求的问题，现在的世界有什么是缺乏的，我们要去研究，我们可以改变。上善若水，我是水，我不是安藤忠雄，我变成他也没有什么用。

我只是觉得我抛弃了这些执着，让自己变得可以拉平供求的问题，这是我们公司的本，但千万不要忘记了对社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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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

我不是建筑师，但是我也参与过建筑工作，有时候我在服务建筑师的时候，发现建筑师也不知道要什么，我发现到了最后，不论是哪个行业，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的工作里面有一块是“聆听”——“聆听”对象想要什么。但对象说出来的也未必是真的需求，比如小孩子本身就有这个问题，另外，两地的文化教育不同，需求也会不同，可能有一些地方的小朋友更偏向没有风险感的东西，香港的研究成果能在内地用吗？ 

阮文韬：

你说得很对，每个地方小孩的想法是不同的，大人也不同。打一个比方，老外的小孩比较野，他们对空间的感觉跟香港不一样，有些人的家是一个平房，一出门就可以到处跑。我小时候出门也跟其他小朋友玩，打棍球，打完就回家，其实打了一年也不知道他叫什么，这就是每个地方的文化差异。

市场覆盖是有一定范围的，你服务的是香港、深圳、温哥华还是伊斯坦堡，都是不同的。我们第一个工作是做区域分类，消费群不同，你设计的东西就不同。比如为什么你在那么多超市品牌里会选择家乐福去消费？因为家乐福的品牌让你觉得美好，这时它的延伸就比其他品牌强，它保持了核心价值。我只能说小孩子都是一样的，核心价值是要快乐，玩耍就是玩耍，不是要学习。小孩有一些不同的生活习惯，但是他们向往的事情一样，我一直都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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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

我特别想问一下你在创业初期委托项目不是很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放弃创业这条路，不知道你怎么熬过来的？

阮文韬：

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当我最低潮的时候都有一些贵人来帮忙。那时候有几个项目让我的金钱和精神都崩溃了，很感谢大家乐集团给了我一个机会，其实我当时也没有做过餐饮，大家乐成为我第一个很成功的品牌案例，之后做了一百多家，而且大家乐集团继续让我做他们其他品牌的创始人。在贵人帮助的同时，也要继续学习，学习为什么会输，因为你定价太高、清高或者设计太烂？这都要学。不怕没有项目，怀疑自己是最可怕的。怀疑自己白白读了那么多年书，浪费了爸爸妈妈那么多年支持，浪费了朋友的托付，浪费了客户对我的信任。

我觉得最大的推动力是客户，我不想辜负客户，他们都很相信我。我空闲的时间很少，一般有空闲的时间我都去做义务工作，还有参加比赛、展览等等，还有就是多请朋友吃饭，让大家知道你还在，你在做一些什么事情，让自己有更多机会。这是我的个人体验，我很幸运，只有2014年的一段时间非常艰难，我穷到要走路回家，因为要省地铁的钱。我赚到一点钱就给员工了，自己勒紧裤腰带。 

幸好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的搭档那时候还没有来，大时候我是单打独斗的。我想最多我不租中环那个公司了，回家做吧。也想过是不是我做的事情太清高了，客户看不懂？原来真的是，因为你做品牌很容易，你做社会研究很容易，但你做建筑师很难，条件太难满足。按行业来说，如果你设计过好的酒店，那你可能会继续做很多酒店。但如果你做过酒店，又做品牌、研究、规划，他们就不知道你是什么，这是让我最痛心的。

但如果我专门只做一个事情，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有成语叫饮鸩止渴，如果你只满足客户单一的需求，会让所有人觉得设计是很廉价，但我还帮他们考虑怎么融资、怎么做品牌，没有其他建筑师可以做到这点。现在在香港打开了这个需求，很多业务都接不过来了，我们也成为了客户的伙伴或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