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

《设计与生活》年度策划将以“城市x自然”为主题，将通过城市调研、案例分析、交流活动等形式开展，以城市绿色空间作为话题切入点，构筑规划建筑师、管理机构、市民公众的多角色对话平台，从而推动全链条多环节实践发展。

本期选取上海作为研究对象，与深圳进行对话，探讨超大城市社区微绿空间的营造策略。我们将通过曹杨百禧公园的设计案例，了解设计背后的复杂及博弈；在地方面，将带领公众参观深圳景田社区公园群，深度体验社区公园、与社区居民的面对面交流；还将邀请上海深圳两地设计师共议社区公园的设计与营造。

高密度城市的公园困境

亚洲高密度城市中的绿色空间规划与管理，与增量开发城市中的绿色空间规划，有着显著区别。

与国内大部分城市一样，上海在上世纪建设了不少大型市政公园、绿地，为市民提供了钢筋水泥之间难得的身心休憩之处。但随着城市建设的逐步饱和，传统集中式的公园绿地在市民感知、参与层面的弊病愈发明显，新型公园的建设考验着人们在存量城市中“见缝插绿”的智慧。

困境一

难以亲近的绿色空间
Keywords: 封闭、管理、成本

开放性的缺失是国内传统公园被屡屡诟病的原因之一。草坪围栏、灌木丛、标识等种种举措限制了人们的活动，围墙和闸机大门也使得公园成为城市中一个封闭的地块，阻隔了周边的街区。

这种封闭性首先出自对管理维护成本的考量。以草坪为例，与欧美城市不同，我们很难看到人们随意躺在草坪上野餐的场景，而这背后也有着现实的苦衷。高密度城市的市政公园需要辐射区域内的大量人口，自然难以负担高频率踩踏所带来的草坪维护成本。在财政经费和绿化指标的压力下，公园大都选用观赏型草坪，并附以“禁止践踏草坪”的明文规定。由此，公园里大面积的公绿地仿佛被保护在一个玻璃罩子中，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而在管理和成本因素之余，本应与市民生活更贴近的街边绿化、社区绿化，则因其“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自动断绝了市民的参与。在绿地率指标的引导下，这些零碎的绿色空间仅被当做隔离带或装饰，缺乏细致的功能设计。甚至，个别绿色空间因位置或权属原因，后期维护无人问津，成为社区的卫生死角和废弃地带，市民的感知使用更无从谈起。

困境二

少数人的公园
Keywords: 可达性、使用人群、社会公正

集中式的大型公园、绿地能同时容纳更多市民，但对于面积庞大且人口密度高的城市而言，公园在城区范围内的可达性还远远不足。

有学者对上海的166 个星级公园的可达性进行了分析，发现仅15%的居住区能够在骑行5分钟内到达城市星级公园，近47%的居住区需要骑行15分钟以上才可到达，且各区之间的可达性差异较大。

即便不少公园已免费向所有市民开放，可达性的不足却天然地划分出了高频和低频的使用人群。从距离来看，中心城区的市民往往距离公园较近，更方便前往；从时间成本来看，学生和上班族则很少会“特地”去一趟公园。因此，我们在公园里能见到的大都是退休后的老人或是携儿童的家庭，而后者也映射了城市其他空间中儿童游乐设施的匮乏。

除了要耗费时间成本之外，公园乏善可陈的功能与活动场景也对年轻群体缺乏吸引力。周末，年轻人们会在咖啡店里碰面，却很少前往公园，尽管自然本该是缓解工作压力的利器。

公园既能够成为中老年人群体的相亲角和吹拉弹唱的乐土，能否也成为年轻人们的“第三空间”，进而形成全龄共融的丰富场景？在一系列困境之下，公园的可能性显然尚未被充分挖掘。

破题：十五分钟生活圈的都市微绿法则

存量更新的背景下，要在寸土寸金的高密度城市内新建大面积的公园早已不再现实。挖掘社区潜力，成为了上海这类大城市面对“公园困境”时的破解之道。

其中的核心要义，是“渗透”。也即千方百计地渗透到住区，渗透到居民的生活日常之中。

2016年，《上海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发布，其中特别提出：构建形态多样的城市公共空间，既包括点状布局的公共绿地和广场，也包括线型的绿道、步行街、步行通道等，以满足居民不同类型、不同空间层次的公共活动需求。

经过五年的探索实践，2021年的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以“十五分钟生活圈”为主题，一批社区中的口袋公园、社区菜园、“高线公园”成为了城市中的新亮点。

同济大学的伍江教授认为，当下所需要强调的城市更新应当是一种有机更新，一系列细胞层面的、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小尺度更新将是未来主要研究的方向。（延伸阅读：伍江｜城市更新亟需市场新机制）在上海，存在着约1.4万个居住环境亟待改善的老旧社区，也有大量使用效率低下的城市剩余空间。这些空间的“微更新”诉求也给“公园”的创新带来了机会。

1.创造空间，见缝插绿

城市中的“缝隙”是如何产生的？

其一是拆违、整改过后的闲置场地。

2018年左右，上海的中心城区进行了多轮“风貌整治运动”。面对“清理”后形成的白墙、空地，人们或为“脏乱差”的消失叫好，或惋惜往日烟火气的不再。种种一切，皆反映出场地的复杂性。这些空间大都位于高密度的成熟居住区内，充满了城市变迁的印记和市民的集体记忆，也因此考验着设计师的功力。

新华路的新·境口袋公园，场地原址是居民区和社区活动中心之间违章搭建的面馆，拆除后形成一小片空地。更新后，它成为了社区活动中心前的入口广场。永嘉路的口袋广场——嘉澜庭，也地处老城区风貌整治后的空地。场地内原为两排残旧住宅，房屋老旧且存在着消防隐患，拆除并更新后，形成了被居民楼三面围合的庭院广场。

曹杨百禧公园被称为上海“高线公园”，其场地前身为真如货运铁路支线，后改为曹杨铁路农贸综合市场。2020年农贸市场关停后，场地被暂时作为停车场。复杂而独特的场地条件最终造就了一个全长 880 米的线性公园。聚集、娱乐、休闲、运动等场景被置入其中，也重新聚集了城市的烟火气。

其二是被长期废弃的城市边角地带。

这些场地被废弃的原因较为复杂。有些可归结于粗放的设计和管理方式，例如社区中成为卫生死角的荒地或灌木丛。有些则与铁道、高架等交通基础设施有关，例如高架桥下空间、铁道被拆除后的不规则地带等。

由四叶草堂设计的第一个社区花园——“火车菜园”，就曾是一片堆满垃圾的城市剩余空间。由于地处城市快速道路和铁轨的交集处，其场地长期缺乏打理，成为了社区的边缘地带，生态基底也被破坏得十分严重。经过三年的培育和改良，“火车菜园”的土壤达到了种植标准，成为社区儿童们的一所“自然学校”。

桥下空间的利用更是全世界城市共有的问题。根据上海市道运局的数据，全市公路桥、高架桥、城市桥梁等下方的桥洞多达3.2万个。这些空间常年光线不佳且噪音较大，几乎很难被利用。而在“十五分钟生活圈”的理念方针下，上海尝试性地打造了一些“桥洞公园”，置入了运动场、咖啡馆等场景。

此外，使用价值未被激活的存量空间与建筑遗产也能够成为都市“微绿”的发生地。例如，位于上海宝山、虹口、普陀三区的交界处的三邻桥社区公园曾经是日硝保温瓶胆厂，于2005年停产闲置。通过改造，旧工业厂房成为了市民运动场所。园区内的开放空间则设置了健身步道和露天影院，在历史的基底上形成了一个社区公园。

2.全龄共有，场景复合

功能的“复合”在各个口袋公园里皆有所体现，也使全龄参与的场景有了发生的可能。在百禧公园，设计团队在互相错位的三层空间内设置了步道、篮球场、休闲驿站、展厅等不同功能区，形成了多层级、复合型的步行活动体验。不同年龄段的人能在这里发现适合他们的活动场景，也能够形成互相观看的视觉互动。

在永嘉路的口袋广场，平日里，老人们三三两两地坐在绕场地一圈长凳上，年轻人们坐在咖啡馆前交谈，儿童和遛狗人群则在场地中央散步、活动。场地中央的空地也会用来举办社区活动或特色市集，在不同时段形成场景的变化。

3.颠覆围合，有节制地“打开”

“打开”是公园对公众开放的一种基本措施。然而，这绝不仅是一个空间设计问题。若对空间权属和管理缺乏考量，“打开”容易成为设计师的一厢情愿，其结果甚至不如直接“围合”来得简单明了。

刘宇扬团队在进行百禧公园设计的过程中也遇到了“打开”还是“围合”的难题。起初，他们为了实现彻底的公共性，认为整个公园可以都不设置围墙，让公园与小区、街道无缝相连。然而，在与政府和居民进行沟通后，他们发现，相比对开放性的需求，周边小区的居民更担心开放带来的安全隐患。各小区对“开放”程度的接受态度也不一致。对此，设计团队最终与各个小区的代表进行了一一协商，为其设计了全封闭、半封闭、单向门禁、格栅等多种方案，从而差别性回应了各小区诉求。

4.非被动接受，而是积极地共创

对社区公园来说，居民的参与不仅关乎可达性和使用频率，还关乎空间的共同维护和创造。在纽约，“高线之友”（Friends of the High Line）这一非营利性组织成为了高线公园能够可持续运作的重要因素；在上海，这种行动上的“共创”则在四叶草堂的社区花园实践中有所体现。

与普通的公共空间不同，社区菜园的运营维护更为复杂，且容易牵涉到更多利益相关方。在打造创智农园的过程中，四叶草堂组建了社区互助和志愿者联盟，共同负责农园的日常运营。同时，他们形成了各类制度和公约，并通过社区伙伴培养计划、一小时建花园、小小规划师等公共活动不断吸引着市民的参与和共创。

结语

景观学之父奥姆斯特德在1896年波士顿“公园问题公众听证会”上曾这样说道：“公园应该属于人民；因而每一个常去公园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能说：‘这是我的公园，我有权在这儿。’” 让每位市民能够方便的进入公园，有权参与其中、乐在其中并互不干扰，是公园之所以为“公”的关键。

在上海，渗透进各个社区毛细血管中的“微绿”，正以各自微小的力量共同编织成高密度城市的绿色空间网络。也正是在这些充满人群互动的社区场景中，高频的全龄使用，乃至突破单一管理模式实现共创也得以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