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

2018年底，深圳市政府发布《深圳市加快推进重大文体设施建设规划》，将重点规划建设“新十大文化设施”，这批代表城市形象的新文化地标将跃入深圳人视野。深圳正在摆脱“文化沙漠”的刻板印象，拥有越来越多的文化地标，而这些地标所能赋予城市生活的，不仅来自其建筑的吸引力，更在于持续的运营与不断优化的服务。9月1日，由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与设计互联共同举办的第18期设计与生活建筑小旅与圆桌论坛圆满落幕，深圳及大湾区的五位重要文化机构负责人齐聚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共话“打开文化建筑 共造创意活力”。

活动当天首先开始的“建筑小旅”由设计互联馆长奥雷·伯曼先生和副馆长赵蓉女士分别带领观众参观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馆长们从场馆的地理位置、建筑设计理念、近期的展览活动等方面切入，在行走中为观众讲解场馆内容和运作方式。

在之后的“主题论坛”中，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馆长颜为昕首度公开“数字美术馆”的崭新概念，展现了利用数字化技术拓宽美术馆观众面向的可触未来；坪山美术馆馆长刘晓都重提了铁人王进喜的口号“先生产，后生活”，极富洞察力地将筑巢引凤等中国国民观念与中国兴建美术馆的浪潮联系在一起；盒子美术馆的艺术总监周力介绍了多年来盒子艺术团队所致力的学生作品的展览策划与出版工作；设计互联副馆长赵蓉则分享了对美术馆存在最根本意义的思考，以及设计互联根植深圳、以设计为主题的综合创新运营模式，强调了文化机构的社会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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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回顾

奥雷·伯曼 ：开场致辞

一种深圳速度

我们希望去突破传统博物馆的定义，不再只是一个保育展品或者藏品的空间，而是搭建开放的平台。打开、构建开放连接的意象，也充分体现了槇文彦先生为建筑所画的设计草图当中，他把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放在整个城市景观中来考虑。建筑的设计有非常鲜明的纪念碑风格，让我们感受到它强烈的空间感。我们当然也希望它是一组发光的盒子，这个盒子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本身，更在于在它内部和周边发生的一切。

在我们发布品牌之初，我们就已经为两个品牌作了明确的定位，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作为场馆名称，而设计互联是一个开放的场馆运营、同时也可以做不局限于地理位置的多元项目的机构、一个平台。我们的开幕不仅象征着场馆本身的开放、开业，同时象征着一个开放平台、一个机构充满无限活力的项目谱系的开放。我们开幕的时候，也有幸邀请到槇文彦先生本人来到现场，当时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交接——从建筑设计到实际运营。一直以来，我们始终保持着初心，做到不辜负建筑设计本身所持有的开放性，充分尊重并且充分使用我们所在的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空间。

颜为昕 ：数字美术馆的无界之路

什么是美术馆

我们为什么说美术馆，Art Museum或者Museum of Art是什么一个概念，我们怎么理解美术馆，理解美术、艺术与博物馆之间的关联？很多人问我，你们美术馆展览很多东西，我看不明白，你能不能帮我讲解一下？我也很认真向所有跟我问这样问题的人说，有时候有些作品，其实我也看不明白。我跟他们讲，但是，如果每个星期、每个月带孩子来一趟美术馆，你肯定会明白得更多。

我们老在说美术馆的发展，发展到今天300多年，我们该做什么？包括当代艺术跟所有的互联网技术在发展，我们也在想美术馆未来的路应该在哪儿？当然我们的理解可能数字美术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因为互联网的时代，数字在今天，在我们每个人手上甚至在每个人口袋里发生，美术馆更应该理解。

为什么要做数字美术馆

我们做美术馆的一直很关心一件事，就是美术馆的数据标准是什么，什么是艺术品的数据化，而艺术品的数据化大家还更多理解在拍照、扫描，但这些作品这样存在的方式对于博物馆来讲是一个太浅的层面了。我在关山月美术馆工作了22年，每一年我们都有很多作品要重新拍照、重新扫描，因为这些数据都不具备恒定性，它不叫数据，它只是一个记录，这跟我们藏品的概念是两个概念。这里发现最多的是数据标准、应用支撑规范、指标体系，这是一个美术馆人要考虑包括要建立的一些方式，所以我们会从这个角度更多去思考我们该怎么样做美术馆。

这张《江峡图卷》，跟我们三峡的卫星图比对，你会发现惊人的相似。我们以往看待中国传统书画，大家都说写意山水，是艺术家内心的想象；但通过这样的数据比对，我们就会对中国传统书画产生新的理解。大家一直在说西方作品有透视，反应现实的准确性高，但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我们意识到中国画的多点透视也是很写实的。我们甚至找到了长江枯水期的卫星图跟陆俨少先生画的水进行了对比，有了太多有意思的发现。这些数据的采集和对比，对艺术研究的推动，在数字化技术出现之前，或许是很难想象的。

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的，很多不同的方式，这就是一个美术馆、一个机构希望给大家带来真正的，不是你们从手机上看到官网的梅花满天飘，我们希望呈现的是我们自己研究的成果。

怎么做数字美术馆

这是我们对于数字美术馆一个理解的前提下，我们的无界，是真正希望它是打破边界，通过艺术品、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去传播一个美术馆。

在未来，我想应该更多是对于未来美术馆，基于我们自己对于美术馆理解的方式，包括我们所有的数据该怎么样形成一个最终的集合。其实这里面，因为有了这些数据会改变我们整个美术馆的行政管理系统，这种行政管理的系统会造成一个对于现在所基本的美术馆有一个特别大的改变。

我们是说将藏品的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包括文创。我们理解的美术馆文创，我们希望它是藏品化，是为了我们整个美术馆通过真正数字化的方式进行一个品牌的传播，而传播是我们美术馆最重要的功能，而这种功能下，我们希望它不但只是为美术馆创造更高的价值，我们希望传播出去的是更多让每一个参观美术馆的普通人去感受到数字以及艺术品之间所产生的价值。因为有了这样的数字美术馆，我们就可以做更好的分析，更好的线上线下之间的结合。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美术馆数字化之路，联动线下的方式，真的突破美术馆已有的边界，慢慢走出去，更多是基于美术馆重要的功能收藏去做更多的开发。

刘晓都：后生活几题

这儿有两个数据，一个数据是说每年新建的美术馆多达100家以上，另一个是2001年全国美术馆的总数不到2500家。你就想有这么多的美术馆，有多少专业人在管理，有多少藏品在里面？其实在中国几乎只有馆没有藏品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不管不顾有没有藏品都要做美术馆呢？我找了三个理由，最老的一个理由是中国老话“筑巢引凤”，这个说法虽然是可以解释得通，但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经营、计划和做法，你引来的是不是凤凰就很难说，引来一堆野鸡也不好说。这就给这些要做美术馆的人提了一个问题，并不是说有了就是好的。

在座的比较年轻的80后90后可能不知道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就是中国人爱干的一个事：攒钱买大件。现在的大件是房子。50年代中国人三大件是什么呢？是床、脸盆和痰盂。到60年代是36条腿，就是衣橱、柜子、椅子、桌子。到了70年代，我印象最深的，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这是真正纯粹三大件的说法，那会儿像我们家里，我父亲挣一百块也算OK了，养活了家里五个人。我们省吃俭用攒出钱来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每一样都价值上百块，手表肯定是一百多，甭管是上海牌还是北京牌。其实你看到这些观念，这种观念是从历史上一直这么传下来的，过去都认为它就像一些重要财产，它是可以传承的。到了80年代三大件仍然有，电视、冰箱、洗衣机。到了90年代，空调、摩托车、电脑。其实还有一个说法是八大件，这就是要结婚的先攒这些，那会儿其实也挺难的，你看那八样东西，电视、洗衣机、冰箱等，还有一个录音机。

像这些东西表达了什么呢？它表达的是从深层心理上，我们接受这种想法，我们接受可以有这么一个美术馆，然后我们进去以后却啥都没有，但这是OK的。我觉得这是从决策者的角度看的，艺术家当然不会这么想，但我觉得从公众的角度讲其实它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要点题了。现代中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在50年代之后有一个重要口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衍生出来的一个口号叫“先生产，后生活”，这口号是谁提出来的？据说是工人阶级的第一模范“铁人”王进喜。他有过一个名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些跟深圳是有关系的，深圳就是靠这种观念干出来的。他们去开拓的时候没有条件，我们就先生产。先生产，再生活。结果到我们这里是先干美术馆，咱们再想办法攒艺术品，我觉得用这个说法去解释是非常通的。这是我的理解，不一定对，但是我想这个说法是挺有意思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国内现在流行的是先建美术馆，再想办法攒艺术品，用现有的条件去创造一些可能的机会，这也成为我们在中国做一些艺术、设计和展览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有可能又变成深圳一个很强的特色。我作为建筑师，这种特色当然也是要强调一下的。做美术馆建筑本身是其中一个部分，好的建筑也是一种大型的艺术品。

现在的美术馆会有什么样一些功能，什么样的一些变化？除了我们当年去卢浮宫看那些经典的画，去膜拜那些艺术的状态下，现在我发现非常强烈的一个特征，就是希望把平民尽量多吸引到博物馆，让博物馆更加平民化、更加公众化。

周力：OCAT欢乐海岸展区·盒子空间及华侨城盒子美术馆

如果说颜馆还有晓都他们的馆是正规军，那我们这个小小馆可以说是一个游击队，但我觉得这个游击队挺适合广东的特殊环境与氛围。我的身份主要是艺术家，主要是绘画和装置，同时我又是一名教师，我在广州美院做客座，任教于油画系第五工作室，偏向于当代艺术实践的，有实验性；教学过程发现许多优秀作品完成之后，作品基本上被扔掉，我觉得很可惜，一直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平台给他们呈现。2015年我曾是深圳机场的艺术顾问，曾有个提案，想在深圳机场里面做一个移动美术馆，这个移动美术馆怎么来做呢？当时是像这一个方盒子。因为各种原因，深圳机场没有做成，当时刚刚开业的欢乐海岸看上了，问能不能来？商场是空的，需要一些艺术给他们做氛围；我马上就答应了，其实费用是特别少。最后呈现的效果非常好，我们做的头一年，这都是学生的毕业作品。我想这种方式让艺术真正融入到了公共空间，融入到了生活。

不是说一个特别大的馆就很牛，国外很多美术馆并不大，但是很吸引人。核心在于，它有很好的馆藏，还有展览。另外，可能它建筑特别好，当然这也是能吸引人的，确实它可以成为一个地标。运营管理只要找对了，根本就没有问题。一个团队，我觉得最多十个核心人员已经足够了，接下来是执行。美术馆的专业管理人才，现在国外是非常普遍的，这类人才回流的非常多，像赵馆长。但是，真正能够让他们施展的余地有多大，这是一个问题。能不能不要管那么多，能不能给他们足够的空间去发挥？我们馆现在做的还好，因为我们馆太小了，所以能有一些看得远的项目。还有出版计划，我们尽全力支持出版，每一本画册都是当作一本有价值的文献在做，不光是设计，更重要是内容。我希望以后深圳的新馆真是公开透明的，我家是1989年来深圳，已经感情深厚了，很想看看它怎么变化，希望是越来越好。

赵蓉：设计互联

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从2011年开始筹备，2017年12月1日正式开幕。我们从一开始就在思考，这么大型的公共建筑在深圳落成，它给我们的城市、文化应该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我们的工作会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明确这两个目标：第一，我们要结合自身的情况，建立一个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第二，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公共文化机构，让文化与社会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让我们的机构扮演更积极的社会角色。

在当下，我觉得其实还没有形成文化机构的成功标尺，甚至，我们还面临着以商业标准来衡量文化价值的倾向。我认为好的机构应该为观众提供优质的文化体验。观众数量是证明机构影响力的重要考量，但展览的价值并不在于数据、网红或名人效应。文化机构不是让观众去追逐潮流、脱离现实，而是要和社会建立更强的联系。

深圳这座城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国内是非常少见的，我们也都熟悉“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我们做机构应该体现这种文化。我们总说创新，对于新有一种强烈的追求，但一个城市、机构是怎么来的，也就是这种创新的现实和基础是什么？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对这件事有没有共识，其实决定了我们的未来。我们希望设计互联成为参与和讨论的平台，验证创意是如何增强城市活力，而这种活力又如何转化为社会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