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审校/吴碧芳    文/马立安    翻译/肉酱    编辑/黄雅若

2017年深港城市双年展在深圳南头举行，对城中村的关注被托举到一个新的高度。关于城中村，我们谈土地制度、移民、脏乱差和多样性，而南头古城更为特别，它是深圳改革开放主流历史叙事的另一面，同时也是深圳现代化大都市规划的另一面。但城中村的称呼是中国的特例，其本质是未经政府正式规划、自发生长形成的特殊空间，印度德里有同样的经验。

印度-中国研究所（ICI）是纽约新学院大学（The New School）的一个智库，宗旨是研究中印美之间的主要问题和趋势，帮助三国的领导者、管理者和学者通过共同的方法来应对面临的新挑战。此次其发起的名为“中国和印度城市的重大变迁：关于公正和生存的隐喻”的项目，组织起一批相关学者和机构共同合作（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是其在中国的伙伴机构），把深圳和德里两个在正式空间与非正式空间上极具代表性的城市放在一起考察，希望通过对中印政府的治理方式和集体意识形态的研究，加深对两地的了解认识，以便双方能更好地借鉴可行经验。

马立安Mary Ann O’Donnell是此次项目的成员之一，也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她是美国人类学家，艺术家，在深圳住了23年。从05年开始在名为”深圳笔记“的博客上记录和陈述她所见到的深圳的历史变迁和文化景观。她很关心城中村，在白石洲租了一个月租850块的小房间，叫握手302，用来做在地的艺术实践。人类学家的洞察和幽默让她看到城中村”脏乱差“以外的更多。

在这篇文章里，她将通过科学怪人的故事讲述她在德里的见闻和她对两地的思考。《科学怪人》（Frankenstein）是玛丽·雪莱写的科幻小说，另译为“弗兰肯斯坦”，讲述年轻的科学家Frankenstein用科技造出一个有生命的怪人之后的种种。马立安在这篇文章中将德里和深圳称为Franken式城市，意为像怪人一样的人造物存在，她将阐释这一切如何发生。

序言

2018年3月23日

周五早上，政策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帕塔在演讲中，用一页PPT表达了他所坚信的观点——“农村不只是农场的集合”。这番发言促使我将深圳与德里的两个城中村进行对比，来探讨为何关于发展的宏观叙事趋于一致，而构成它的小而具体的微观事件却仍在不断地相互斗争。

德里和深圳有不少相似之处，都曾经历封建王朝统治，大英帝国殖民，加入尼赫鲁和周恩来引领的第三世界阵营，以及通过集装箱贸易实现新一轮国际化。它们经历了同样的宏观进程，并且不停地改变自身面貌来适应国家发展的需求。印度首都地区与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完成城市化后，数百万移民涌入德里和深圳，自发聚居形成了城中村这样的“非正式”城市飞地。这些聚居区成为移民的临时庇护所，他们在此养育小孩，工作谋生，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和福利。因此，当我们行走在其中任意一个城市时，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一种“我曾经看过这个景象”的恍惚。在这两个城市中漫步，宽阔平坦的大道和狭窄崎岖的小路突兀地衔接，标准的官方语言和地方口音的方言此起彼伏，国际美食餐厅和当地的风味饭馆交替出现。入驻了全球连锁品牌的高级购物广场、洁净的公共卫浴和电动设施，又与独特的家庭经营式小商店、街边的下水道沟槽和时常被断电的电路形成着鲜明的对比。

但是，深圳和德里的城市发展历程难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二者的城市空间都还处在尚未完成的粗糙状态。城市空间不仅被全球化的逻辑塑造，也深受本土属性影响，并且通常程度更深。这种观点如同在大部分人认同全球化是主流的时刻，一个人跳出来说：“的确，但是……”一样，往往显得僵化且不合时宜。

德里和深圳都经过整体规划和设计，但就像玛丽·雪莱（Mary Shelley）所著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中译《科学怪人》)中的怪物一样，都是排除和筛选之后，依据科学理性设计建造的人为产物。其缺少温情和历史文化感，只是野蛮地试图制造一个我们（我们是谁？白人？）心目中的城市。

事实上，对比两个城市时，我们分析得越具体越会发现很多问题难以接受。因为即便知道这种规划的发展方式持续连贯，并且可预见成果（这种成果似乎是我们认可这种发展模式的关键原因），我们也不见得就能认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现在的发展陷入了恼人的怪圈，许多问题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这些问题充满了“你说的没错，但是……”的反复和博弈，但如果追溯起来，会发现问题的根源总是固有的那几个。接下来发生在我们司机身上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花一整天时间游览德里-孟买工走廊的小部分区域之后，所有人到高级酒店的大理石大堂集合，与当地的活动人士交流他们的工作情况，吃饭时，司机一直在酒店外等候着。正当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我们得知司机被车撞了。为什么他要在晚上穿越高速路？因为他想上厕所。但实际上这里有很多安全的空地，酒店里也有可以使用的卫生间。为什么他会问都没问，就穿过高速路到另一个商业区去找卫生间？这似乎是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在作祟。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回顾参与工作坊的内容。该工作坊为期三天，由政策研究中心主持，National Capital Region (NCR) and Pearl River Delta (PRD）组织开展。工作坊参与者来自德里、广州、深圳、香港及纽约多地。我们期待能在此加深对印度首都地区与中国粤港澳大湾区的了解认识，寻找各地经验间的共通点和联系，甚至形成一种新的对话机制。通过对政府治理方式与集体意识形态的研究，双方能够更好地借鉴可行经验，以适应各不同地域的特殊语境。这是我们今年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1月22-24日在南头，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期间。

这些关于这三天工作坊的思考可能只是我暂时的想法，也容易引起争议，但我还是希望通过《弗兰肯斯坦》的故事（及其体现的略显奇异的社会理论）谈谈我对两个城市的看法，这样或许能够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的话可能有点哲学腔：当我不明白周遭发生的事情时，就把目光投向人们尚未察觉的状况，并且坚持对事实与真相的追寻。我相信某些指导城市发展的共识最终能使人们获得自由，但矛盾和摩擦依旧存在：Franken式的城市拥有自发生长的能力。这使得城市并不总是按照规划者的计划发展，而是受制于根深蒂固的积习。意外总会发生，不管计划得多好。

Franken式城市的起源

2018年3月23日

周五下午，我们在梅劳里城（Mehrauli）漫步，向导罗西特为我们提供了短暂的行前讲解。德里城中村的形成，实际上源于城市扩张。德里的城中村给外来移民提供了一个落脚地，即便其缺乏完善的市政服务设施。和深圳一样，德里的城中村也是钻法律漏洞人为形成的区域，这个非常规空间的存在也让德里能够灵活应对全球移民飞地特有的社会问题。城中村最显著的优势就是提供便宜的住房，但在德里，城中村还发挥着更多的功能，比如解决食物分配，家庭生意经营，自主创业以及医疗救助等。德里的城中村与深圳的南头与沙井，东门与地铁环线外的郊区村子有一些相似之处，他们的村民在改造地块时并没有得到政府批准。因此在现代的Franken式城市中，政府随时可以利用这些“违法事例”来征收土地，驱逐租客，以进行城市的整体规划。

我们讲述德里与深圳这两个Franken式城市的历史时，有点像是在玩寻宝游戏，它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讲起。但最终都会回到城中村，因为那才是“城市的起点”。以梅劳里城为例，它千百年来都是人类居住地，是一个糅合了过去与现在，宏伟的印度梦与挣扎的日常生活的城市。梅劳里城有三个主要的区域，顾特卜塔景区，梅劳里考古公园，以及梅劳里村庄。顾特卜景区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许多人慕名前来游览顾特卜塔，库瓦图清真寺和德里铁柱等极富盛名的古迹。如果行程时间充足，游客们还可以去考古公园散步。梅劳里考古公园占地200英亩，有100多个重要的历史纪念遗址，在这里能了解更多关于印度城、耆那教和穆斯林的历史。在村子里举行的Phool Waalon Ki Sair节庆活动，是对伊斯兰苏菲派Hazrat Khwaja Bakhtiyar Kaki 及黑天神的姊妹Jog Maya致以崇高的敬意。极少数游客会爬上红墙欣赏城中村的生动景像。即使是日常与历史息息相连的村民，也并不一定会关心城中村的状态。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梅劳里的城市化进程一直处于自发推进的状态，城中村焕发着勃勃生机。快递员与行人在拥挤的道路上行走，灵活躲避着来往的嘟嘟车，摩托车和汽车。超市里售卖着包装鲜艳的美味零食和塑料瓶装饮料。在一座巨大城堡的遗址里，老人们玩牌，男孩子们斗蟋蟀。大部分居民都住在低矮的平房里，电线和电话线随处可见。即使看得出人们努力维持主要区域的干净整洁，但极高的居住人口密度和产生的大量塑料垃圾本身对环境卫生而言就是一个极重的负荷。2016年新闻报道数据显示，梅劳里城目前大约有250，000人在居住，也许就是他们在消耗着梅劳里古城，让它的迷人魅力逐渐消逝。

米纱·穆拉里是我们在梅劳里的导游，她是村子里2017临时博物馆的馆长。这个临时博物馆由安贝德卡尔大学的社区知识研究中心与印度国家艺术和文化遗产委员会 (INTACH)共同组织管理，馆内展现了居民们对该地区文化历史的叙述与理解。米纱与她的团队记录下了村民们对附近森林里的豺狼的回忆，以及住在Hauz-i-Shamsi（一个传说出现过神迹的蓄水池）旁的人们津津乐道的怪谈。历史上，人们不断在此地迁出迁入。渐渐地，许多历史遗产的空间也开始被用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人们把这当厕所，有时和朋友结伴来玩。与此同时，一些发生于此的离奇的撞鬼经历和灵异故事也开始流传。在当地流传的故事里，这些地方比游客导览手册里的描述更加神圣，又更加世俗。在米纱团队收集到的口述故事中，这些遗迹和丛林更像是闹鬼的地方和公厕。

与梅劳里城相似，深圳南头古城也有着城中村和古代遗址的双重身份。据官方记载，盐铁业是国家垄断的产业，公元331年随着制盐业的扩张，南头古城也因盐业从此定城。南头古城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东侧，公元746年成为广州市的海上门户，并在周围建造了海军基地。1394年，明朝在古城周围建起城墙。古城毗邻中山公园的雕塑园和南头中学，西侧有一个两层的天主教教堂。教堂由意大利传教士建于1913年，曾经是一个孤儿院。从教堂形态优美的拱门中，似乎还能感受到改宗教化与殖民扩张时代的气息。城门外，村民们忙碌着耕种稻田，在养殖场培育牡蛎，从山地果园里收获荔枝。年轻人们经常从深圳湾坐小船去香港。在那，他们能去国际货轮上找份工作，或者远赴重洋谋生，再把钱汇给家乡的亲人。

1980年经济特区成立，深圳从农村生产迅速转向为市场经济。同时，深圳成为九广铁路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第一站。数百万人涌入深圳，搬进村子，想在经济特区中寻求改变人生的机会。这些村子在20世纪80年代和2000年期间为外来移民提供了工厂的工作，便宜的住房和相对低成本的投资机会。与此同时，南头也开始了自发的城市化进程。小道上熙熙攘攘挤满了工厂工人、建筑劳工、妓女和皮条客。最初的几个十年里，南头没有跟上城市的总体发展，一直处在待开发和建设的状态中。其他的城中村也是如此，路面都是积水，下水道塞满垃圾，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对城中村的刻板印象总是“脏乱差”。但在2004年时，城市基础建设改善也开始延伸进村里，为村子提供基础的城市设施。2006年，深圳开展了全市范围的违法犯罪治安整顿活动，这也使得社区更加适合居住。尽管如此，城中村还是保住了其在城市中的黄金区位，并在此提供廉价的住房，保持着个体经营的商业形态。时至今日，南头古城约1.1平方千米的面积里居住着大约28,000人。

事实上，两个古老的城市都已经变成了人口密集的城市社区。在这里，非正式的空间结构和历史建筑发生着剧烈的碰撞和摩擦。这驱使我们去思考Franken式城市的起源问题。梅劳里曾是一个乡村地区，南头也曾是一个不受关注的边缘村，但不到50年的时间，他们都成为了历史遗产保护和社会改善工作的焦点，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意图探讨这样一些问题：是马穆鲁克王朝还是现代人口爆炸先发生？是盐业垄断还是村镇工业园先出现？我们现在如此关注梅劳里城和南头，是否是因为这种辉煌遗址和非正式空间并立的景象，凸显了全球化的某种虚弱之处。

玛丽·雪莱所著小说《弗兰肯斯坦》前几章节中的一章里，主角科学家Frankenstein思考着如何解决现代社会存在的一个巨大矛盾。他反思到，古人毕生都在追求永生的力量和不朽的奥秘，现代科学家们却放弃了那些辉煌无比的梦想，去换毫无价值的现实。年轻的Frankenstein认为现代社会中已经没有高尚的追求，因而感到丧气绝望。不久之后他开始学习化学课程，他的教授Waldman's如此描述现代科学家，“正是这些双手只会在脏东西里头搅和，眼睛只会盯着显微镜和坩埚的科学家们在创造着奇迹。他们洞悉自然的内部，并向人们揭示自然界运作的奥秘。他们研究太空，发现了血液循环的规律，又发现了我们所呼吸的空气的本质。他们已经掌握了新的、而且几乎是无限的力量。他们可以控制天上的雷电，模拟地震，甚至可以模拟人们看不到的世界和那里的幽灵。”Frankenstein突然感到对韦伯“宗教入世”理论与尼采所说的“上帝已死”有了全新的理解。尽管人类曾一度渴望上帝，但现代科技的出现与发展，意味着信仰一个自然秩序不再可能。想要探寻终极奥义与价值，人类就应该取代并扮演上帝的“造物主”角色。

我们前往梅劳里城的那天，印度《千禧邮报》头条刊登了“数据危机舆论四起，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公开致歉”的新闻。其中一张图是Facebook CEO进入了一个死胡同，背后是人们砸来的砖块。被逼入绝境的他显得十分愤怒，准备随时反击。

这张照片让人想起了备受欢迎的小说《伦敦狼人》, 以及现代爱情小说中的超自然英雄角色。这些经典角色就是从《弗兰肯斯坦》以及《吸血鬼》中开始出现的。两部小说都在日内瓦寒冷的雨夜中完成，于1819年前后出版。在没变成怪物之前，小说里的这些角色都是善解人意的，他们甚至会休陪产假照顾宝宝——直到故事发展到他们陷入困境的情节（通常是言情小说的第二、三章）。英雄角色开始长出怪物的毛发和尖牙，机器人开始出现意识。现代的魔鬼形象总是怒气冲天，目光中透露着原始的怒火，毛发打理得很整齐精致，即便在发怒和攻击的时候都显得赏心悦目（通常是第八、九章）。我们会在其中瞥见人类相似的困境，因为某种程度上，这些著名的怪物并不是真正的怪物（正如第七章讲的那样）。我们阅读这类故事产生的糅合着负罪感和愉悦感（谁会不喜欢好的鬼故事？）的复杂感受正是来源于此——人类的皮囊如此单薄，以致无法容纳我们胸腔之下涌动的真实人性。也由此可以从中达成一个共识：将其人性本质充分表现的并不是真正的怪物，试图改造人类本质的人才是。但如果想成为“超人”，就必须放弃自我才能获得超自然的力量。

梅劳里城之于德里的意义正如南头之于深圳，他们的城市结构本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从表面上看，比较梅劳里城与南头有点像“找不同”。梅劳里城有世界级的遗址，南头的历史遗迹则显得无趣些，而在城市现代化设施上，南头远比梅劳里城好得多。这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形而上的精神道德追求与野蛮的现代科学体系同时存在。在梅劳里城与南头，科学话语和传统文化复兴这两者的斗争从未停息。也因此，即便深圳已进行了十年的“脏乱差”整治，致力于将城中村改造成中产阶级生活社区，在2018年的今天，我们依旧偶尔能看到流浪汉翻过残旧的古城墙遗迹在相对隐蔽的地方大小便。这就是Franken式城市的起源——城市的低收入社区依旧存在着古老与辉煌，技术并不能满足我们对摆脱城市原有肌体限制的渴望。

发展之路，Franken式城市的“英雄”

2018年3月24日

周六一早，我们吃完木豆糊、酸奶、新鲜的水果与谷物搭配的精致早餐，随后就离开了印度Habitat Center舒适的卧房。我们的旅行队伍中有三辆SUV，每一辆都有5到6位调研员和一位司机。在我们导航到德里Diplomatic Enclave酒店附近时，碰巧遇到了上千师生的抗议活动。他们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出发一路向印度国会大厦的方向前进，抗议学校教授在接受性骚扰事件调查中所受到副校长的包庇。

我们当天的向导Pranav Kuttaiah向我们解释了这场抗议活动的缘由，也介绍了尼赫鲁大学的重要地位。对于很多印度学生来说，他们只有进入公立大学时，才第一次有机会能与不同种姓、不同地区及不同等级的人们交往。他们在校园里共同为学业奋斗，实现个人理想，用新的平等关系取代学校之外被传统和不平等束缚的社会交往。也因此，公立大学也成为印度年轻人和国家将变革常规化的空间。但莫迪政权授予了JNU自主权，这一举动将会使这个世界级一流大学变得私立化。和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印度的私立大学有着一流的师资，同时提供富有挑战性的课程，但只有有钱人可以享受到这些资源。莫迪政权此举激起众怒，被认为有意加深了教育不公平性，并且阻碍了年轻人接触到不同社会阶层的机会。

我们继续前行到Gurgaon-Manesar地区，这是德里-孟买工业走廊计划(DMIC)的一部分，目标是推动国家总体运行态势的发展。根据官网介绍，这个规模庞大的项目是想要建造一个国际标准的工业化走廊，以进一步发展印度制造业，提供制造业服务，同时带动沿线省邦发展成为拥有世界级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地区，打造一个世界级制造与贸易中心。DMIC网站上华丽美好的语言介绍、丰富的图片、发展策略亟待完善但方向性非常明确的宣传文案，让人想起深圳在推行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商业合作时所做的努力。

耀眼的未来似乎还未显端倪。当我们在德里与哈里亚纳邦的边界下车时，本以为会直接进入一个空调开放的大厅，没想到穿过电网和土墙之后，迎接我们的是一片广袤的农田和一座教堂。德里的大主教管区在这里再现了耶稣受难之路。如《弗兰肯斯坦》小说里一样，一切始于重生又终于重生。第一处，耶稣受审判被处死。他背负着十字架，被十字架压倒，然后遇见母亲，再次被十字架压倒下，衣服被剥光，最后被钉到十字架上处死，然后被埋葬。在麦田里，我们经历了一次小型的朝圣活动，微风吹得麦浪沙沙响。在这些雕像中行走，能够让天主教徒缓和内心的煎熬，同时也能让他们感受到上帝与世人同在。

复活，毫无疑问是科学家Frankenstein造物计划里一个隐秘的挫败。根据圣经故事记载，上帝复活耶稣时，是让耶稣回到原本神圣的地位。相比之下，这个疯狂的科学家创造出了这样一个令人憎恶的怪物------“他的黄皮肤刚好包住肌肉和皮下血管，他的头发乌黑油亮而且顺滑，他的牙齿也像珍珠一样洁白。但是这些不错的器官和他的水泡眼配在一起，反而更加骇人。他的眼眶几乎是浮肿一般的惨白色。他的面部肌肤萎缩，薄薄的嘴唇又黑又直。”玛丽·雪莱似乎对这种用科学方法制造出的肉体与灵魂相结合的产物非常有兴趣。她警告人类，这种无限制滥用科学技术的后果，是疯狂而又具有毁灭性的。

教堂外，几个骑着Hero牌摩托车的年轻人接近了我们。这个公司的名字再次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如此有历史色彩的名字搭配上现代工业的摩托车，Franken式城市是如何把传统嫁接到现代工业体系之中的？正如梅劳里残破的废墟能被改造成这个国家崇高的文化遗产一样，很多资本操作也会挪用英雄传说。只要在Hero官网上短暂浏览一下，就能看到这个摩托车公司的现任CEO在与足球明星，以及专业赛车手亲密交谈。

讲起Hero牌机动车占领市场的故事，就不得不提到全球化市场扩张与流水线生产。在1984年，Hero Cycles公司由印度Hero公司与日本Honda公司联合经营，几乎占领了一半的全球市场份额。Hero公司的合作，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近代日本选择投资印度基础产业的开端。20世纪90年代，日本将投资从印度转向中国，以便更好地利用深圳特殊的边界位置和珠江三角洲的资源。我们在教堂门口停下，放眼望去是广袤的田野与空荡荡的街道，现代化的分水岭将两者隔绝。农田被划分成工业制造用地，而货运网络的建立，能够将享有贸易特权的开放城市、货运港口和制造业原产地紧密联系起来。

我们坐车缓慢地到了下一站，位于达鲁赫拉区的HSIIDC公司（华夏幸福下属子公司与印度哈里亚纳邦政府及哈里亚纳邦工业和基础设施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致力于解决工业污染问题。即使是印度Amul奶制品工厂这样的世界一流企业所在的工业园区，配套的基础设施也非常缺乏，这是早期现代化建设中的典型问题。如《弗兰肯斯坦》小说里体现的那样，往往建好工厂，优化投资环境以后，我们才会发现计划出了多么可怕的问题。化学物质和毒素泄漏渗出到环境里，我们对此置之不理，但依旧感到神经紧张。

达鲁赫拉区是我们今早旅程的最后一站，这里让我们进一步思考无情的资本运作和人们渴望更多联系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我们透过宅地大门见到了当地村子里最大的地主，他邀请我们到花园里看看，但因为怕赶不上接下来的行程所以我们没有进去（而非怕打扰到大人物）。我们谢过守门人，匆匆穿过街道，躲避着来往车辆，进入处于快速发展的商业区之中。我们笑着开始自拍起来，准备去吃午餐。尽管Franken式城市的简陋房屋和颓散的基础设施并不那么美好，我们还是因身在其中受到人们的热情招待而感到舒心。

回想这些经历时，我意识到早上遇到的游行指引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首都地区发展的一角。就像天主教徒们认为耶稣在替世人受难，骑摩托车的年轻人对职业赛车手充满认同一样，我们可以从学生们为正义而战，为性侵事件受害人奔走，为所有人有机会进入国家最高学府的受教育权利呼吁之中，看到自身对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渴望。也许JNU的学生们为克服这些大人给的烂摊子所做的抗争不一定能成功，工业现代化所带来的长期不公仿佛耶稣受难之路上漫长的考验和苦难。但有一点是足够明晰的，我们用来创造美好世界的方式实际上并不奏效。

晚上我们了解到，这些年轻的抗议者们已经游行到INA市场。为了阻止游行的继续，警察用高压水枪冲散人群，用警棍击打学生的后背。混乱中警察和学生都受了伤，有两位记者被警察打伤。在这之后，我听到过一位穿着讲究的教授对此事件的评论，她对这些和平抗议的学生的看法，甚至比公众猛烈的言论攻击更为负面。她认为这些学生们受到这样的对待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没有从以往不成功的抗议游行里得到教训。她的教育模式和目标比导游更为狭隘功利。她紧接着提到，JNU被广泛认为是激进主义分子的孵化器，盛行激进主义的思想。她整理了一下措辞说道，要是他们整天忙于为这些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发声，他们还有时间好好学习吗？学生就该专注于学习有用的技能和知识，而不是把时间花在关心社会制度与规范这种事情上。诚然，这位教授对学生的不信任和对教育功能的看法，在Franken式城市的教育机构里是主流。他们更倾向于技术，即便以牺牲智慧为代价。信奉科学理性的专家们醉心于探寻事物的各种可能性，却常常忽略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比起哲学家和诗人，我们的社会更想培养工程师和电力专家。

Franken式城市中的幸福感

我们很容易认为Franken式城市的现状是工具理性的一种糟糕体现。简陋的巷子里鼠群横行，小孩在打闹，Franken式城市向都市核心持续注入新鲜血液，然后将这些无精打采的疲惫身躯顺着公共交通和物流系统输送到城市各个角落。在城市破碎的边缘，这些后天生长的机体看起来让人更加反感。我们的同胞靠拣塑料瓶子和收集废品维生，寄望于把后代送进市中心的办公大厦。在这里，上班族坐在格子间里吹着冷气和数据打交道，做着可以累死人的高强度的工作。总体看来，我们在城市发展中所做的尝试与Frankenstein博士的“人造人”实验非常相似，都是企图将衰败的“肉体”复活，也就是实现城市复兴，但没有人考虑过这一切会有什么后果。

Frankenstein博士曾说，“我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进行研究，就是为了给毫无生机的躯体重新注入生命与活力”。而当他成功创造出了想要的“成品”时，一种强烈的失败感笼罩了他。“当我完成我的理想的瞬间，我心目中追求理想的美好彻底消失了，令人窒息的恐惧和厌恶感占据了我的整个内心。我夺门而逃，完全无法面对我制造出来的生物，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甚至让我无法入眠。”

那么问题出现了，即便是“怪物”也会有它的生活和故事，因此我们将持续面对如何对我们自己造成的后果“负责”的问题，因为它的确会对我们造成困扰，甚至会毁掉我们的未来——不仅仅是阻碍年轻人的追梦之路，也让我们在追寻幸福的路上时时阴影萦绕。

Frankenstein博士慢慢从自己创造出一个怪物的冲击中缓过神来，他重新与挚爱的表姊妹伊丽莎白取得联系。起初的信件里，伊丽莎白讲述的都是家人和朋友的近况和趣事，但有一天信里说到Frankenstein的表弟威廉遇害了。回到家中时，Frankenstein发现女仆贾斯汀已经被当做凶手逮捕。贾斯汀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但家人们都不相信她，除了Frankenstein。Frankenstein内心非常清楚是怪物杀了他的表弟，他也开始好奇怪物在离开他以后都做了些什么。事实上，怪物杀死表弟威廉的原因，正是因为Frankenstein博士逃避了对它的责任。他创造了它，却拒绝对它负责。

“我遭受的苦难还不够多吗？你难道还想使我更加悲惨吗？”怪物对他的制造者Frankenstein博士恳求道，“生活虽然只给我源源不断的痛苦，但对我来说却是非常珍贵的，我也想要守护我的生命。记住，你创造出的我比你自己更强大，我的身躯比你高大，我的关节也比你更加灵活，但我永远不会站到你的对立面，做出伤害你的事情。我是你所创造的生物，你就是我的上帝和造物主。如果你扮演好你的角色，我只会更加温顺地臣服于你。噢Frankenstein，你对我的态度是如此不公平，彻底地践踏了我。你应该对我展现出仁慈和感情。记得吗？我是你所创造的生物，我应该成为你的亚当，但最终却成为了堕落的天使。你让本应能幸福生活的我，从此与罪恶相伴。我与这世间所有的美好无关，彻底被隔绝在了幸福的门外。原本的我是一个善良的好人，而所有的不幸造就了今日魔鬼般的我。请你让我幸福快乐吧，只有这样我才能重新做回一个善良的人。”

怪物的这番请求，难免会让人情绪复杂。一方面是，Frankenstein博士的确在创造了怪物以后遗弃了它，而且遗弃的原因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厌恶。如果他能够摒弃自己的反感与厌恶，试着教育培养这个怪物，一切会不会变得不一样？或许这个怪物的超自然能力可以为改善人类社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怪物以自己得不到幸福为借口，伤害他人生命来威胁恐吓Frankenstein博士。最终，Frankenstein博士当然更情愿将一切归咎于怪物本身的缺陷，毕竟这比起承认自己应该为此负责来说简单得多。Frankenstein也默许了无辜的贾斯汀成为谋杀威廉的替罪羊，因为他明白，如果坦白一切是因他而起，他的家人会更加痛苦。

不难看到Franken式城市也存在着相似的诅咒，或者说罪恶——宁愿把一切归咎于城中村本身的缺陷，也不承认自己应该对此负责。在中国，城中村的居民们被描述为“都市贫民”和“低收入人口”。一些背景补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比喻的来龙去脉。深圳带给中国社会的两项重要改革，一是劳动力商品化，二是住房改革。通常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背景下，单位员工和他们的家人可以获得住房（通常质量不怎么高）。但在深圳，劳动者在没有住房补贴和市民福利的情况下给工厂打工，极大地推动了深圳的早期现代化。劳动者的收入非常低，不仅是因为人民币价格疲软，也因为政府并没有为这些农村移民提供住房，医疗以及教育等服务。19世纪80年代，村民们开始通过走私及其他违法活动变得富裕起来，90年代间，他们自建其许多楼房，再出租给这些外来务工者。严格意义上讲，这些外来务工者并不属于这个城市，因此很容易被地主村民压榨。如今，将近一半的深圳人口就居住于这占深圳总面积5%的区域里。

从2010年开始，深圳一直致力于城市环境的改善和提升。而进行改造的说辞，和Frankenstein拒绝怪物的理由如出一辙——这些人口稠密的城中飞地环境过于脏乱差。城市更新的目标是把公共街道和市场改造为购物广场和写字楼，为中产阶级提供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实现小康生活，穷人被阻隔在计划之外。此外，越来越多的城中村被拆除，原本的土地上建造起高楼大厦。这意味着当一个城中村被拆，这里的居民和租客就只能搬到更偏远的地方，住更小的房子。

这一切让我意识到，Franken式城市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认为各种规范是通往幸福的必要条件。

我们在德里-孟买工业走廊到处走走看看，天气灰蒙蒙的。结束一天的游览之后，我们乘坐快线从古尔冈旧城到古尔冈最大的商业街Cyber city，沿途是首都房价最贵的富人区。古尔冈快线是印度第一条私营企业出资建设的轻轨线路，志在提供高档的环境设施和国际化标准的服务。这条快线对公众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准点的交通和舒适的环境，还有一系列有趣的活动项目。比如一个叫“车轮上的生日”的项目，能在装扮好的车厢里举办生日派对；一些面向儿童开展的教育项目，满足小朋友对现代交通系统的好奇心；还有企业和学校合作组织的“Hassle Free Ride/无障碍乘车”项目，为学校的团体出行提供专用教练指导乘车。这些项目的关键是，企业提供了一节车厢，不管是学生还是职工都可以在这里办生日派对和组织班级活动。

在这条私营快线上，着装西式的女士玩着手机或是跟同伴聊着天。快线的引导标识系统都是英语的，上面不一定有印度语的翻译。座位和地面非常干净整洁，像透着光似的。进口的皮鞋光洁发亮。下地铁之后是一个树荫的停车场，我们穿过停着的车走了一会，到了一个安全门。我们走进了一个亮着灯的小书吧，里面卖各种畅销小说、小朋友玩的电子游乐设施，以及我知道牌子的衣服和食物。古尔冈是第一个接待人员能放心让我们自由探索的地方——对于外国游客来说，不管是现金消费还是刷信用卡，这里都是安全的。

“西游记”

如果说住在Cyber City的都是印度首都地区中文化层次较高的精英阶层，那么中产阶级们则大部分住在德里老城区的北部边缘。最后一天早晨的田野调查中，我们追溯了德里企业家投资建设他们第一条地铁线路时的艰难历史。旧有的轻轨线路建在开阔的街道上，施工方便。为了抢客源，他们坚决抵制新地铁线路的建造。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地铁路线和站点的需求日益增长，也希望在德里能有地铁方便出行。这也使得地铁建造涉及更多风险因素，比如有些轨道可能要穿过居民区。最早投入运营的是红线和黄线。为了避开政府命名，以及文物保护法和土地法的制约，企业家们从房地产中赚钱补贴修地铁的支出。2010年地铁设立女性专用车厢。

的确，地铁线路的修建不仅为这个活力城市提供了社会福利，创造出一个新的流动网络。同时文化地理学提醒我们，当南亚将顺着线路把触角从首都地区伸向西北地区的孟加拉国与阿富汗，曾经弥合古老的欧亚大陆文明和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的深层贸易网络将会发生改变，并将与当地的历史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制造出混乱的漩涡。大多数时候，这些漩涡在日常生活只会产生极小的波澜，就像浴缸排水一样。但有时，它会制造巨大的风暴，风停以后，幸存者们可能已经被冲刷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们第一站先去了Pul Bangash（也就是Bangash之桥），这个地方以印度法鲁卡巴德（Farrukhabad ）第一任行政长官Muhammad Khan Bangash的名字命名，他在位时修建了Ali Mardan 运河的一条支流。Bangash是源自阿富汗东部的一个部落。Muhammad Khan Bangash以及他的继位者Muhammad Shah Rangila，都成功与莫卧儿王朝的帝王结盟。Bangash桥和运河都早已不复存在，但0.2公里以外有一个印度兵变的纪念碑，是用来纪念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时牺牲的英国士兵的。1972年，政府庆祝印度独立25周年时，给这个碑改了个名字叫Ajitgarh，意思是“不可战胜之地”。为了防止这个名字出现歧义，印度政府还做了一个写着“敌人”的牌匾立在碑前。这样，英国士兵也成为“为印度自由而战、永垂不朽的殉道者”。毫无意外，英国人在设计纪念碑时，故意将高度设计得比200米外的阿育王石柱高了一些。

行程的下一站是柯哈特（Kohat），当地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样让人感受到浓郁的殖民地文化与当地传统历史交织的气息。1947年，英属印度依宗教信仰分割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实行印巴分治。可怕的暴力事件, 让无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为躲避教派追杀不得不背井离乡。人民被迫分离，而当穆斯林要在印度教徒为主的印度生活，印度教徒留在了穆斯林成群的巴基斯坦，这种情况所带来的魔幻现实，强行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局面。这不正像Frankenstein中对生命进行随意嫁接的表现吗？印度与巴基斯坦边界附近的旁遮普与巴基斯坦难民，当时就逃到柯哈特附近居住下来。印度总理尼赫鲁曾经到访过这里，他说，“我们已经给予了你们生存居住的土地，接下来要如何生活就看你们自己了”。这里的居民的确做到了，他们教育自己的孩子成为更有出息的人，努力挤入德里社会的上层，同时热情拥抱消费主义文化。我们站在地铁站台，望向这一片密集的居民区。这里是一个创业者的精明智慧和浅薄的文化积淀互相映衬的地方。突然有一句话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是深圳的改革先驱领导者邓小平在深圳建设初期作出的一句指示，“中央政府没有钱，你们自己去闯，杀出一条血路来。”

我们在罗西尼西站（Rohini）下了车。德里发展局城市地铁项目中有三个以地名直接命名的地铁站，这是其中一个。罗西尼区在规划时希望能容纳一百万人口居住，并且在过去七年里已经建起5个购物广场。这里有个问题，购物广场希望能吸引附近的居民，但是居民并不会来这消费，因为中产阶级更倾向于去Cybercity Hub这样的中心商业街或是康诺特广场这样的高端购物中心去享受优质生活。另外，地铁建成让曾经分裂的地方重新连接，这意味着人们随时可以坐地铁去城市更繁荣高级的区域。购物广场的数目也有所减少，很多尝试改建成宴会厅或是提供相关的服务。

德里的第一条地铁线路的终点站在罗西尼区的一个污水处理厂附近。这也是城市建设中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在红线完全建好前，这个地区就已经进入了半城市化的状态，而且有足够大的公共空间来进行大规模的规划设计，修建卫生设备等基础设施。现在这片区域虽然很有开发的价值，但因为污水处理厂的存在，政府和地产商在投资上举棋不定。毕竟能够负担得起高价优质房屋的人们，不会想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污水处理厂旁边。于是我们又回到了Franken式城市的痛点上，谁应该为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后果负责？而Franken式城市的形成，会让多少人生活在痛苦当中？

2018年3月25日，发生了一件同样随意但非随机的事件，验证了我对Franken式城市的批判实际上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判断。这一天，《千禧邮报》的头条是“官员拉卢将获迄今最严厉的牢狱之灾：第四次粮款贪污被判14年。”

我不得不上Google搜索关键词“拉卢”和“饲料”，才能更加清楚地了解这桩丑闻。拉卢·普拉萨德·亚达夫是比哈尔邦的政客。比哈尔邦位于印度东部，尼泊尔的南面。表面上看（我对比哈尔邦的了解较少），这些故事听起来都非常相似。1991年，印度开始进行经济改革，想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角色。在地方，这意味着当地官员必须看好手头的牌才能从中为自己牟利。拉卢和他的妻子及密友管理着印度面积排名第十三、但人口排名全国第三的州。而且，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住在乡村。这意味着农业和畜牧业有机可乘。他在担任比哈尔邦领导人期间，长期假借购买畜牧饲料、药品和设备的名义侵吞公款，挪用侵占地方财政资金高达约9.4亿卢比（2017年时相当于5亿两千万美元）

很久以前，比哈尔邦也是印度孔雀王朝的建都地，佛教也在此诞生。我想对印度和佛教进行思考，不仅是因为中国同事邓教授是一个热衷于宗教象征主义的人类学家，也因为在德里各个公园里生活的猴子们给了我一些启示。每次当我看到猴子，兴奋地大喊“猴子！”时，我们接待者中的一员就会开始抱怨这些猴子的脾气有多不好，它们偷走食物，甚至把排泄物弄到人身上。只要看看城市化给这些猴子留下了多少生存空间，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其他灵长类动物这么讨厌人类了。

这些跟猴子有关的经历，让我想起了《西游记》里的孙悟空。《西游记》的故事背景是唐僧为求取佛教真经更好的译本，跋山涉水到了现在的印度。这个神话故事的主角是唐僧，但最精彩的角色是唐三藏最聪明的弟子美猴王孙悟空。孙悟空在旅途中就是负责在各种妖魔鬼怪的手里救出师傅，闲暇的时候搞搞破坏，唐僧总是斥责他的行为不端。最终观音菩萨给孙悟空戴上了一个金箍，每当唐僧念起紧箍咒时，孙悟空就会头痛欲裂，不敢再乱来。

《西游记》毫无疑问是一部隐含着佛教寓言的小说，它告诉我们要如何控制自己“泼猴”的内心，实现自我涅槃。像《弗兰肯斯坦》里的怪物一样，这些猴子比我们更强壮，同时更不善表达，是“本我”的象征。在《西游记》中，紧箍咒和宗教信仰可以束缚住“本我”，慢慢起到驯服的作用，往传统意义上“好”的方向发展。相比起来，玛丽·雪莱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疯狂的科学没有被阻止，其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也失去控制。

怪物的内心该是多么孤寂，才会请求Frankenstein再为它造一个妻子。它毫无疑问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但它同样拥有人类的孤独感。从被制造出来到被遗弃，它经历的都是寒冷、黑暗、恐惧和饥饿。怪物希望Frankenstein能给他一个妻子，让它们能够“抱团取暖”，只有这样它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才会有一些意义。Frankenstein一贯是性格反复的，他一开始答应了怪物的请求，但却在快要造好时亲手毁掉了她，再次抛下怪物而去。制造者和被制造者的命运就此成定局，“我会在你的婚礼当晚与你再次相见”，怪物最终在Frankenstein的新婚之夜杀死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而Frankenstein拼尽一切想让伊丽莎白重生。

站在印度地铁红线的站台上，似乎能感受到铁轨间蕴藏着丰富生动的历史。我不禁开始想象，会不会我们的孩子以后每天看到的，都是污水处理一类的景象。我们经历了殖民统治，终于可以对城市进行整体规划，但却总是进行着残忍的拆迁改造。城市地铁线路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最优秀的人才到市中心，但是其他区域还剩下什么呢？贪污的政客被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人们忙着成为有钱人，住在坚固的高墙后面，雇佣人，下厨，买最好最新鲜的肉类。尽管我们都无法完全了解Franken式城市的全貌，但能依旧听见我们所制造出的这个“产物”，在“抗议”，在“嘶吼”。

它问，面对人类的傲慢带来的后果，我们的同情心在哪？

Franken式城市------德里与深圳

我们的旅程开始时，扎克伯格正在为Facebook向剑桥分析公司泄露用户信息而道歉，这家公司曾在总统选举中利用这些数据信息影响选民。而在旅程结束时，我关注到了印度在去年7月开始推行的生物身份识别系统Aadhaar。Aadhaar 在印度当地语言中是基础的意思，它会基于生物信息和人口数据给每个印度居民发放一个独一无二的12位身份编号。显然，我们也成为了Franken式城市的一份数据。在这个数据库里，僵尸号发表充满恶意的言论，俄罗斯人披着马甲在我们的数字意识中游荡。

那个疯狂的科学家Frankenstein请求读者，“请记住一点，我所述说的并不是一个神经病的幻想。”这是一个关于知识和福柯所说的“生物权力”之间关系的经典隐喻。福柯曾探讨“医学凝视”如何连结知识与权力的问题。医生作为凝视者，可以通过充满医学专业知识的目光和化学药品的干预，更好地控制病人。这种控制即福柯所提出的“医学凝视”，是一种病人无法自控地服从于知识与权力的过程。医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病人的自我意识与肉体本体作出“分离”。而今天，我们试图弄清楚新技术如何延展了人们超越生物性身体，用技术创造不同虚拟身份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里，这些虚拟身份不仅被挖掘和重置，还有了自己的生命。

在一场灾难性的谈话中，Frankenstein说他已经剥夺了怪物获得陪伴的权力，怪物因此再次用行动向他示威。它乘一艘小船离开。当Frankenstein再次醒来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回到了爱尔兰小镇，并面临谋杀的指控。起初Frankenstein还对一切非常乐观，但在他听了越来越多关于凶杀案的细节后，他意识到是怪物再次大开杀戒。怪物甚至杀死了他的挚友。显然怪物杀人是有目的的，它想把Frankenstein身边最亲近的人都杀光。Frankenstein终于病倒了，他整整两个月都在发烧，开始向威廉、贾斯汀和他的朋友忏悔。两个月后，他如梦初醒，发现自己“在牢房里，躺在一张寒酸的床上，被看守、狱警、门栓和一整套监狱里才有的物件包围着。”这个故事的象征意义再明显不过。Frankenstein把他造出的生物遗弃在实验室，而他最后在监狱的床上醒来。可能会被美猴王耻笑的“因果轮回”说，在此清晰可见。

我们出于人类的欲望，用知识建造城市，一边清除一边制造，急躁的愤怒和持续的阵痛交替出现。这些城市间的并列讨论再次引出了一个问题：珠江三角洲和印度首都区域间究竟有哪些可以对照的地方？政府和跨国公司让人的生活更组织化，地区的生产活动就像齿轮运转，需要各个层次的配合。相较而言，本土的事物逐渐被背弃。本土看似并不符合全球化的语境，然而这些“本土之地”却成为假肢一样的组织附着在城市之上，创造出更庞大的机体。

所以Franken式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偏离正轨，逐渐陷入泥潭。如果玛丽·雪莱的话可以相信，那么死亡就是从痛苦中解脱的唯一方式。只有明白了所作所为会引发的后果，我们才会良心发现。Frankenstein在看到威廉的尸体时，才意识到他进行的一切创造意味着什么，而怪物在看到Frankenstein尸体时，才终于完全明白，“我追寻他如此之久，甚至将他推入了死亡的深渊。他现在躺在那儿，苍白、冰凉，毫无生气。你虽然恨我，但是你对我的厌恶却根本比不上我对自己的憎恨之情。我看着这双作恶多端的手，想着这颗总是冒出邪念的心。我盼望有朝一日，我的双眼再也看不到这双沾满血污的手，我的心中再也不会冒出邪恶的念头。”

怪物在一番意味深长的独白之后，从船上破窗而出，沉入浮冰和积雪随波涛卷走，消失在了黑暗和远方。我们也收拾好行囊，准备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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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

马立安

Mary Ann O’Donnell

美国人类学家，艺术家，握手302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