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

让现代都市留下历史文脉/廖虹雷

果戈尔说：“建筑是世界的年鉴，当歌曲和传说都缄默的时候，只有它还在说话。”很遗憾，深圳的古建筑、古村落在迅速消失。深圳原有1000多个古村落，20多万间客家、广府民居，但是现代化城市进程中，很多村落都被改造成同质化的社区。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古村落：坑梓黄氏的新乔世居、长隆世居、青排世居，坪山的大万世居、对面喊村，还有阿婆叫沥河。

深圳市原来有300多座围屋。直到十年前的数据显示，存留下来的有194座，在龙岗、坪山、坑梓还保留了一部分。特别是坑梓，还保留了45座客家围屋，其中占地面积较大的围屋（5000平方米到1万平方米）有16座。

坑梓黄氏的一世祖黄朝轩在清初就定居坪山，康熙年间二世祖黄居中就到了坑梓，在乾隆18年（1753年）三世祖就建立了新乔世居。另外，长隆世居是1794年建的，青排世居是道光年间建的。对于黄氏的到来，有两个观点要引起注意：

第一，这些两三百年前就到深圳定居下来的客家人，不是以往研究客家移民时所说的难民。如果是难民不可能有钱买地、盖房定居。这说明深圳地区很多客家人可能是在内地想要向外发展的人（尤其是文化人），也有当官被贬到这里的人。

第二，来到深圳的这些客家人不光种田，还从事商业加工，做生意。因为龙岗、坪山的地形多为丘陵，除了部分水田能种稻谷以外，基本种植甘蔗、花生、黄豆。客家人把这些作物加工成花生油、豆腐，还酿酒。把商品卖了就有钱再买田地，再盖很多这样的围屋。特别是乾隆年间建立的坪山大万世居，这是深圳市第二大的围屋，也是深圳市的保护单位，有1.5万平方米。第一大的围屋是龙岗的罗瑞合（鹤湖新居），在国内也比较有名气。

另外，深圳地区的客家围屋跟粤东、闽西和赣南等地区的客家土楼不一样。在造型上，其他地区的围屋是圆形的，而深圳三百多座围屋基本上没有一座是圆形的，都是四方形的。只有新乔世居是半圆形的（前面是水塘，后面的围屋是一个半圆形）。在用材上，其他地区的围屋多用泥土来建造，而深圳的土楼是用三合土，把糯米煮成饭跟泥巴、石灰，后期很多是用水泥再加上钢筋。这是因为深圳靠海，多台风，经常下雨。土楼经不起暴风雨的洗刷侵蚀，这是地理环境和气候所决定的，所以深圳围屋能够承受几百年的风吹雨打存留下来。

在这几个围屋中，我重点讲一下黄氏的青排世居。大部分客家民居前面会有一个水池，这个水池就是客家人说的风水塘，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将围屋里的水排入水池，避免积水，还可以用来养鱼；第二个功能就是防火。而青排世居特别的地方在于它的风水塘挨着墙壁，中间不开门，而是旁边开两个门。这里有一个故事，建立青排世居的人除了一个明媒正娶的大老婆，还有一个原本是丫鬟的小老婆。两个老婆的后代分别从不同的门进出，不能弄混。（编者按：刘丽川老师在介绍时说，有妻妾并不少见，但是青排世居的特别之处在于“小老婆”争取到一条中轴线。）

在坪山有个叫“对面喊村”的村子很有意思。据说最早姓叶的那家人在这个地方住了下来，发展了很多人口。后来又来了一个姓许的的货郎，因风水比较好也在这里定居。叶氏和许氏就成为邻居，并且通婚，变成了亲家。每年过节或者有什么好吃的，比如杀鸡、炖汤或者红烧肉、磨豆腐时，都要去对面的村子喊“阿妹，你过来吃饭”。岳母、岳父就跟孩子讲“你看，你公公、婆婆叫你过去吃饭”，她的婆婆就说“你看，你的爸爸、妈妈就叫你过去吃饭”。长期这样叫下来，就把对面姓许的村子叫成“你过来吃饭”、“对面喊你吃饭了”、“对面喊村”，久而久之这个许氏的村子就叫“对面喊村”。

还有阿婆叫沥河，沥就是客家话中山里流下来的水，是小河流、河沥的意思。西丽湖，是美丽的“丽”，但是古老的名字是叫“沥”。是因为廖承志副委员长到深圳视察，为西丽湖度假村题字，廖承志把“沥”记错了，写为美丽的“丽”。但是阿婆叫沥没有改，到现在还是“沥”。这是一条在坑梓的河，以前有三米深的水、十几米宽，河边建了很多的围屋，比如龙田世居、秀岭世居、秀山世居等。由于很多房子在河的两岸，插秧和割稻谷都有时间限制。有一句话叫：“清明前完田”，就是清明前必须把秧插下去，因为过了清明再插秧，光长苗没有稻谷。在两三百年前，当时很多男人都到外面做生意，就剩下女人插秧。客家女人承担了整个家庭的劳动活，还要抚养孩子等。那些妇女、阿婆就在河边急起来，“怎么办，怎么办，时间又那么紧，季节又过，稻田又要插”，所以这个地方叫阿婆叫沥河。

以上的人文故事充分体现当地的悠久历史，但是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深圳的主村落由于在城市化的推进和现代化的建设，二十多万间民居所剩无几。在1819年嘉庆县志中深圳地区（包括香港）有840个村；到1987年地志有1180个村，因为横岗、龙岗、坪山、坑梓这四个镇在1958年的时候从惠阳划到宝安。到1992年，深圳进行村委普查，还是保留了1200个。到2002年就剩下不到200个村子，其中宝安（包括光明、龙岗）只有保留38个村，龙岗（包括坪山大鹏）有121个村。

现在，罗湖只保留了两个村子，一个是笋岗村的元勋旧址，是明朝开国元勋的故居，是广东省的文保单位；一个是东门老街旁的湖贝村，但是很快就要拆掉了。所以这剩下的159个古村落其实是残缺不全的。2017年开始第三次普查报了1024个村，但是只有村名，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社区。比如说蔡屋围村变成了蔡屋围社区，向西村、黄贝岭村也没有村的概念，没有了祠堂，变成了同质化的，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社区。

深圳原有300多座客家围屋，剩下是194座；有1000多座炮楼，剩下650多座。这是十年前公布的数据，目前可能有不少已经毁掉了。一千多座炮楼是什么概念？全国最多炮楼的是开平、恩平和台山，有3000多座的炮楼，第二个多的就是深圳。因为过去土匪、海盗、外国侵略者多，村民为了保护自己就建起了炮楼。比如龙田世居，在太平天国时期就有太平天国的人想攻入龙田世居，就是攻不进去；1938年日本鬼子也攻不进去，后来用火烧了一个门，把门烧坏才进去抓村民去当兵、修路。还有些炮楼有当铺的功能，也从侧面说明深圳地区的经济比较活跃，商品交流频繁，跟海外、香港及他华侨联系比较多。

村落和建筑的消失，引出的问题就是广东省、客家民俗渐行渐远。深圳地区很特殊，它有讲客家的围屋人，又有讲白话的广府人，还有少量潮州人。从广州铁路到香港，港九铁路中间从深圳过，铁路以东的布吉、龙岗、坪山等是讲客家话的，铁路以西的蔡屋围、上沙、下沙、西乡、南头等全是讲广州话的。在1938年日本鬼子打进来的时候，抗日的东江纵队分成入东队（讲客家话）跟入西队（讲广州话）。几十年前两个地方的人互相听不太懂对方的语言 ，是鸡同鸭讲。有一个入西队的女游击队员到了观澜（讲客家话），被日本人、国民党追踪的她跑到一个农民家里，农民嫂子马上让她换衣服，在脸上抹点灰，戴凉帽。日本人、国民党进来就问她叫什么名字？女游击队员用广州话回答。国民党的一听，这是客家围，你怎么讲广州话呢？那个嫂子很机灵，她马上说这个游击队员是我的外甥女，我们家里穷就把她卖到了东莞、广州，所以她从小就讲广州话，不会讲客家话，现在她回来探亲。后来村长来了，他是地下共产党的，他说对，她就是她的外甥女，是一等的良民，就把这个女游击队员保护下来。

客家跟广府分在深圳两地，这两地的民俗有什么分别呢？客家人戴的帽子是凉帽，广府人戴的渔民帽；客家人住的都是围屋，广府人住的是排屋。吃的也不一样，具体来讲客家人有三咸，咸鱼、咸肉、咸菜；广府人因靠近海就有三鲜，鲜鱼、鲜贝、鲜虾；潮州人叫三稀，从早上煮一个稀饭到中午、晚上，一天三顿就吃稀饭。这些民俗由于古村落的消失也慢慢没有了。

东门老街和鸡笼山（现改名为“聚龙山”）也有很多故事，深圳大学的桂庙在宝安县志、1930年的英国地图和同治五年的老地图写的都是“龟庙”，但是深圳大学建立以后就改为“桂庙”。“岭背村”现在改为“梅富村”，用当地话讲就是“没裤子村”，这个名字一改就把两三百年的名字改掉了。还有很多奇葩的故事就不讲了。

到了深圳，人家看到的不光是高楼大厦，还要看城市的历史、文脉。我们需要高楼大厦，也需要小桥流水的田园村庄，现代都市更需要历史文脉的延续。深圳不是只有三十多年的特区历史，还有1600多年的历史，我们要把这个城市文脉延续下去。

突围：深圳围屋遗产的困境和出路/黄伟文

实际上这一次的公开课分享的主题关于深圳人的历史财富。它不仅仅是原住民的历史，也是所有深圳人共有的历史。诸位来了都是深圳人，应该有一份责任或者权利去了解深圳的历史。尤其是在深圳出生长大的新一代，有必要重新认识深圳的历史财富。

深圳的这些历史财富实际上是碰到了一些困境、一些麻烦，需要我们一起参与去寻找方法，所以我分享的名字叫“突围：深圳围屋遗产的困境和出路”。原来客家人建围屋是要围起来，保护自己，但是现在围屋被更多的麻烦和限制给围住了，所以需要我们一起来想办法。

因为我也是从外面来的新客家人，我是规划师，主要的工作是把原来的土地给抹干净，然后盖新房子。刚才廖老师说特区内只剩下两个村，一个是笋岗元勋旧址，一个是湖贝。去年公布的湖贝城市更新方案就是要把它推掉。

发展商的计划和整个湖贝古村范围有很大的冲突，意味着在这个方案里绝大部分的古村都会被拆掉。我恰巧参加了这个专家讨论会，知道了这个方案，所以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开发一定要把古村给抹掉？”我回来也发了一点消息，深圳商报也组织了讨论，所以深圳在去年就兴起一个讨论：在城市更新中这些深圳已经剩下不多的遗产，可不可以有另外一种命运？根据廖老师刚才的统计数据，深圳原有1200多个村只剩下不到200个，在特区内的古村只剩下笋岗和湖贝。我们有没有可能保留下这些古村？让晚来、晚出生的深圳人也知道以前的深圳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讨论。

这个讨论在一些活跃的市民和专业者之间展开。城市更新不仅仅是政府、开发商的事情，也不仅仅是房东、村民的事情，而是跟全深圳人有关的事情，所以这个讨论就很热烈。邀请了同济大学著名古城保护专家阮仪三老师，也组织了大家开工作坊为留下湖贝出主意，出了好多方案。我参与的土木再生也组织了一些研究，我们试图在维持开发商的开发面积不变的情况下，把整个湖贝村完整保留下来，也就是说在同样开发力的情况下是有可能留下这个村的，开发利益和古村并没有必然的冲突、矛盾，而是有可能是共存的。这种共存甚至因为有了历史文化的加持、增值，能为开发带来更多的好处。但是方案也还在挣扎中，看看有没有可能做出改变。

这是我们对湖贝古村的想象（见上图），在新开发的楼之间通过新的交通可以穿越古村上方，但我们可以看到古村盘俯在我们的脚下。

这个讨论也吸引了一些关注深圳历史文化的积极分子，其中廖老师也是踊跃发言、参与。在建立联系后廖老师引荐了另外一些关心坪山围屋的积极分子、文化研究者，他们跟我说：“你们只关心湖贝，但是坪山、更偏远的地方还有大量的围屋也处于一种困局之中，也需要抢救。”所以我们发起了这么一个活动。

有了今年2月份的调研考察，去了解那个地方到底有哪些问题。刚才视频已经看到了，张卫东老师是真正客家文化研究的专家，充满激情地向我们介绍这些围屋的历史与特别之处。然后我才知道沿着这两条河（阿婆叫沥、大沥）有大量的围屋，这两百多年间十几代人建了几十栋围屋，这可以讲是直接建在大地上的一个家谱，而这些围屋被这二三十年的开发建设所包围（现在是围屋被包围，被遮蔽在这些密集的现代城市中），而且我们都不知道。

围屋的现状怎么样呢？其实目前处在的一种困境。我总结了有八种：第一种就是不去修它让它破落、坍塌。这个困境反映的有可能是没有经济实力、没有钱，但也有可能是没信心，觉得这个老房子没法住了，没有信心去修它。第二种困境是修，但修的款式、风格做了改变，缺乏专业知识，是一种文化的困境，不知道客家围屋未来的文化走向应该是怎么样的。第三种修得非常新，焕然一新。这个资金是来自于村民或者是政府，一般来说是修最重要的祠堂，修得特别新。这种修法其实某种程度也是破坏，因为它找不到原来的工艺、材料，又想修旧如旧，但最后的结果是修旧如新，是对历史信息的一种破坏。所以它是不专业或者说文化取向上是有问题的。第四种是装饰式样的改变。

还有别的困境就是外来人进来或者村民为了自己的利益重新再搭建，但是搭建的房屋形状很特别，它反映的是社会问题，就是怎么解决新来人口、低端人口的住房需求。坍塌的围屋里可以建怎样的房子，这也是政策的问题。这种情况就是我刚才讲的，村民也想自己重修，但重修的时候又被政府拆了说这是违建，这也是一个困境，这个是法律上的。因为按《文物法》，文物建筑如果产权属于个人，个人应该有责任去维护这个文物建筑，但个人如果想修房子，在深圳又没有一个规划建设部门的申报途径，所以你的建设就是违法的，这是法律、政策的困境；还有为了开发把它拆掉，经济上的选择是村民也享有和其他地方同样的开发权利，盖一些新楼，跟发展商合作，得到更高的赔偿，我们资产升值会很高，所以这也是选择。这几种信心上、文化上、专业上、社会层面、政策、法律都是一道道新的困境，把围屋困在这里在挣扎。时间是它的敌人，围屋在时间中开始越来越衰败、越来越坍塌。

传统城市更换层面的措施只是划了一个尺线，它是一圈一圈的，越核心保护措施越严，越外面保护措施越弱，这样的保护模式往往在实际操作中也不起作用或者作用很小，这是很麻烦的。另外我们传统保护古建筑说修旧如旧也存在一些争论，从考古的角度，它修复时是主张新的和老的要区别开来。但是在商业修复是一定要做旧，做到没有差别，你看不出来。到底采取哪一种方式也是一个学术上、专业上的争论。我们经过前面的一些调研之后，就想怎么帮围屋，做一些什么？所以今天我们想更多的人一起来探讨看做一些什么。

两次调研之后，有了一些简单的想法，一个是一定要跟社区合作；第二个是要跟政府合作，让政府更多的投入；第三个是和社会机构合作，包括土木再生这样的社会机构；第四个是和专业者合作；第五个是考虑投资和运营。我们具体列了一些项目，这些项目就想先从一些最急的做起，比如长隆世居，我们讨论这个的时候还是年初的时候，讲到深圳这些老房子最怕里头的结构被雨水侵蚀，屋顶破了，雨水一进去破坏是很大的。如果正规的保护措施很难展开，那可以采取临时的措施，把这个洞口用雨布遮盖一下，这其实是间接抢救围屋的方式。把围屋坍塌、破损的洞口给包裹起来，用鲜艳的雨布把它盖起来，这样一盖也许是一个新景观可以吸引大家去参观，用大盆菜招待大家，请大家关注围屋的状况。在吃大盆菜的时候能够捐一点钱一起来做一些事。还可以请大家去住，大家看到房子的情况不太好，所以带着帐篷去住，那就可以体验荒芜的感觉；另外可以引进民宿，比如这个小院子开成民宿，我们可以请开民宿的人看可不可以，像较场尾一样开出漂亮浪漫的民宿来。设计师把它改得特别漂亮、吸引人，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是在北京改四合院的方法，用一些简易的材料经过设计把它组装起来放到房子里，让这房子里的居住条件一下子提升，这是一种成品化的方式。

我们请一些设计师来看，比如在较场尾开民宿的设计师，请她来看开民宿的可能。年轻的建筑师有更多的想法，包括包裹这个围屋，用锡箔纸包或者用绿色的人工草皮来包。还有北京的建筑师，他的想法是在老房子是装一个盒子，一天之内几个员工就可以把它组装完，从一个老房子条件很差的变成适合现代人生活的房子。我们现在还在讨论这个事情，讨论完以后就带队先去看看，再带更多的人去了解，看看大家是否也关心它。参观做的照片、明信片，也是看看深圳人有多大的兴趣去看这些围屋，愿意出钱，能够共同参与。

最后我们是想突围，如何保护围屋？第一点就是社会建设和公共参与。第二个是信息分享，我们现有的地图比如百度、腾讯以这些围屋做标志物的，大家哪怕看地图经过这个地方，开车你到福建去看土楼，但是你不知道深圳也有，那是不是可以标注这些土楼，能看到是很密集的。如果你标注出来、分析出来，这也是信息分享。包括文化宣传，这也很重要，我们做了明信片，大家可以传播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这也是一种宣传。第三个，学术研讨和知识准备也是不足的，为什么说不足呢？只有世界遗产保护和中国遗产保护的那些建筑有法律支持、专业支持，普通的深圳老房子够不成这些杰出文物的时候怎么去保护和利用它，一样是缺乏专业的支持，所以我们要去研究作为历史遗产有哪些形式的生命过程，我们要怎么为这些老房子找到一个适合它的生命曲线，去维持它的使用年限、激活它。每栋房子都有它的命运，我们是不是看着这些围屋要么自个儿损毁，要么人为破坏，还是说我们可以关注它让它的生命可以再生，也可以不把它治坏，所以我们应该给它治疗、给它帮助。

我们促进中心这边也做过很多研究，怎么面对遗产进行保护，包括一些工厂，我们都做了一些研究，这些就时间关系我不详细解释。还有一个突围是要对规划进行统一检讨，因为这样的规划，你不知道围屋在哪里，有一个廻龙世居在这个角上，就被规划路给它切了，这个角上也有一些小围屋也被路给切了，所以规划和围屋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冲突，需要我们重新去检讨规划、修改规划，让这些围屋可以在规划中生存、容身，不然容身之地都被这种规划给消灭了也是有可能的。利益关系也是一个问题，传统围屋保护的高度限制、开发权利的限制。你在这个范围的外面，可以盖高楼，在这个保护范围内你就不能盖或只能盖矮的楼，那凭什么？这就是一个发展权利的问题。那能不能有改变呢，我们能不能给围屋有开发指标，这个开发指标可以卖给旁边的楼开发，这种叫空中开发权，就是我不开发了，可是我可以把开发指标卖给旁边的发展商，这样不用开发我也受益，不用摧毁我的老房子，但我同样享有深圳城市化都在盖楼的收益，不盖楼也能分享收益，这也是经济上的安排。最后是整合资源与试点推广，从一个小点可以做起来，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努力想做的事情。

我们面对这么多围屋资源，但深圳的房价这么高，这些围屋又不能空置，这也是一个反差、一个困境，深圳号称设计之都，有这么多的设计师，可是我们好像也帮不上围屋忙，这也是提给深圳设计界、专业世界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些围屋能够被正确和很好的使用起来，所以靠大家一起来努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