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咱们聊聊“深产”建筑师的目标和责任

2013-10-19

福田区红荔西路8009号规划大厦 201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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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深圳建筑师都有意识的强化它去探索的话,它可能会成为深圳建筑的一个特点。努力寻找深圳建筑实践的特点,如果是积极的我们是否可以强化它,然后形成某种共识,也形成某种深圳的品牌。”

张之杨

局内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主持建筑师、本次策展人

深圳大学建筑系学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建筑学硕士,哈佛大学城市设计专业建筑学硕士。加拿大皇家建筑师学会会员,先后担任美国AECOM (原EDAW)公司资深城市设计师、荷兰大都会事务所(OMA)资深项目建筑师。曾执教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与伦敦AA设计学院,以及韩国首尔大学,2008年至今多次以客座教授身份持续参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深圳大学设计教学工作,多次以独立身份在清华,同济等知名学府及机构演讲。

马立安

深圳大学建筑学院世界建筑导报英文编辑

2005年,马立安开办了博客“深圳笔记”(Shenzhen Noted),直至现在都采用摄影及评论的方式来呈现深圳的建筑、城市规划以及变化着的文化环境间,2011年因《深圳笔记》而获得南方都市报年度公民奖。2011年受到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总策展人Terrance Riley的委托,她的参展项目为“轰隆!深圳”,呈现特区的发展历程。

黄居正

《建筑师》杂志主编

东南大学建筑系学士,日本筑波大学硕士,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访问学者。2004年《中国青年建筑师8人展(北京世纪坛美术馆)》及2010年《东西南北中——十年的三个民间叙事(方家胡同)》策展人。现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建筑历史理论专业博士论文评审委员,《南方建筑》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日本《新建筑》杂志(中文版)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建筑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传媒大奖提名与初评委员。

活动回顾

“深产”建筑师与深圳

张之杨:从我个人来说,深圳的大环境确实影响着我们的职业习惯或创作精神。首先是“快”,我们所有项目都非常快。深圳的建筑设计特别是住宅设计,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全国领先,最早研究香港高密度住宅,在中国大陆进行大规模的住宅建设,形成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并且向全国进行输出。室内设计、酒店设计等等,深圳曾经是向国内输出设计的基地。北京、上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教育基础,现在涌现出非常多优秀的建筑师。深圳建筑师在财富浓度很高、文化底蕴不足的移民城市下,需要重新思考自身定位,我们是否还有领先优势?

马立安:我觉得深圳的建筑师应该拥有占领未来的心态。我喜欢深圳,深圳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办不到事的人。我跟张之杨可能会有不同,我觉得没有智慧无所谓,这个时代的核心是快速资本化、快速发展,你接受它的话,可能乘着这个浪潮发展到你想要的地方。改革开放之后应该算是深圳的时代。

曾冠生:这个话题本身,我觉得就是贴标签。贴标签有两个作用:第一种,更容易被消费,现在还是一个消费社会,贴标签之后更明确了,比如XX年代建筑师或者是流派,这样划分更易被接受并消费;第二种,就是拉帮结派使势力更强大,比如清华帮,感觉是兄弟,变成中心化。

黄居正:当代中国建筑师的生存状态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跟商业结合的比较好,或者说贯彻甲方、时代和政府的意志;第二个层次,在甲方、政府意志跟自己意志间找到平衡;第三种层次,特别有英雄主义情怀,在专业上有强烈追求,希望作品打上一个非常深的个人烙印。对于我们做杂志的人来说肯定是最后一种,对建筑学学科有推动作用,但是影响大众生活层面的应该是第一种。

“中心”与“边缘”的博弈:深圳的自我审视

黄居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大陆开始蓬勃兴起的时候,无疑欧洲大陆是中心,以法国、德国为中心的这么一个发源地;1932年,在MoMA举办了纽约现代建筑展览,把中心从欧洲移到美国;但是在欧洲的边缘有像芬兰、瑞典这样的国家,他们的建筑师盖出来的建筑对中心的冲击是非常之大的,比如芬兰的阿瓦托。“边缘”往往会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冲破所谓“中心”确立的标准,用一个词来讲叫“毁形”,这种反抗就带来了改造中心的品质。我觉得“中心”与“边缘”不是地理上的贬义词,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从这个意义上,深圳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去改造或者去改变。

张之杨:黄老师讲的边缘和中心,我觉得还存在一种转化,美国确实成了建筑和当代艺术的中心,一直到80、90年代都是这样。这里面有两点:一是这段时间美国经济在全球是一枝独秀的;第二,当今的建筑学我已经不敢说美国是中心了。举一个案例,上世纪50年代出现了“建筑乌托邦”,那一伙人都成为了建筑舞台上的大腕,除了皮特·艾森去了美国,现在建筑界最热闹的还在欧洲。我在想,当你挑战主流的时候反而有智慧让自己成为中心,而当你成为中心、拥有话语以后,则变成守擂的,别人再来打。

黄居正:刚才讲深圳是一个新兴的移民城市,用的词是“未来主义”,深圳有一个优势是想象力可以得到充分发挥,相对来讲北京身上背的负担重一点。年轻人的梦想会比较多,深大建筑学校友的展览,就有很多建筑师具有非常强烈的要探索新的建筑形式和空间语言的欲望,这种欲望表现为想象。所以,在深圳这样的土壤下,有这么一个希望——从边缘走向中心。

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建筑设计处处长姚早兴在论坛上与嘉宾探讨

姚早兴:讲机会,深圳是一个经济中心城市,我们的建筑量很大,特别是未来大量的开发建设,前海、后海,还包括新区,这就为“深产建筑师”提供了广阔的条件和环境。我们从规土委招投标、行业管理也考虑把建筑市场推向繁荣,给深产建筑师更多的机会参与公平竞争。深圳的市场是很开放、包容的,是多元融合的,我们的“设计之都”是名副其实的,我也相信深圳不会输于其他城市.

商业化大环境下,建筑师的社会职责

张之杨: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应该停下来,放慢一点。如果我们完全基于生存去做建筑,这是一个低层次的状态。建筑本身具有社会影响力,我们应该思考建筑师存在的价值观,或者说深圳应该做什么样的建筑、什么样的建筑才是未来的,我觉得这些话题是值得探索的。

黄居正:日本建筑师的公民参与意识比较强一些,在社会运转过程中建筑师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比较大,建筑不是私人性的,建筑一定要跟社会发生关系,要考虑如何承担作为建筑师的责任。“设计与生活”,建筑师是干什么的,实际上就是为普通老百姓组织、创造一种生活,这个时候建筑师就一定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来。

黄居正:我们更关注所谓建筑自主性探索的作品,这些作品可能在短时期内不被公众接受,但从长远角度对建筑的影响会非常大。比如说密斯住宅,有多少公众会接受,有多少人会住在里面?可是它对建筑学的发展之大好像没有人能超过它,现在的办公不全是密斯的这种形式吗?所以,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转化的过程。我们应该以历史眼光看待问题,而不是在城市里面诠释这些商业建筑。

张之杨:库哈斯写了疯狂纽约,它实际上是把被建筑界所漠视的一个城市——纽约,梳理之后寻找到巨大的价值,而且认为它是未来趋势。深圳华润万象城在过去朴素的商业模式下,比如最早的东门街之类,是能够解决经济、土地和快速建造、消费、舒适性等问题的综合答案。第一个做购物中心的人是有革命性和积极意义的。同时资本具有盲目性,一个万象城的成功引发一大堆发展商不假思索的复制,现在深圳据我所知有70个购物中心,作为深圳建筑师我自己可能需要这方面的思考。

黄伟文:深圳本地建筑师的探索能不能有一些共同点,不管是制度环境还是地理环境,深圳规划国土委对建筑的引导都是希望和城市发生关系,建筑更加开放、更加具备一定的公共性和公众互动。有些私人开发也提供一定比例的公共空间,而且有些地方倡导建筑要临街开放、要提供骑楼希望形成一些街道生活。深圳建筑师都有意识的强化它去探索的话,它可能会成为深圳建筑的一个特点。努力寻找深圳建筑实践的特点,如果是积极的我们是否可以强化它,然后形成某种共识,也形成某种深圳的品牌。我们除了和商业地产结合引领住宅设计,我们能否在保障房上也做一些探索,在城中村的一些研究和更新改造上做一些探索,如果能够保持这样一种引领探索的话,我觉得对中国的城市实践包括建筑实践有正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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