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

文/李文海 住区杂谈

项目概况

红岭实验小学规模为36班，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安托山片区，周边为新建高密度住宅区。项目占地约100米见方，总建筑面积35588平方米，容积率超过3.0。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于2017年开始设计，2019年10月正式开学。

项目背景及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

《住区》：3.0的容积率代表了这个项目面临的高密度压力，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不是一个孤立项目，而是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一系列校园项目的开端，因此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了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的策划和发起人，时任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福田区管理局副局长的周红玫女士，介绍设计实践背后的项目背景。

开门见山，在发言之前提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对于这个突破性很强的创新项目，很多人认为是采取非常规手段，或者是“突破规范”的方式才实现的，如何看待这样的质疑？

周红玫：这几乎是大家由于被校园规范长期压抑困扰而自然生发的如释重负的想象，啊，一定是突破规范了！红岭实验小学项目逼近了规范的底线，但却还是在规范的框架下完成的。

城市现实中的“真实问题”

我先介绍一下红岭实验小学作为高密度“创新样本”产生的背景。近些年学位需求爆发式增长，为缓解日趋严峻的城市用地和学位紧缺困境，福田区近年加大了普通中小学的建造力度。

以红岭实验小学为例，原本24个班的建设用地通过两次增容扩充至36个班，而且随着教育设施标准的提高和教学需求的多样化，班数的增加不仅仅意味着普通科室数量的增加，还包括单个教室面积的扩大和各种功能教室的增加。红岭实验小学用地面积10062平方米（因用地东南角基础避让建设中的地铁线路，可建设用地面积仅为885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5588平方米，建筑容积率超过3.0，建筑覆盖率达61%。

在同样的用地条件下，该项目总建筑面积是传统学校的3-4倍，是设计规范的2倍。对于规划部门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这一探索意义非凡，因为接踵而至的大量改扩建校园项目乃至整个深圳未来校园的设计都将面临同样的挑战。

 “悬置”规范问题 | 弹性机制

在短期内做规范上的突破是不可能的，但这场硬仗又必须打好！我们敏感地意识到，高密度产生新类型！对于快速成长的南方高密度城市的新校园设计，必须从现有的僵化的管理和规范中开放出一个弹性的讨论机制，且对特殊建筑个案的范式探索给予坚定的支持。

红岭实验小学在我们策划伊始就志在探索高密度条件下的校园设计范式创新，将“教育理想”与“空间功能”紧密联系，积极塑造“新校园”价值准则。我们以此“个案创新”为契机，尝试优化规划管理机制。

首先通过高水准的专家工作坊和优秀建筑师的方案比选，呈现不同空间方案，将各种诉求形象化、具体化，从而遴选出最合理、最有创造性的优选方案进行论证和校核指标，寻求具体项目的最优解。不仅避免了规划审批“一刀切”，还消除了规划指标和建筑品质的诉求冲突。

定指标的过程

2017年7月，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仅用十天就递交了这么一个精彩的方案，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信心。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不是惯常的方式由规划先把指标定下来以后让建筑师来做，而是以建筑师的方案探索为抓手，根据建筑师的方案来校核，最终确定项目指标。

高密度对原有校园设计规范提出了一系列挑战，高密度学校能否落地，能否达成土地利用效率及空间、教学品质的平衡，都需要设计师用创新方案来证明。规划审批的优化和支持体现在：将规划指标的刚性与弹性结合，根据创新设计方案及时调整规划指标。

首先我们在建筑密度（61%）指标上给予自由度，使学校中占地最大的运动场升起，从而提供大量容纳辅助功能的空间，也让我们看到了提高密度后教育建筑的发展潜力，使校园空间模式脱胎换骨。

现在操场的退线只有两三米，看起来占用了城市的公共空间，我们顺势把另外的话题提出来，就是城市共享。项目探索将“学位需求”与“社区需求”紧密结合起来的方式，通过垂直分层就可以同时满足校园的独立管理和一部分文体设施对社区开放分时共享，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当代意识的新校园。在这点上，我们也希望学校领导能继续推进，尽管目前可能还需要封闭一段时间。

“规范”

回到大家提出的是否“突破规范”的议题，我认为真正突破的是被规范桎梏的设计思维，红岭小学颠覆既有学校的僵化模式和呆板形象，它以如此美好的姿态重新回归建筑学本体。主创设计师以系统的方法和娴熟的技巧，挑战僵化的规范和既有学校的模式，呈现了生动与丰富的校园空间和纯粹而又贴切的校园美学品质。让我们为源计划喝彩！他们让我们看到了建筑师的惊人创造力和建筑学的更多潜力。

在我国建筑的众多规范中，诞生于低密度时代的全国性学校建筑规范恐怕是最僵化的一类——“一刀切”的方式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域间的气候和城市发展差异。我想再次感谢深圳大学龚惟敏教授在第一次专家工作坊中的振聋发聩的发言，他说：“长期以来中小学设计乃至整个投资建造体系，形成了一种单调无趣的模式化设计和僵化的建筑类型。”就像一剂强心针，龚教授的发言一直激励着新校园行动计划。

当纯粹的功用和规范成为设计的中心，就会造成对校园建筑环境质量与人本学习空间的认识不足；规范的“紧箍咒”更禁锢了设计思维，以致大部分建筑师丧失提问和分析的能力，不能回到建筑学本体问题思考，无法形成自己的设计方法，因而产生了数量巨大的套路化的“强排”方案。建筑的核心被抽空后便只剩僵硬的规范和图则叠加的学校楼房，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和研究依然普遍缺失。

就像建筑师张之杨所说，源计划没有为规范而设计，而是为孩子们来设计一个校园。新校园行动计划给我们重新设定了一个起点，回到设计的本体，从学校建筑出发，重新思考设计。

《住区》：创新，既是建筑师的设计创新，也是设计管理体制的创新，旨在建立一个“创新的机制”。因此红岭实验小学的意义就不仅仅在于树立了一个新范式，而是让未来校园设计中的创新更常态化，呈现出更多元，更丰富的样貌。

周红玫老师发言中提出关于“设计规范”的本体的理解，不应该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种能把“创新”纳入其中的持续自我更新的动态机制。虽然这不是建筑师可以自下而上改变的现实，但仍需大家共同努力推动。

红岭实验小学遇到的复杂现实问题，表达了基于城市现实，高密度表象之下的深圳城市发展的独特性。从这个角度看，新校园行动计划是一种契合时代需要的“发展观”，向建筑师传达使命感的同时，厘清现实的“真实问题”，让建筑师把握矛盾，尤其是把握“新的矛盾”，成为创新的出发点。

建筑师的设计回顾

《住区》：上文谈到的机制创新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充分凸显“建筑师的价值”，建筑师在具体项目中表达的创造力和整体新校园行动计划的诉求相辅相成。论坛现场，来自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的何健翔和蒋滢带来以《织造校园》为题的演讲。

何健翔：2017年，根据工作坊的要求，在十天时间内用疯狂工作的模式，拿出来一个我们觉得可以给未来，给孩子们的一个学校设计。经过两年时间，这个项目就实实在在呈现在面前，给我一种很“魔幻”的感觉，也就是在深圳，也就是在当下这个时代，才有这样的可能。

蒋滢：

北京的城墙

扯远一点，从70年前的一场论战开始。为什么拿这张图出来？两年前我们去纽约参观高线花园，当时感慨万千，因为想起梁思成先生的北京城墙方案。他认为北京城墙不应该被拆除，而应该在上面种树，建一个环绕整个北京城连续四十多公里的立体公园。试想如果这个设计能被采纳，将会在北京呈现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场景。梁思成先生提出这个想法并非仅仅为了保护城墙，更值得珍惜的是北京的城市格局和文化生态。

城墙终究被拆除了，宣武门、东直门现在只是一个地铁站的符号。这个事件对于建筑界影响深远，在那次讨论之后，新和旧、城市的发展和延续等问题似乎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抛开了历史的制约，抛开了对文化的讨论，城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因为我们自由了。在短短几十年内，千年古城北京，从二环、三环，一直拓展向五环、六环、七环。

南方

讲北京只是一个插曲，回到珠三角，回到大家熟悉的“南方”。珠三角是源计划生活和实践的主场，自古以来都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处于几种文化——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织点，更重要的是它远离政治中心，是岭南文化的核心地带。

现在很多人不记得广州其实也是一座古城，有两千年的历史。几百年前这里仍然保持着山水城市的格局，依托白云山，被珠江水系环绕。现在的珠三角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城市密度最高的区域，城市不断蔓延，吞噬乡村，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体之一。

城市伸展 | 空间生产

城市一直在不断扩张，不断生长，每天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我们目睹城市的伸展变成了一种空间的生产，不管是住宅、办公楼和商场，还是医院和学校，快速的空间的生产伴随着人和建筑的分离，人的使用和具体的建造的分离。

对源计划来说，在今天的中国或者是珠三角，建筑的问题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空间建构或物料使用的问题，越来越快的生产速度和建造速度、庞大的资本压力、政治的影响和渐行渐远的传统，这些问题都摆在面前，建筑师可以创造的空间在哪里？我们如何回应这些问题？以上所谈，构成了源计划的坐标系，也可以说是对建筑师自我的认知和对城市的认知，实际上源计划的所有项目都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何健翔：

一块“剩余”的场地 | 巴别塔

红岭实验小学项目的场地原本是一座被用作采石场的小山——安托山，随着不断采掘，慢慢变成一块剩余的场地。在做方案的时候，周边连道路都没有，模糊不清，我们所有的资料和数据都来自于未来的规划，只有道路标高的一张图。

最近一个朋友给这个项目写评论文章，他把这座山比作巴别塔，巴别塔是人工砌筑的，而这座山是人工砍削的，这个对比很有意思。

红岭实验小学项目提出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地理和文化状态去回应周边激变的城市背景，它不是一个房子，而是某种自发的机制——正如刚才周红玫老师提到的。这是一种新的机制：空间的机制和校园的机制，回归到一个自给自足的，内化的“小宇宙”，这是设计的出发点。

刚才我们在现场导览的时候说过，这个项目有两个基本策略：第一个是一定要把高度控制在24米以内，保障在高密条件下可以构成水平化的可以交流的空间状态；第二个是观念上的地理的延续性，建筑构成一个山的“负形”。

家 | 生物学

段义孚在其著作Cosmos & Hearth（目前还没有中文版，书名大概可以翻译成宇宙和炉台）中研究关于地方和全球化的自由空间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家和一个世界的关系，这描述了人的基本生命状态。

很显然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宇宙很强大，家很脆弱。校园里的班级单元就是小学生的家，如同生物学逻辑里的单元细胞，小朋友们在这里建立对环境的认知，建立自己的小宇宙。从单元开始组织空间的方式可以回溯到上世纪60年代的新陈代谢学派。

在南方，对家的日常场景描述常常是一扇看得到风景的窗。所以在班单元的设计中我们坚持要做落地窗，是一个看得到外面，故事可以发生的地方，而非传统的带窗台的教室，让学生产生被禁锢的感觉。通过这样的设计建立新关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关系。

细胞式的流动式的空间组织也构筑出适合南方气候和采光通风要求的场所。

校 | 建筑学

第二个环节回到建筑学，细胞两两成对分布，在每层构成一个中间尺度。这个尺度和我们小时候体验的12个班或者16个班的学校尺度差不多。12个班级的组合，正好是两个年级，大家可以彼此认识，产生互动。水平层之间互相叠加，加上连桥和连廊就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系统。

照片反映了使用中的状态，我们这个建筑没有什么立面，没有什么体量，是一个通透的建筑，强调人在其中的自由穿越。

园 | 地理学

高密度带来的下沉公共空间形成了一种地理学的状态，地景像立体下挖的浮雕一样，结合植物构成让人环游的多样化空间，让整栋建筑真正构成一个微型聚落，一个小城市。

悬浮在上面的水平结构构成像山谷一样的中庭，形成往上拉伸的图景，自下而上，用一种新的地理语言连接在一起。

   

方舟

回头看整栋建筑的水平延展和周边的超高层住宅垂直线条构成对照，教室的窗和外面的世界构成对照，这个校园像一条方舟，给36个班的孩子们，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师们一个在不断变动中的城市中的家，由此展开对生活的想象——从窗户到都市苍穹。

《住区》：从项目分享中可以清晰分辨设计概念中针对“南方”气候特征和“南方式”生活习惯的策略、针对“地脉延续”和自然与建筑融合的景观化策略以及针对高密度的水平化空间布局策略，这些共同构成了建筑“在地性”的基础。

在形式语言的背后，源计划的诉求不仅在于解决“高密度”等复杂矛盾，而是对珠三角地区的社会现实和当下的时代面貌的回应。建筑师的国际视野，以及在具体项目中被重新激发的创造力，共同构成“当代”地域性。

和校长的对谈

《住区》：新校园行动计划的初衷之一是改变僵化的校园建筑模式和新的教育理念之间的矛盾，试图让建筑师和教育界专家合作，积极回应个性化、多样化的教育改革需求。

本次活动特别邀请到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学（集团）书记、校长张健老师，回顾红岭实验小学设计和建造过程中建筑师和学校管理者的互动，并评估项目建成后的使用状况。

儿童乐园、购物中心或展览馆

张健：红岭小学在深圳，甚至全国影响很大，开学两个月已经接待了60多批参观考察。我们访谈了家长和孩子，访谈了来参观的政府官员，也访谈了各专业人士。在孩子们心里，这就是一个儿童乐园，很多学生评价说这是他们心中最最漂亮的学校；有些家长说这里好像是购物中心，像万象城；很多领导到这里来，说这学校像一个展览馆。我说你们都说对了。

红岭实验小学是一个新体制学校，它是公立学校，委托管理，而非旧体制管理。红岭在深圳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育集团，但办小学，这是第一次，对这个学校的定位很高。

我们采用了全课程项目制包班制的教学，课程设置导致教室的布局，所有的场景都和其他的学校不太一样，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学生们上课，会有更直观的感受。正是因为学校的新体制的要求，和课程设置的要求，教室和每一个公共场所都是灵动的空间，这也体现了空间设计和学校体制和课程的融合。

注：包班制指一名教师负责多个科目的课程教学，一般由2到3名老师包下一个班级的所有教学任务，有利于促进多学科的融合和知识的互相渗透。

《住区》：请问校方在项目什么阶段参与，以及在建设过程中和设计方如何互动的？

张健：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前期花的时间比较长，大概有一年半，项目确定下来以后，学校和国土规划部门以及和设计部门的接触非常紧密。

以前很多地方政府包括在座很多建筑师所承接的工程都是“交钥匙工程”。政府立项，发改立项，然后设计招标，施工招标，工务署拨款，最后找到校长，房子建好了，交给你，这叫“交钥匙工程”。说起来似乎给学校减轻了很多负担，或者建得很轻松，其实这种方式一定做不成一个好学校。

当时的主管规划局副局长周红玫来学校和现场跑了数十次，我们跟设计师的沟通更是几个数十次。建筑师带来的不仅仅是设计的情怀，更有教育的情怀，总是问校长你想要什么，这个空间想干什么，如何变化。整个过程是在不断的沟通中，推向最大化。

校园是第一课 | 看见童年

《住区》：建筑师一定非常渴望得到建成之后的评估和学生和老师关于空间使用情况的反馈，包括具体的班单元设计（鼓形平面）和合班设想（两个鼓形平面可分可合的尝试），针对气候友好型空间（开放的文体活动空间）及灵活多变的半户外空间的使用状况。

张健：刚才说了家长的评价、老师的评价和孩子的评价，他们都非常喜欢教室的设计。教室是一个可变化的空间，两两成对，通过隔断可分可合，这带来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合班上课，可以分班上课，可以游戏上课，可以排排坐，可以团团坐，可以席地而坐，反正是变化无穷。这样孩子觉得很好玩，

以前深圳有学校做过合班的尝试，只是拿一两个班做试点，完全采用这样的方式，红岭实验小学是深圳的第一家。这所学校里完全没有老师办公室，每个班配置一个主班老师，一个副班老师和一个协作老师，老师平时就待在教室里的卡座里，刚开始老师们觉得工作量太大，太烦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老师觉得很好，天天和学生泡在一起，氛围很好。

学生开学第一课就是校园，学习校园的环境，让学生走到每一个角落，给别人描述、给家长描述，还要去画，去认识所有的字，去计算所有的数量，把语文、英语、数学和科学全部引入这课程里。但是大家放心，这完全达到了国家的认知课标准，不是玩完就啥都忘了。

我们要办一所看得见童年和未来的学校，我想大家都理解，传统的学校就是看得见孩子的分数、看得见孩子的表现、看得见孩子的规范，但是有没有看见孩子的童年呢？通过这种项目式学习，把快乐和兴趣融入学习过程中，同时满足课标的要求，因为以后还要考重点高中、还要考重点大学。

有关造价

《住区》：针对建筑师的校园空间创新和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模式的创新之间如何产生积极的对话，能否给在座的建筑师一些建议，如何和“真正的使用者”充分合作？

张健：刚才蒋滢说项目中途碰到了很多困难，有的时候快绝望了。各部门都是按自己的方式思考，有时候去突破这个事情的确比较难。如果设计师能够谋求学校的支持和深度参与，突破起来就多了一条路。说一些更落地的问题，比如造价。

我们一开始的定位是办一所与众不同的小学，要办就办最好的学校，这是当时跟政府保证过的。设计很重要，造价的支持也很重要。各地政府对学校的造价有非常清晰的定位，深圳目前单方造价大概是8000，内地城市一般是7000。这个项目因为受高密度的影响带来工程上的难度增加了结构上的投入，最终造价达到了11000多，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

举个例子，项目中用了造价比较高的陶棍做局部墙面装饰材料，当时工务署、代建开发商、设计方和我们学校开会，争议很大，闹到拍桌子，拂袖而去，最后又拉回来做工作。说实话我们当时都想退缩了，设计师非常坚持，说一定是好的，结果建成以后，大家一看，值。

工作坊回顾

《住区》：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是以红岭实验小学（原命名安托山小学）为契机展开的， 2017年7月召开了“安托山小学设计提案评审&集约土地下的学校设计模式探索工作坊”，确定方案的同时制定了新校园行动计划的基础理论框架。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龚惟敏教授在工作坊上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单调无趣的模式化中小学校园设计提出批评，指出“整个中小学设计的背景在国内是反设计的，整个投资建造管理系统都是反设计的。”本次活动特别邀请龚惟敏老师回顾当时的情况。

龚惟敏：当时说那番话有特定的背景，我本人并没有特别多的中小学校园设计实践经验，我的大部分经验来自于教学以及评审工作，还有身为家长的切身体会。我有一种非常直接的感受，严格的规范和对使用者如何使用空间的惯性认识，对设计带来很强的限制性，结果让我们看到的大量校园千篇一律。

当时评审的时候感觉非常震撼，这个方案很有新意，是一个高密度校园设计的样本，在和现行规范兼容的情况下可以做到突破，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今天现场参观之后，对这个校园的开放性印象深刻，就像刚才源计划所介绍的，这个项目并不是当作一个建筑物来设计，而是一个开放系统。也包括景观上下挖的这些半户外空间，整个生成的理念，非常成功。

何健翔的发言充满了感情，他对校园的思考不仅限于抽象的概念，有很多丰富的想象在里面，从建构的语言上，在每一处空间的处理上都能体会到这一点。刚才校长提到“看到童年”，小学校园对小孩们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设计给孩子们一个丰富的，可以留存在记忆中的场所。

回过头来，虽然之前谈到我们在现有规范和限制条件下仍然能做出非常好的设计，但从我个人角度来说，还是希望能在规范上有所突破。审视那些规范，其实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合理，或者已经过时了，比如间距的要求和层数的要求，背后并非有那么多的理性支撑。如果我们去看看香港的校园，在层数要求上就不太一样。面对高密度校园，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只有在规范上有所松动，才能带来更丰富的新校园样式。

现场讨论

谢菁（一十一建筑）：在红岭实验小学的参观过程中发现在这里面有一种很自由的感觉，人和地面的关系特别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我们一十一建筑正在从事“8+1建筑联展”中的新沙小学的设计，预计明年下半年建成，年底学生入驻。

在各种场合，我们经常被问到关于安全的问题：你们这个创新安不安全？我们看到这个学校以后觉得很受鼓舞，希望社会的认知能发生转变，认为这样自由的学校同时也是安全的，孩子们在挑战中成长，充分拥抱自然。我们身为建筑师有信心为整个社会带来更多既安全，又自由的学校。

刚刚进校门的时候何健翔老师提到入口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做成完全开放式，雨水可以落下来，实现的过程中也努力了很久。我们特别羡慕这里能保留了原方案的构想，我们的项目在相似的问题上正面临困难的处境。

在新沙小学的屋顶平台上，原来设计了一组做实践教学和辅助功能的小房子，之间是全开放的巷弄空间。这样的巷弄空间，就是中国传统老城市的感觉，现在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很难体验到。结果在设计深化过程中被要求加玻璃顶，必须在不淋雨的情况下到达各个教室。为了不做雨篷，我们见了校长，想说服他加上之后就不再是一个巷弄空间的感觉了，比起两三米的距离不淋雨，自然的体验更重要。学校非常支持我们的理念，但预计到未来使用中家长会要求增加雨篷，说不如你们设计一个更好看的。这就是目前的现状，我们只能努力在妥协的基础上调整设计，令其对空间影响小一点。

周红玫：这点我可能比建筑师更执着。之前这边遇到很多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是建筑师都已经快放弃的时候，我会重新寻求可以改变的机会。如果这个设计你没有达到满意的程度肯定是你坚持得不够，如果你想要它更好你必须得坚持。

陈伟航（联盟建筑）：看完这个学校，特别想把小孩送过来。好的就不用说了，想请教校长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了什么问题？

张健：在学校的使用过程中，目前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缺陷，论及细节问题，还是回到刚才建筑师提到的安全的问题。我们接管学校以后，首先得让家长放心，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为此，我们把几个校部的安全主任请过来——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让他们每个人排查一片儿，罗列现场的安全隐患。

最主要的问题是教室和栏杆之间的缝隙以及厕所和栏杆之间的缝隙，20厘米、30厘米和40厘米不等，孩子可能会卡在里面。另外地下层通过草坡和地面连接，在负一层的阅览室和音乐教室完全感受不到在地下的感觉，我非常赞赏这个设计理念，但是同时也存在攀爬的安全隐患。最后一条是坡道，因为每层的平面不在一个标高上，通过坡道连接，走在上面感受很好，不单调，但是学校也必须设置一些标识，防止孩子从上往下跑得太快，刹不住。这些都是一些细节的安全问题。

蒋滢：正如刚才周红玫老师说的，建筑师必须要坚持，所以谢菁一定要吸取教训，因为你放弃坚持的地方，一定会被人看出来。

关于厕所和栏杆之间为什么有一个缝隙，设计里原来是一个花池，为什么没有做，是因为排水的问题。教室的墙壁是双层的，可以藏雨水管，厕所的墙是单层的，另外往下连到一层的训导室，排水管一定会露出来。这个问题跟水电工程师磨合了很多次，每次都有问题，最后权衡利弊，还是放弃了，取消了那个花池。

李博（丘建筑）：非常有缘从立案开始见证整个项目的进程，接下来源计划还在做红岭中学高中部设计，我想请问何健翔老师，下一个项目如何迭代升级？

何健翔：学校这种类型的公共建筑，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制度，教育的观念和管理模式。如果没有张健校长对开放教学的改革和实验，就不会有红岭实验小学这么灵活的空间，这一点在未来的红岭中学也是一样的。

红岭中学将实行走班制，就像我们在大学里的教育模式，这跟传统的高中教育模式非常不一样。教学楼的布置和校园规划跟走班制的教育模式密切相关，我们试图在原有校园体系上加入一个异质的东西，激发全方位一体化的变革，从教育的模式、学生课程管理的模式到校园空间的组织。空间上还是延续地理学的关联，引入山体，通过山体的基础设施来组织一个社群网路，串联原来的使用空间。学生在网络化的空间机制里上课和交流，大概目前是往这个方向去做。

蒋滢：我们今天的演讲题目叫织造校园，编制的概念着重于跟环境重新建立新的联系。今天看到的这个项目相对比较独立，未来红岭中学的项目非常不一样，我们只是其中的一块，面临的问题和采用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技术上的难度更大一点。

吴林寿（WAU建筑事务所）：两年前看到这个方案的时候感觉完全是一个校园类型学的创新，今天参观之后我想问一个有关材料应用的问题。建筑师通常在材料运用上比较克制，材料少一点，干净一点，也偷一点懒。今天看到这个项目用的材料比较多，当然还是在一个整体的框架之内，我想问一下多材料的采用是你们的一贯策略，还是针对教育建筑的对策？另外，如何在施工图中控制多材料的节点，交接等一系列后续问题？

何健翔：在我们受的正统职业训练里，包括我们之前做的很多项目里，都要求在材料使用上的克制。于此同时，我们的城市展现的是不同的逻辑，这也是在城市中做建筑的一个好玩的事情。日常的城市体验，尤其是传统城市里的市民空间是非常多样化的，这和我们受的教育并非完全一致。我自己认为珠三角的地域文化和其独特的都市性很难拿我们学校训练的那一套东西来解释，或者用传统的孤立的建筑学的设计框架来工作。

建筑师往往带着矛盾和冲突前行。

这个项目尤其特殊的是其时间周期基本上不允许把很多东西研究透了以后再落实，即使有很多部位我们已经提供了比较完善的解决方案，在现场还会有很多变化，有时候施工的过程变了，它必然会跟着在变。但我们因循一套材料运用的策略：在公共空间那部分约束为几种材料，比较规则；但在和城市地景连接的地方，以及教室细胞单元里，我们希望能更多元，容纳更多情感性的东西。最终形成对建筑的思考和在场体验的交织，在一种类似地理景观式的系统里，保存冲突和多样性。

蒋滢：我们反复强调想做的是一个机制，而非单纯的建筑。特别是当今，我发现建筑的呈现方式和最后结果，真的不仅仅是空间和建构，背后蕴含了施工过程、施工习惯、招标采购和使用的产品等等，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机制，是一种整体的构成。

这个建筑在大尺度上还是比较节制的，只有黑色和灰色两种颜色，而在小尺度上并没有拘泥于某种范式，而是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表达。比如铺地的砖本来不是这样的，但是施工比较赶无法定制图案，所以改用45度角切砖的方式。现在呈现的比较丰富的效果，也是因为建设过程本身的复杂性。面对现实的问题，我们每次都尝试总结出一些规律，但是发现下一次又完全不一样了，最后就呈现出一个比较多元的结果。

钟中（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今天参观这个学校感觉很惊喜，也给了我们很多信心，重新发现设计和规范之间”对抗”的弹性。另外也看到成功的学校背后是敢于坚持的建筑师、懂设计的主管部门领导和很好的校长。相信校长其实也顶住了各方压力，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包括资金和设计理念上的。我们实践中看到真的很多项目在设计过程中是没有校长的，也就意味着没有办学理念和思想，没有校方的态度，只能让设计师独立支撑。

对于这个项目是否超标或者突破规范，我保留我的个人观点。比如36个班的规模，做到三万多平方米，给了很大的余地，也包括覆盖率和间距是否满足规范，我心里存疑。当然我也不认为规范绝对正确，很多地方是需要修正的。

最后想请问周红玫老师和何健翔老师，建筑师的痛点在什么地方？哪些环节最无助、最崩溃、最需要主管部门的支持？

周红玫：当时作为主管部门，我们认为红岭实验小学肩负着新类型范式探索的使命，所以需要创造无缝衔接的环境，为设计提供最大的自由度，基本上就是看你建筑师有多大的本事，我按照你的方案来量身定制规划指标。就覆盖率而言，哪怕你的覆盖率更高，如果你提供了适宜南方气候的更有用的空间，我就支持。

另外我一直强调崇尚建筑师的价值，也竭力维护建筑师职业的尊严和地位，做管理机制的创新，通过机制的创新才能把建筑师的创造力完全释放出来。

8+1建筑联展和红岭实验小学这个项目背后是一个社会创新，刚开始我们接触的都是代建方，我一直质疑“交钥匙工程”的概念，这是一个设计伦理的问题，如果你不是使用者，不是管理者，如何判断设计？因此在第一次工作坊，我硬把各方拽到会议现场，建立一个共谋共享共建的机制。校长以及老师和学生代表，一起参加工作坊，全过程参与，从选设计师和设计方案开始，和建筑师密切合作。

对于建筑师来说我提一个建议，就是共情，建筑师应该认真打磨一下共情的能力。孩子是最弱的，我们为孩子创造一个保护他们成长的容器，当设计师充满感情的时候，情感是会打动人的，会让你获得更多的支持。

很多建筑师有精神上的洁癖，其实需要在实践中融合更多的对城市，对社会的多元考量，要努力获得多方的支持，而非建造壁垒。

蒋滢：有关建筑师的痛点，项目过程中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对我们本身的质疑，直到今天还会遇到有人指着鼻子说我们不懂设计，不会画图。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做的东西和他平常接触的不一样，比如他会说你的门比例不对，为什么这么高；另一方面也能感觉到建筑行业若隐若现的恶意，刻意把设计师分为做方案的设计师和做施工图的设计师，他们认为做方案的设计师一定是停留在图纸上的，跟建构一个实际空间、如何面对使用方、材料、生产和产品采购等相隔离。

这个项目的具体难点，可能也会是高密度校园共同面对的问题，首先是消防。另外感谢校长跟我们灌输了很多国外教室设置的观念，打破了我们作为建筑师对于通风和采光的思维定式。现实中不可松动的强制性要求，比如为何在南方气候条件下还要按照南北通用的规范计算日照等，都会是建筑师的痛点。

苏晋乐夫（坊城设计）：我们在深圳有一些学校实践，在过程当中参观了不少学校。红岭实验小学和明德学校我不只看了一次，这两个学校给我的感觉就是已经超越了基础功能和常规行为需求，传达了更多精神层面的观念。比如明德学校的连廊，把曲径通幽的回廊做到了极致。和现场树木的关系也处理得很有机，从概念到最后实施能保持下来真的是非常难得。

我想问一个关于建筑/室内/景观三个界面的交接问题，这个项目从概念到实施，完成度极高，有很高密度的室内和景观设计，但看不到传统室内和景观单位的工作痕迹。大家都是设计师，有时候室内和景观设计的概念会覆盖建筑师的概念，或者用他们的设计经验，增加很多没有必要的细节。我想请问你们如何贯彻最初的设计概念，以及和室内和景观设计单位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模式？

何健翔：在我们所有项目里都坚持室内和景观从头到尾全部做完，所以不太存在设计概念的冲突和工作面的交接问题。这种一体化设计实际上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在施工过程中过分清晰的切分。

蒋滢：明德学院和红岭实验小学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做完建筑、室内和景观施工图的。政府项目有其特殊性，别的项目有可能没有那么明晰的边界，政府项目的招标程序会把工程分开给不同的施工队。在这个项目里导致我们很多原本共用的节点都要重新画，大概重画了10%-20%的节点图。由于工种的切分，带来了很多新问题，比如对同一个节点的理解和完成度不一样，需要花很多精力协调。

现场观众提问：设计过程中最后悔的地方在哪里？

蒋滢：有些地方没有坚持到底，比如入口那棵树没有保留。最后一个月施工队进入到一个疯狂的状态，也不看图了，只要求做完，我们6个人在现场都没有用。

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当时去现场，施工经理甩了张银行卡在我面前，说我全家的生计就在里面了，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有打进来，蒋工，你不要再让我改了。

邱小强（迈思设计）：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完成这么极致的作品，非常令人感动。感觉这个用地的每一分，每一寸，每一点都用尽了，整个地块都被榨干了，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一直关注源计划的建筑实践，请问你们在文化类项目之外，是否会尝试拓展其他项目类型？

何健翔：对于独立建筑师事务所来说，我们不会给自己限定往哪个方向走。不管是商业，还是文化教育，建筑不是一个纯功能的载体，其实是联系城市过去和未来的文化遗产，我们更关注观念的更新，而非建筑类型。

我们经历的珠三角在过去二十三十年失去了太多有价值的东西，希望通过我们的建筑实践重建并找回其中的价值。对一个商业社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非分之想，但对于建筑学和建筑师职业来说，我们需要这样的非分之想。

周红枚：所以理想还是要像何健翔和蒋瀅那样饱满一些。

我经常对建筑师说，你一定要想到一百分，因为现实会把你打压到剩下八十分；如果胆怯，只敢想做到八十分，对不起，现实就把你打成五十分了。

何健翔：今天的活动快结束了，我最后谈点感想。在我们当下社会里，面临激变的城市和巨大的压力，对建筑师来说最终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回归到一个天然的，真正完整的人。

就像做个茶杯也好，种一棵树也好，回归到一个发自内心的行为，享受这个行为，用这个行为跟人交流，互动，并且为这个世界留下一点点留存，最后真的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话是那么几句，可能是一辈子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