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日中央宣布设立雄安新区，称之为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 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定位和期望之高可谓空前。消息宣布同时，深圳书记许勤调任河北省省长主管新区开发，之后的一个月内深圳各行各业大佬纷纷前往雄安报到挂号，络绎不绝。以此同时河北的一些政府考察团也在紧急从深圳寻找可借鉴资源。可见深圳经验和深圳资源对雄安新区的重要程度毋庸置疑。

深圳自1979年由与香港比邻的宝安县升级为市，1980年通过广东省人大常委立法建立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在中国沿海改革开放诸多特区中无疑最为成功，目前已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创新城市和国内四个之一的一线城市。经济和人口上的两组数字反映了深圳的成功：到2016年的36年里，GDP增长了7200倍，平均年增长23%以上；36年深圳人口增幅35倍以上，常住人口从34万增至1191万，实际管理人口超1500万，目前仍是一线城市中人口流入最多城市。

如此空前的发展速度，超出所有人的预期，在全球城市发展史上也绝无仅有。2011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曾有一个“6<60”的展览和研讨，策展人委托南加州大学团队从全球选出6个小于60岁的城市（深圳1979、美国拉斯维加斯1960s’、巴西巴西利亚1960s’、荷兰阿尔梅勒1976、印度昌迪加尔1953、博茨瓦纳哈博罗内1964）进行各种多媒体数据、影像和国际圆桌会议的比较和交流。应该说深圳在经济与人口总量、城市形象与活力等诸多方面，都是这些年轻城市中的翘楚，其成功背后的原因和机制，也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Learning From Shenzhen: China’s Post-Mao Experiment from Special Zone toModern City》就是海内外深圳研究的第一本合集。

深圳特区取得的伟大成就，当然是对雄安新区的最大鼓舞和启示，但是到底有哪些具体的深圳经验能从深圳带往雄安？如果说深圳特区是改革开放试验田，37年来是否有人看过谁撰写的实验报告？如果还不曾有系统客观的记录、理性分析、全面并有深度的实验报告，那么不管是调动还是主动前往雄安的各路深圳力量带去雄安的又是哪些理论观念和实践真知呢？或者仅仅是每个个人的经验积累和头脑中印象中的深圳启示吗？

作为深圳特区后2/3时段的亲历者、深圳城市规划设计管理曾经的参与者、倡议撰写深圳实验报告的城市研究者，我在这里先分享一些实践体会。

1、 顺应天时地利人和

在为上面提到的深圳研究文集所写文章中我提到：“‘深圳奇迹’是否可以在其它地方再现呢？答案则是否。因为深圳是在特殊时间、特殊地方、特殊人群产生的特殊案例，无法在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复制。这种奇迹所需要的天时（全球化制造业转移和中国改革开放）、地利（与社会经济制度及发展水平反差巨大的城市相邻）、人和（经过文革但没有泯灭激情与理想的领导团体、来自全国有改革开放和创业兴邦的共识群体、便宜劳动力的工程兵及外来农民工、以及积极配合贡献集体土地的本地村民），这些特殊条件在其它地方已不可能再有。”

所以雄安要学习借鉴的不是深圳的一些具体做法，而是对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古人说的天／地／人三才或今天所谓时间／空间／社会这样的三维坐标），或者更直接通俗一些就是对能支持雄安发展的战略资源的正确评估、把握和顺应。那么什么是雄安开发建设的天时地利人和？

从现有报道涉及到的天时方面的考虑是——“在现代化建设和城镇化加快推进阶段，北京又面临着一次历史性的空间格局调整。无论是从它的健康发展和解决问题，都要做出选择，最后做了这个选择。”——也就是说，雄安赶上的，是一个最高决策层要通过建造新区来疏解非首都功能好医治北京臃肿堵塞等病症的时机，同时最高层也希望新区能起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作用，并且“要坚持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水准规划设计建设，经得起历史检验”。从这些论述看，真正算做时机的，是这些讲话内容里暗含的判断——中国首都北京的城市病到了不能不治的时候了(还有一种解读是北京要行使大国首都职能其它有冲突的功能就得回避和被疏解)。至于官媒对所采用疗法的有效性论述还不充分，所举例子尤为牵强：“在世界一些知名大城市，旁边也有伴城。例如美国纽约之外有新泽西，旧金山附近有圣荷西等；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之外，有创新之城海法；日本东京50公里之外，则有高新产业集聚地的科学城筑波。”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第一强调的就是尊重城市发展规律，雄安要顺应的时势当然也要包括城市发展规律。就北京而言，强大的首都功能是吸引诸多非首都功能不断聚集和蔓延从而导致城市病的关键原因，因而将首都功能而不是非首都功能迁往雄安应该是更能标本根治北京大城市病的选择，并且会更有效带动雄安新区的建设发展。雄安真正要把握的，正是这些更能有效和长久支持自身成长的城市规律和时代趋势，而不仅仅是一次最高层出手给首都治病的机会。越是战略层面的问题有时候越是常识，相信参与雄安决策的众多专家国手也都整得明白，或许从非首都功能做起是一种常人还不能理解的分步策略？

雄安的地利论证说是“综合考虑区位、交通、土地、水资源和能源保障、环境能力、人口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经过多轮对比、反复论证新区选址。”但选择标准又是模糊的：“选择集中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新区，这个地方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太近容易连成一片，达不到疏解目的；太远则难以接受北京的辐射和带动，不能更好地承接和转移非首都功能。”——因此不远不近与京津构成等边三角的雄安就中彩了？或许人少地平是另外一个考虑重点？但所有把此地当做一张白纸、好画百里轴线、好挖湖堆山的人定胜地的思路做法，都是与当代顺应自然设计、理解和善待土地资源生态人文价值的主张(如生态的/地景的城市设计/主义Ecological/Landscape Urbanism）是有差距的。

看上雄安人少地平，就涉及人和因素：要靠哪些人来建设发展雄安？人才是城市建设中最重要的主体角色。深圳的改革开放固然是“有一位老人在南海边上划了一个圈”而发展起来，但不能忽略的是这位老人也是被本地人以经年不辍的用脚投票的“百万大逃港”逼迫做出的“是我们政策出了问题”的改弦更张。雄安的人和因素如果仅仅来自100公里以外的北京的自上而下，本地人口只是被看作越少越好保密、隔离和搬迁的负面要素的话，而现在纷纷涌向雄安的人又不会成为雄安未来的居民，那雄安建设的主体是缺乏人气和地气的。

2、 立法与政策松绑

尽管1979年1月深圳市和蛇口工业区就先后成立了，但深圳的生日庆贺是定在1980年8月26日，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日子才能算深圳特区改革开放得到合法支持和保障的开始，而这也是来自香港法治社会的经验及香港商人投资的诉求。1992年全国人大还赋予深圳特区立法权，使得深圳依仗法律这把尚方宝剑，面对内外各种观念与制度的反差，敢于拿来、学习、试错，释放出长期遭受束缚的发展潜力，充分享受政策制度先行先试带来的红利，从而创造“深圳奇迹”。与深圳市几乎同期成立的蛇口出口加工工业区也利用当时相对独立的管治授权，在经济改革、民主选举、保障言论相对自由等领域大胆尝试。深圳与蛇口的改革固然与当初最高决策层自上而下的支持分不开，但也与这些立法授权所提供的规范保护同样分不开。２００６年３月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继续从法律上为鼓励改革，宽容失败提供保障，努力保持着这个城市不断学习试错的活力。

雄安新区有诸多定位或比喻：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大国首都北京“两翼”之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格局”、创新发展示范区、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问题是对一个地区发展定位的重大改变，是否需要通过该地区所在县、市、省甚至全国人大（既然是国家大事）的讨论乃至立法来确认？
除了享受立法带来便利，深圳还享受了各种政策松绑的红利，则利用内地受各种条框限制而深圳可以直接拿来香港与国际做法而产生的相对优势。在经济领域政策机制与全球基本没有差别的情况下，深圳利用比较优势完成积累并开始了自己的创新竞争。雄安新区赶上的是经济开放已经没有吸引力甚至经济全球化还有一定倒退的时候出场，是否能在经济之外的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还可以享受一定政策松绑的优惠从而形成比较优势和竞争力？
目前从媒体了解的似乎与松绑相反：“从2016年6月开始，雄安新区规划区域内，已逐步实行房屋等不动产、规划、土地、项目、户籍的冻结，为筹建新区做准备。”“雄安新区将制定全新的住房政策，严禁大规模开发房地产。”——难道这也像深圳特区早期，为了向香港和世界开放，先需要用铁丝网把深圳给封闭起来？

3、总体规划与分片开发

观察深圳城市规划与开发建设的进程，固然有总体规划的宏观指导，但并没有一个自上而下理想严密的规划体系在起作用，反而是采用了分片开发、各自摸索的结构与策略。比如：蛇口工业区（1979年／启动区约2.2km2）、南油开发区（1984年／约23km2）、深圳高新区（1985年／约10km2）、华侨城（1985年／约４km2）、 上步工业区（1980年／1.4km2）、车公庙工业区（1989年／约1 km2）、福田保税区（1991年／约1.4km2）… 深圳特区早期这种成片出让、集团式开发甚至由开发企业负责社会管理的模式，是特区政府起步阶段吸引投资并能快速见效的策略，也是深圳探索各种规划理念、交通布局、管理模式的试验，最终构成了深圳城市结构组团的多样性和相当程度的开发弹性。典型如华侨城、蛇口有独有的氛围、结构和个性。一些组团间还保留一些绿带作为间隔，一定程度避免了城市扩张时的连片蔓延，为城市留下缓冲与呼吸空间。但道路网络较为普遍地采用了汽车优先的模式而严重缺乏人性化尺度的街道步行空间，也是深圳城市规划最为失败之处。

雄安可以借鉴的是深圳早期总体规划从简而有弹性、分片各自摸索测试的策略，但要吸取的教训是：如何在交通市政基础上有创新有远见，而不落入在中国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现代主义功能分区与汽车优先的规划模式中去？

4、包容自发现象与外来移民

当政府将深圳绝大部分农业用地规划为城市建设用地并征收为国家所有再出让开发时，原先的本地自然村落围屋，加上所剩不多的新宅基地、返还工商发展用地、未征用土地等，由深圳原村民（也有少数农场工人甚至外来者）自发建设和相对自治的管理，形成了深圳非常突出的城中村现象。

全市共有320个原行政村约33万原村民，所建设的私宅，以不到全市1／10的可建设用地（93km2），容纳了全市1300万人口（2007年数字）的一半，人口密度接近7万人／km2。

城中村因其建设成本与租赁价格相对低廉、分布适中而成为容纳外来移民的保障房社区和创造服务就业的活力街区，避免了伴随快速城市化大量人口涌入通常会出现的棚户区贫民窟，同时因为职住的平衡而不是分离而大大减缓了城市交通的恶化程度。城中村还自发地补充了城市规划与管理的不足，改善了城市土地的混合功能和使用效益、降低了城市服务和创业成本，可视为一种自我调适、有效支持城市快速发展和运作的基础设施。

同样是在本地村民绝大部分土地会被城市征收的情况下，雄安或者也可以参考一下深圳自己不是有意走出来的一条包容增长、共同富裕、和谐发展的深圳城市化模式：让集体和村民个人保留其一定的居住与工商发展用地，并允许其参与城市开发、分享土地增值，包括以城市更新的方式。

至少中国城乡规划法也尊照城市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要求城市规划必须有公共参与，雄安目前的各种保密规划何时能让本地公众作为参与主体，这对城市规划的编制水平和实施质量也至关重要。

深圳对外来移民人口的相对包容与尊重也是值得学习。即使现在还有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分类，至少“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提出，体现了深圳希望给予每个移民相同身份认同的愿望。正是这样的城市气质产生巨大吸引力，让3０多年来上千万的外来移民能够在深圳工作和生活，从暂住、常住直至扎根，共同形成这个城市的文化与认同感。

雄安“重点承接北京疏解出的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不能要”。而本地人也计划被搬迁到重点开发建设的片区之外的话。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按严格条件疏解搬迁过来的非首都功能，是否包括最普通的日常生活服务功能如煎饼摊和包子铺？如果不包括，这部分功能又会是哪些人从哪里过来提供呢？

5、生态线与低冲击开发

全球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无序扩张蔓延都是通病，因此催生了美国波特兰带头探索的设定发展边界、保护城市环境并促进城市活力的“精明增长”新模式。深圳高速和粗放的城市开发更快地消耗了可建设用地的绝大部分，好在意识到土地难以为继的深圳在2005年富有勇气和远见地将深圳1954平方公里市域面积大约一半的山体水系绿地都划进了生态控制线，尽管争议和调整不断，但无损其先行先试为城市守护生态生命线的价值。2014年7月住建部和国土部共同确定了全国14个城市开展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试点工作。而雄安的规划自然也少不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划定开发边界和生态红线，实现两线合一，着力建设绿色、森林、智慧、水城一体的新区。”

理念都是对的，问题是如何做？除了划线死守被禁止开发地区之外，迄今为主的各种绿色、低冲击、生态、低碳、海绵等概念的城市规划，在实施（包括市政交通及建筑）过程中无一例外都是对自然土地及生态系统的继续破坏。白洋淀这华北平原上的一滩浅水及其关联系统如何能在大规模城市开发建设中不继续受冲击和恶化？这一点能给雄安启发的正面例子几乎没有，或许我本人以深圳光明等地的实践探索为基础正在研发完善的“多地面／超低影响”开发模式能提供一些参考？

6、精品建造与设计质量管控

作为千年之计的雄安，对城市规划设计以及今后具体建设实施的质量当然是高度重视，前期秘密参加雄安规划设计或各种工作营的各路国内规划设计团队也应该是优中选优并且全力以赴吃奶的劲都要使尽的，但距离“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要求，似乎始终还差一场或几场国际城市规划设计大赛。是这样吗？

面对来深的雄安取经团，深圳能贡献的国际竞赛组织经验，更坦诚相告的首先应该是：竞赛有风险、组织需谨慎！从最近完工的华强北街道景观及落成空置的当代艺术馆与城市规划展馆、到深圳湾超级总部到光明中心区到深圳中心广场……如果有心总结这些曾经举办过轰轰烈烈国际设计竞赛的项目的最终效果和存在问题，那应该是以下这几条：

其一，城市与建筑设计质量与项目产生的全过程都有关，而不只是仅仅与规划设计阶段有关，因此要提升项目设计质量，就要对项目全流程进行质量风险管控。

其二，应提前确定项目管理运营者及其具体营运需求，这是针对公共投资项目一般只重硬件设计而忽略运营团队搭建、运营需求、市民用户需求从而导致设计缺乏针对性的通病而提出的；

其三，设计招投标自身存在难以克服的风险，并不是获得高质量设计的有效方式。想通过国际设计竞赛找到高水平方案，往往就是不知道什么是高水平方案情况下的碰运气，这种对不确定性的侥幸预期，其风险不是设计招投标流程和水平做到位了就能够避免的；

其四，设计招投标阶段最容易被忽略、最值得加强的环节，是招标前或后必须的有评委和选手参与的互动工作坊。工作坊可以将业主方及用户需求通过得开放互动方式讨论得更加清晰，同时可以一定程度上纠正建筑师设计师往往习惯从自身及形式角度所做的创作，降低招投标风险；

其五，甲方或负责筹建部门要引入总师制度，聘请专业者全程管控项目设计质量风险。

而甲方总师（总规划师设计师建筑师…）似乎是个新鲜岗位，哪里能找到合适的人选？呵呵！这就需要有一个能以深圳城市设计经验教训为核心的创新设计领导力提升的人才培训（包括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系统与设计思维、城市跨专业知识、沟通管理能力等）。特别对雄安来说，将已有的本地人、随非首都功能疏解而来的或者自由迁徙而来的新雄安人培训成具有主体参与意识和城市设计思维的市民，而不是完全依赖自上而下以及出差而来的各地专业人员，也是建设好一个城市的关键。

这类培训现在是未来＋ 学院在做。这也是深圳规划设计领域可分享给雄安的最新一项小实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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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新华社记者，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纪实，新华网，2017年04月13日

2、 南兆旭，深圳档案解密，海天出版社，2010

3、 深圳市规划局， 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总图规划纲要，2006

4、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 转型规划引领城市转型：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5、 黄伟文，深圳：如何快速塑造一座城市？《Domus》中文，2012，第11期

编者按：

未来＋ 学院脱胎于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教育平台“深双学堂”的教育项目，是中国首个用创新设计思维、系统思维和公共艺术策略来研究和解决城市问题的非正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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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伟文，深圳未来＋城乡营造学院负责人，曾任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主任，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哈佛设计学院Loeb Fellow学者， “土木再生”专业志愿者机构共同发起人。清华大学建筑学（学士）与城市规划与设计（硕士）的教育背景，师从朱自煊教授研究城市设计。自1996年起从事城市规划设计管理工作，曾任深圳市规划局城市与建筑设计处正副处长（2003-2010）和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副总规划师（2011-2012）。主要关注中国快速城市化中的宜居环境与空间质量问题，反思中国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国城市人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