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

12月19日下午，第108期酷茶会《映画都市》在深双现场蛇口议事厅举行，由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总监刘磊主持。来自深港两地建筑、文化、电影的跨界大咖们与我们讨论了城市与电影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让我们回到现场，看看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和精彩观点。

陈先生谈到文化保育中Interpretation Video的概念，通过照片、视频和电影传媒的力量帮助文化及文物的保护和延续。比如电影《岁月神偷》上映后，永利街勾起了集体回忆，政府很快就把这个街区保留下来，这是香港的一个重要案例。

陈先生分享了他的作品，分别是Warwick Mill、香港南丰纱厂、大澳酒店的纪录片。其中大澳警署改造成大澳酒店的纪录片，片中不但有建筑改造事件的纪录，更有老警员和居民的回忆，展现了大澳当地的民俗文化，以及当地人对未来的展望，充满了人文关怀。

他希望通过影片让当地居民发声，传播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让更多的人看到。

刘柏坚先生分享了《麦兜的故事》片段。这个动画完全把香港旧区的生活场景关联起来，电影背后是当时很多香港人的对本土文化忧郁、浪漫的怀旧情绪。谈到快速消逝的充满童年记忆的城市空间，刘柏坚先生深有感触，“不要等到怀旧的时候才珍惜城市，现在就开始珍惜城市的每一个地方，不要让它白白消失。”

第二个片子是刘先生2006年威尼斯双年展的参展作品。他们截取了香港的八个片段带去威尼斯，有乡里的电梯、剪刀梯、公屋等等。这些片段直接反映了香港特色的生活场景。

冯先生分享了他参与创作的电影《双喜》，该电影是奥地利导演拍摄于惠州。惠州附近有一个楼盘，把奥地利某个村落1：1拷贝到惠州。导演在这个真实和虚拟交叠的场景中，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陌生的地方回到惠州去寻找乡愁的故事，借此表达对中国城市化的反思。这是一部讽刺和引人思考的电影。为什么中国人构想未来的生活都想要拷贝欧洲或者美国的生活？这反映了中国本身信心的缺失。

杨小荻先生从电影学的角度解读城市发展和现代性的话题。有趣的是，电影导演往往比建筑师或者规划师更能发现城市真正的问题所在，而且把这些问题非常浅显易懂地表达给观众。城市如何产生发展，什么是现代城市的要点，都浓缩在电影里。

首先是城市的原点。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城市都是从原始的聚集状态往外扩张。西方城市起源的传统模式是：由王权或者权利形成宫殿的形式，宫殿之外有军队路过形成道路的连接，在线上形成市集、广场、公共生活的节点依次展开并且发生发展。中国古人可能非常具有城市规划的概念，因此是用车型的宽度、人的尺度定下城市几合几开，街道是先于其他东西出现的，所以先街道再市集再私宅再领地，一步一步扩展变成了城市的形式。

第二个话题谈到现代性。每一个国家、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或者其他元素，它们如何适应现代的生活，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中国城市的拷贝和借鉴问题，其实这在全球环境来说是不断发生和发展的。比如奥地利的城市化过程，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开始也是复制一种美好生活的原型，放在一个随处可放的村庄或者环境里面；包括他们很多的社会运动，四五十年代的运动也是在重复模仿。

但是后来包括欧洲、日本都形成了自己的城市语言，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经受了一轮现代性的洗礼。在追求现代化把传统的东西变成现代化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对于自己来自何处、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群做了一个仔细的划分和研究。在每一个特色文化寻找自己现代性的过程中，会或多或少地用文化或片段或表征的东西去挖掘，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城市内核的东西不外乎是里面的人和人如何交流，这个过程是复杂的而且不可以简化的。

冯宇给我们带来了两个呈现城市文化记忆的电影片段。

香港油麻地有个百老汇电影中心，还有它旁边的库布里克书店，都是文艺爱好者很喜欢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北边一点有个很破烂的区域叫做油麻地果栏，大概在1913年就已落成。整个区域都是两层的建筑，是香港当时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在这里能买到香港最新鲜、最便宜、品种最丰富的进口水果。很多次政府希望把这个地方改造活化，让它变得整洁干净。果栏东边有一个油麻地戏院，曾经是香港最后一个专门放三级片的影院。这个影院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活化改造成为了当地粤剧爱好者一个趋之若鹜的很棒的地方，是香港现在很集中的表演粤剧的地方。

冯宇放映的第一个片段来自香港浸会大学一个学生的短片《二十蚊》，拍的就是油麻地果栏。果栏的常态是怎么样的？马路中间摆满了纸箱、卡板，水果放得乱七八糟，然后深夜的时候，黑社会在街上呼啸而过。这些黑社会很好玩，在那个地方存在的状态并不是说我来收你的保护费或者是怎么样，半夜12点以后你会看到很多胳膊上左青龙右白虎的人在那条街上干活、搬运，是这样的状态。从这个电影片段中就可以引发一系列的话题：独特的生存状态、旧社区活化，甚至深港土地政策的差异导致城市更新问题的不同等。

另一段是一部1987年的国产电影《太阳雨》，它是第一部讲深圳城市故事的剧情片。1985年国贸落成，1986年深圳图书馆落成，这都是当年深圳的地标。这部电影在拍摄的时候把这些最高大上的建筑都放了进去。我们回头看去，当时的主流影像对于现代城市人的生活状态是极度陌生的。那个年代是第五代导演崭露头角的年代，但当时的第五代在关注什么话题？陈凯哥在拍《黄土地》，张艺谋在拍《红高粱》，田壮壮在拍《猎场扎撒》、讲蒙古的电影，都是些老少边穷的地方。而这部电影的导演——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张泽鸣，是最早开始拍当代城市题材的导演之一。

最后在讨论交流时间，嘉宾和主持人畅谈了城市与电影之间的关系，以及深圳、香港两地的城市化带给文化的影响。

陈耀雄先生对冯宇先生播放的两个电影片段感触很深，都是在1980年代左右，而香港经济比较好的时候也是八九十年代，现在的香港怀旧的也是那个时候。

刘柏坚先生谈到，我们为什么要突然怀念过去，不论对于深圳人、香港人还是全球人都是很值得探讨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很拼命地去追求城市的多元化，本来城市不是就会达到多元化吗？所以这是很矛盾的，我们做了很多东西，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我们要回到以前去找我们的多元化，好像绕了一圈。

冯国安先生说，我们通过电影表达某一种情怀，回想、观察我们自己生活的城市。重点是看了电影之后能不能反思自己的生活环境，还有自己未来想要怎么样，了解导演的目的。可能大部分人对自己周围的环境是不思考的，这很糟糕。我们不可能明天马上变得好，但是二十年、三十年它们会越来越多地影响社会。双年展实际上跟拍电影是一样的，这也是我们办双年展的目的。

冯宇说，有一句话叫做“我的摄影机不撒谎”，这是一些标榜自己很有良心的电影人经常挂在嘴上的。实际上准确地说电影就是一门欺骗的艺术，或者说欺骗的技术。但是不要紧，当我们转换角度，不一定从拍摄者的视角去看，换一个角度、用自己的眼光看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