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

黄伟文：今天是第二十期叽喳酷茶，巧遇上了一个特别的日子2011年11月11日。我们第1期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3月4日，“不三不四”。（众人笑）

今天的课题非常的“规划”，这也是我们设立叽喳酷茶的主要目的，让大家在轻松的讨论中关注设计和规划。今天也是有史以来最多嘉宾的一期，共7位嘉宾。本期由我们设计中心与科技信息处联合主办，他们正在在研究标准准则的修订，这期讨论对于修订工作的作用有多大就看科信处如何把握了。

今天的嘉宾和题目分别是：科技信息处的丁强谈“‘标准’的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发展研究中心的陈敦鹏讲“标准与准则的分化与统一”；龙岗管理局规划设计科的张婕谈“不统一的‘标准’”；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设计学院的袁磊谈“‘低碳城市的规划’还是‘低碳的城市规划’？”；国房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杨丽艳“畅谈宜居标准”；市规划局设计研究院的吴晓莉谈“城市被规划标准化了？”。 

 

 “标准”有所为，有所不为

主讲人： 徐电

今天科信处的三位处长都出差了，由我代替丁强做这个介绍。

标准化是无处不在的。远古时代是人类标准化思想的萌芽阶段，当时获取食物的唯一方式是狩猎，在这过程中形成的石器武器是最早期的标准化工具。随后出现了简单的图像标志。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和分工的细化，古代标准化进一步发展，到了春秋时期出现了《考工记》，里面描述了“标准”。

古代最著名的标准化是在秦始皇时期，当时的文字、货币、度量等都得到了标准的统一。到了近代，在大工业化背景下，汽车制造业的标准化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通过上诉介绍，标准化的主要作用有提高效率、扩大再生产、促进全球一体化、保证质量，等等。

国家质检局对“标准”的定义是：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

标准能否解决一切问题？

下面举“标准有所不为”的三个例子。下图左边是蒙娜丽莎五官分割比例，右边是网络广泛流传的美女五官比例的标准分割图。

在座的各位是否都认为长这样的都是美女？在韩国街头，我们也很容易就发现，许多韩国女性的五官都很相似，都是按照一样的比例制作出来的。第二个例子是关于狗不理包子前段时间统一全国各地连锁店出品标准的新闻。吃狗不理包子吃的是它的历史和文化，统一包子的尺寸是否真的有意义？最后的例子是欧洲小镇，这些建筑都是根据自然条件建造，建筑风格很漂亮很有个性。反观中国“千城一面”的现象，我们怀疑完全按照标准建造出来的城市，是否真的有意义，真的美丽。 

我们一直思索，城市规划应该从哪些方面制定标准？暂时得到的结果包括：横向比较、划定底限、保障社会公平、防止城市质量下降，或许还能延伸出其他作用。同时，我们还应该思索，规划标准中到底什么才叫适度？

说了那么多，时间差不多了，感谢大家关注《深标》！

黄伟文：感谢科信处同事概括的演讲，不过也许没有必要追溯到远古时代。下面欢迎大家提问。

提问：狗不理包子的例子让我想到麦当劳和肯德基。麦当劳和肯德基在中国的营业额超过了所有中国餐馆的营业额综合，由于它的标准化，使得它具有十分强大的经营能力，例如它的薯条，在全国任何一家麦当劳餐厅尝的味道都一样。虽然我们都称之为垃圾食品，但不能不说它还是很有力量的。另外再举一例，如今我们的手机更换率太快，容易造成了电子垃圾，主要原因是因为不同品牌之间没有被标准化的配套零件、充电器。

黄伟文：这个问题很有趣，实际上就涉及了到底什么该标准化，什么不该标准化。上面提的是“手工包子”的标准。据我所知，前段时间连馒头都提出了标准，欧盟也对农产品提出了标准。您说电器缺乏标准化而造成了浪费，实质上在农业上也会造成浪费，快餐业也同样。标准和非标准永远都存在，我们该关注的是什么该有所为，什么不该有所为；在城市规划里面，什么该被标准，什么不该被标准。

徐电：制定标准，形成标准化的过程其实是也是一个相互学习、借鉴的过程。

黄伟文：标准也可以规定差异。如果我们聚焦到城市规划上，你们认为那些该标准化，哪些该差异化？我们对深标既爱又恨，我们爱的多还是恨得多？

 

“标准”与“准则”的统一

主讲人：陈敦鹏

我现在负责编制“深标”，本来定于11月11号完成初稿，但是现在还没有看到前途，自己也正在苦恼。现在从自己的苦恼开始，谈一下大家刚刚不敢说、没有说的“爱恨情愁”。

2004版《深标》颁布以后，规划局和国土局经常被“告”，大家都拿《深标》作为依据控诉相关单位。 编订的过程一直存在两难，到底是应该越厚越好，用作规划师和市民的规划技术手册，还是宜粗不宜细？ 

我们可以将准则进行分化。比如下图所展示的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但从2003年这个管理规例出来后政府还是无可避免地成为被告，因为两个规定之间的关系一直不能被解释清楚。

再举香港为例，“标准与准则”来自《港标》，“标准”通常为各项设施订立最低标准，而“准则”旨在用作一般参考，包括位置准则、不同用途之间的协调性、发展密度、设计准则等。实际上从法律的角度，港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对用地和建筑的相关标准都进行了规定，与各种法例相互配合，达到了规定法定图则和规划管制的效果。  

看一下深圳，我们以规划条例为主要法律文件，实际上主要依靠的是《深标》。但是我们缺乏在通风、上盖等方面的规定和控制，就容易导致公众的投诉。

我们现在主要的努力方面是：1.设计中心正在着手做的《建筑条例》；2.我们正在编订的技术手册《深标》，从两方面保证规范性。

标准与准则如何统一？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律只负责防范和惩罚，规定必须做什么，什么不能做；道德负责扬善， 倡导做什么是合适的。标准的责任是控制防范，防止“不好的城市”，做的是减法；准则的重点在于倡导鼓励建设“美好的城市”，在这上面应该做加法。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目前我们的《深标》一直不属于标准规定文件，只是一个政府性文件，因为我们觉得城市规划没办法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规定。 那我们该如何做？目前我们常碰到这些问题有：城市越来越没有人情味，当城市中心区出现了找不到地方吃饭的现象，实际上我们的城市已经出现了缺失，我们应该推动发展的平衡。同时，我们离生态越来越远，我们应该促进城市与生态的协调。还有，当我们的城市越来越新，见不得一点旧的东西，保护老建筑变得越来越必要。总体来说， 我们的标准会做减法，而准则会越做越多。

与2004年版《深标》相比，正在编订的新版《深标》增加了不少新内容，例如增加了土地的混合使用的指引、市政设施如何体现低碳生态的理念、怎么利用地下空间、自然保育、文化遗产保护，等等。 

欢迎批评、指正，谢谢！

 

提问：《深标》的制定部门和执行部门一样吗？

黄伟文：肯定不一样，发展研究中心是制订部门，执行是规土委的相关职能部门。

嘉宾：标准要满足最低下限，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依据。在首先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才可继续关注弹性的东西，这要靠城市的积累和城市的人文管理水平，不是某一个标准就能够管理得了的。

黄伟文：虽然在考虑过程中区分了标准和准则，可是到了条文出来时，两者还是混合一起，其实根本看不出哪些是标准条款，哪些是最低的标准要求。

听众：我发现这一版《深标》特别厚，加入了太多内容。

黄伟文：回到了前面的问题，到底是越厚越好还是越薄越好，什么叫不好的城市，什么叫美好的城市？能说清楚吗？这实际是一个前提性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还不能清楚地理解，我们制作出来的《深标》的意义其实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陈敦鹏：什么是好的城市和什么不好的城市，这不属于技术层面，不是技术因素可以定义的。

黄伟文：这里面反映出一国两制的差别。香港属于英美法体系，而中国大陆属于大陆体系。前者可以根据案例，通过不断修订条款来完善标准化系统。，但我们的法律体系为了保证法律的系统性，要么大改要么不改，难以借鉴香港的经验。

听众：香港和上海将“标准”和“准则”分开，但 “深标”却将两者混为一谈，编着编着很容易就忘记了制定标准的标准。制订的一开始是否就应该分清楚什么是标准，什么是准则，分别编制，到后期再合并起来。

陈敦鹏：新版《深标》目前已有134页，呈现越来越膨胀的趋势，我们确实希望在标准上进一步做减法。

黄伟文：要看哪些因素会起好的作用，哪些起不好的作用。例如中心城的例子，找不到饭吃，反映出这方面该改。交通越来越拥挤、污染越来越严重、土地越来越紧缺、越来越不可以行走、越来越不人性化……我们可以结合条款思考这些方面，看哪些条款可以起积极作用，哪些条款可以规定这些方面。

黄伟文：我们城市发展的20年相当于国外城市的200年，从农业到金融、商业，再到我们现在建造各个中心城，我们短短时间走过了西方城市很长的一段历程。但是，这个规划思想所寄生的大脑基本上是同一个，因为我们基本上只经过一代人，那些原来的规划师大部分还活着，而新一辈的设计师受的也是传统的建筑规划教育，设计的思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西方的城市史，是几代人智慧的沉淀，而我们顶多是在前同事的工作成果基础上进行修订。这可能就是问题所在。 实质上，我们的标准或是准则，可能起着的是阻碍城市进步和发展的消极作用。所以我们要反思规划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核心的标准和准则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其实很多标准和准则是反动的，阻碍了城市的发展。 就是因为存在这些不够纯粹的准则和标准，规定才会越来越厚。我们是否可以说清楚到底枪毙了哪些条文？减了哪些标准？

听众：对于特殊的区域，比如大鹏半岛，是不是做出来后和城市的其他区域一摸一样？

黄伟文：“千城一面”的现象到底是和规划思路有关，还是和业主的喜好有关，还是和设计师的习惯有关？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证明其中的关联性。 我觉得不管是东部的旅游保护还是中心区的高密度商务开发，要控制的还是人对城市空间使用的舒适度，要看这个规划框架对人是不是适合。现在有请下一位嘉宾，来自龙岗管理局规划设计科的张婕。

        

不统一的“标准”

张婕

各位专家、同事，我长期在基层进行审批的工作，一直在龙岗工作了十几年，90版、97版和04版的《深标》也常看，很能体会到对《深标》又爱又恨的复杂情感。基层工作者对《深标》经常有意见：这法令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规定了这个又不规定那个，影响了我们区的发展。 在我来看，一个城市不可能有那么成熟、完美的政策，但是有总比没有强，它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规定底限的作用。举生态县为例，深圳有那么多不可持续的发展因素，一个山和一个海，这是深圳的重要资源，如果山和海都没了，那深圳还有什么？这也是我们在基层的日常工作中常常向群众解释和宣传的，但大部分的群众还是觉得规划的标准订得不够好。 

标准是人们主观指定的游戏规则。最近北京出炉的大气标准，中美对标准的不同规定引发了一些摩擦；食品安全标准的不统一，造成了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困惑；还有化妆品安全等问题……

标准的不统一造成了规划国土工作的困难。首先，我们规划国土标准的不统一对于项目的审批工作和项目的执行都造成了困难。甚至很多市政公路和配套设施也因此被搁置。其次，关于《深标》的问题，在取消“特区外”和“特区内”说法之前，规划管理标准的不统一同样反映了在各个方面。因为标准的不统一，在2009年时龙岗有很多《深标》无法覆盖的区域用的是地区政令式的规定来管理国土规划工作；而同时，《深标》又没有对各省、市审批标准的不统一做出说明，这就造成了我们在工作中没办法通过，因此造成许多个案的出现，群众只好不停上访，而工作人员则不停写材料，浪费了大量的的工作时间和精力。制订新版《深标》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到这些实际操作问题。 在城市设计项目的审批过程中，审批人员可能会顾及很多弹性因素，审批工作者的自身因素对审批结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目前《深标》还做不到规定工作人员该遵循的审批标准。 

黄伟文：张婕提出了很实际的问题，如果不统一标准，会导致很多管理上的困惑。规划管理到底是靠人的素质还是靠标准来管理？标准不可以帮助我们建造好的城市，而人的素质可以。但是标准可以防止我们建造一个坏的城市，人的素质却也可能导致我们建造一个糟糕的城市。人的能动性对城市设计的影响巨大。 我们过度依赖标准会导致人的能动性匮乏，我们沦为条文的执行者，我想这个结果会比没有标准更糟糕。如果我们能够保证人的素质，其实最低标准不是太重要，不过现实就是，我们不能保证人的素质。

听众：人的素质，延伸一下就是人的道德；标准延伸一下，就是法律法规。在别的国家，道德是交给宗教的，法律是交给国家的。

黄伟文：我说的素质不是道德问题，是对城市的理解能力。人可以不用依赖标准作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正义并不只能靠法律来保障。我们既然从事城市管理，就应该懂得正确地去理解城市。如果没有信心，就不要在这个位置上。条令也有恶条令，如果城市设计者和管理者只会看条例，只会按标准办事，后果将很严重。

提问：张婕的演讲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政府工作站到底是单独选址，还是通过新的《深标》来进行混合？ 有没有考虑到兼容这个问题？

黄伟文：在陈敦鹏的演讲中也稍微提到，这个问题主要看房子的功能是否冲突？ 不能因为有冲突所以必须做出让步牺牲和独立，其实不一定。如果功能不冲突，土地的兼容使用是一个很好的进步。

张婕：这又涉及到一个政府审批问题。是要求独立占地还是并在一起？这还要要看在发改阶段有什么不同的要求。所以在实际过程中我们基层工作者很被动。

陈敦鹏：新版《深标》中在用地分类这块会讲功能混合，对公共设施的混合也进行了解释。

听众：不统一的“标准”这种现象在现实中是否很普遍？

张婕：现在一定要通过用地转换才能统一标准。在规划、国土分开的时候，一张图对我们管理者来说是没有用的，现在两个部门刚合并，今后可能有一点改善。

黄伟文：这可能不是标准的问题。一个规划不能两拨人做，即使同一拨人同步开展总体规划工作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同步。这反映出一个机制的问题。为什么要不同的部门对同一块土地作同样的规划？这是很大的浪费。

嘉宾：其实也有“标准”的因素。

嘉宾：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目前我们解决不了，这不是新版《深标》能解决的。 

黄伟文：下面由王星晨负责调动气氛，我接下来有个会，你们继续。

王星晨：下面有请深圳大学教授袁磊。

 

“低碳城市的规划”还是“低碳的城市规划”

主讲人：袁磊

之所以起一个这样的题目，是因为前一阵子一直参与深圳建设“低碳示范市”的项目，思考是不是应该在《深标》里面反映这些问题？标准化对于建设低碳城市到底有什么作用？ 

要不要建立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样的城市才是低碳的？

 “低碳城市”是从哪里来的？

英国首先提出“低碳”的概念，这最早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即使是现在，我认为起码西方人认为的低碳城市首先离不开经济范畴。

下面的柱形图表现的是中国做出的减碳承诺。既然减碳是一个经济概念，中国的经济真的能低碳吗？见以下饼状图，我们知道钢材和水泥在制造业里面碳排放量里面是最高的，而这一块占了我国第二产业GDP高达70%的比例，引用经济学家郎咸平的说法，中国第二产业GDP的构成是非常高碳的。根据《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预测，如果我们要做到真正西方式的低碳，每年需额外投资1万亿人民币。我个人对此持悲观态度。 

 减碳目标直接落实下来的低碳城市有点贵！

我们谈“低碳城市”建设的时候没有把第二产业结合起来考虑，只考虑了建筑设计方面。

下图数据反映出45％的减碳承诺和各减碳指标的关系。数据的误差可能会很大，这是因为碳排放的测量技术本来就存在很大的误差率。

除了很贵之外，这样评估的“低碳城市”还很怪！按照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跨政府专家组）的统计方法，植物碳汇不列入碳排放清单，这就意味着城市绿化不意味着能减碳，降低热岛能提高城市生活舒适性，但不一定能减碳。 

我们不妨扩充一下“低碳”的概念，不拘泥于建造西方式的低碳城市。 与其规划“低碳城市”，不如着手“低碳”的城市规划。 《深标》是引导城市规划往这方面转变的最佳控制工具，引导的方式可以包括：效能评估、过程控制、形态控制。

比方说温哥华要求所有新建筑达到LEED银级以上水准；而在过程控制中我们可以选取特定区域先进行测试，不断修改完善标准规定。

王星晨：从低碳的角度谈城市规划很有趣！

听众：“低碳”现在似乎成了政治任务。 当和很多概念放在一起，也许就变成一个普通的名词。它的本质其实可能还是生态环境。

袁磊：《深标》里面是否会具体规定“低碳”的相关要求？

徐电：建议把成熟的经验放进《深标》作为指引性的规范。 

王星晨：所谓指引性规范，是指硬性规定还是鼓励条文？

徐电：这属于政策制定范畴，不在《深标》的工作范围内。《深标》和管理、政策上的规定还是两码事。

王星晨：那是否应该合并起来以避免脱节？据我所知，在一些国家，得了LEED的奖项，使用能源的价格会有政府补贴和政策优惠。 

袁磊：这种方法在中国就不一定能推行。

听众：在美国还有容积率上面的奖励。

徐电：我们目前能够考虑的也是容积率方面的奖励。 

听众：已经制定完成的绿色准则，有多少已经放进《深标》里面？西方的《总规》里面会有扉页就提出很明确的愿景，所以制定出来的标准会有一个主题。我不知道我们已经做了那么多的标准和还有《深标》，是否也围绕着明确的主题？ 

徐电：我们做了很多导则，我们要做的是把可复制的、可重复的东西，进行判断和取舍后再决定是否放进来。

王星晨：回到麦当劳和狗不理包子的话题，标准可为可不为，到底由谁来决定？例如空间标准的制定可能难度很大，这到底是可为还是不可为？

袁磊：我说的三步（效能评估、过程控制、形态控制）是从易到难的，中间的界定可能还需要进行可行性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决定如何开发下一步；这也涉及到法律体系的问题。得先有可行性报告才能决定是否执行下一步，《港标》连这样的程序性规定也归纳进去，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思考，《深圳》是否也可将程序性的规定放进去？这可能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王星晨：下面进行下一个演讲，有请国房评估咨询有限公司的杨总！

 

国房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主讲人： 杨丽艳

国房是最早从国土局分出来的国土资源咨询公司。 今天打算从另一个侧面和大家进行分享，一起畅谈“宜居标准”。

国房这两年做了宜居标准方面的课题研究。2011年的《英国经济学家信息社》公布的消息显示（如图），墨尔本排在榜首，亚洲排在最前的是日本大阪，位列12位，东京排名18，深圳则排在第82位。 全球前十名中，澳大利亚占了4席。评估的标准主要包括：政治和社会稳定性、犯罪率、医疗卫生服务的方便程度、文化活动、环境、教育和基础设施标准，等。 

联合国1976年召开了首届人居大会并成立联合国人类居住委员会（UNCHS）；1989年开始面向各国设立“人居环境奖”、“人居环境范例奖”，从而促进了相关的机构和排名榜的出现。

我国也设立了中国人居环境奖，主要以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资源节约、生态环境、居住环境、公共安全作为评定标准。 

再看看广东，汪洋提出了建设“幸福广东”的目标，考核指标包括：舒适性（30分）、健康性（30分）、方便性（30分）、安全性（10分）。 宜居建设任务还落到了市委书记考核标准上，其中宜居社区的6个指标是：规划建设（20分）、社区环境（10分）、社区服务（20分）、治安消防（11分）、物业管理（15分）。

我们对接近6000名受访者进行满意度调查，2010年有63%的受访者认为深圳适宜居住，到了2011年面访者的满意度升至69%，网络调查满意度为28%。其中，认为深圳宜居的人群里，满意度最高的是60岁以上的受访者以及收入水平为3500-15000元的群体。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普遍人认为在深圳的生活压力非常大。

希望在将来的城市规划过程中，能更多地考虑到宜居生活的因素。 

王星晨：这个演讲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生活才是宜居生活？ 

听众：有没有数据反映什么是最不宜居，什么是最宜居的因素？

杨丽艳：住房、交通、办公居住分区的不合理，这些是最突出的不宜居因素，食品安全、治安还有社会保障也是比较突出的关注点。

王星晨：大家对“宜居”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有人反映在深圳生活没有什么幸福感，可能可以通过《深标》的制订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徐电：我们正在提倡“公交优先、步行友好”，《深标》可从这两方面入手。

杨丽艳：宜居生活和城市规划有很大关系。深圳向来向香港学习经验，在早期的规划里面就没有包括自行车道；另外，很多人也会认为深圳的天气等因素不适合发展绿道，所以这些建设可能还需要一段过程。 

张婕：现在提倡建造绿道其实包括不同的类型，有城市绿道、社区绿道等，社区绿道其实现在就在建了。

听众：绿道不该被看做奢侈品，它应该逐渐成为日常品。

嘉宾：就业的通勤时间、工作地点等因素也会产生影响，这可能还牵扯到了婚姻和房价的问题。 

王星晨： 其实宜居条件也存在着取舍，选择了居住环境的舒适可能就要放弃通勤的便利。 我们下面有请深圳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Michael Gallagher。

 

城市被规划标准化了？

主讲人： Michael Gallagher

过去，中国的城市各具特色，背景有四合院，苏州有园林，但中国的城市今天却出现了“千城一面”的现象。 什么才是中国城市的特征？中国的城市有什么特征？

当你看到一下中国城市和亚洲其他城市的照片，照片还有亚洲其他城市的照片，是否能分辨出哪些是中国城市？ 即使是城中村，中国的各个城市的城中村看上去也一样。而在美国，甚至连便利店看上去也是一样的。

其他国家的情况是：美国没有国家规划标准，美国规划协会不是一个政府部门（APA），每个城市可以自由决定，但交通运输的标准对城市规划非常有影响力；英国有国家政策体系、规划宣言、规划公示和；挪威有国家政策但是没有规范；欧盟国家则大部分都有国家政策。  

所以，政策不是标准，也不是规范。具有共性不等于雷同，即使建筑有共通性的特征，不代表它们看上去都是一样的。我觉得你们抱怨“千城一面”，主要是因为觉得中国的城市不太好看，如果建造出的现代城市是漂亮的，似乎这就不会有抱怨了。那到底什么原因才是问题所在？ 

具有共性不等于雷同。 即使有共通性的特征，不代表看上去建筑都是一样。

我觉得你们说千城一面，因为你们觉得中国的城市不太好看，因为如果现代城市是漂亮的，相似似乎也不会有问题。 那问题出在哪里？什么原因导致的？

“中国城市都一样”这个关键词在Google上有43000个相关链接，技术规范确实影响了城市风貌，举1916年纽约区规划法（1916 Zoning Code）的设计研究为例（Hugh Ferriss,1922），这个时期出现了“结婚蛋糕式建筑”。 而该法案在1960’s 进行了修订后，密集的广场又因受到鼓励而大量出现。 

造成千城一面的原因主要有：国家技术标准和规范、文化和习惯、时代的设计精神、抛弃传统、地块规划、全球化、顾客喜爱，等。对此，我们的建议是（见下图）：

概括起来，国家标准仍然是需要的，但应该保持适度的影响；国家标准应该侧重于目标和政策，而不是标准的细节。另外，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书”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Traffic Safety: A Review of Empirical Evidence”( Reid Ewing, Eric Dumbaugh, May 2009,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由建设用地“增速减量”到“供应增量”谈工业用地规划与布局

主讲人：钟威

最新版《土规》（2006-2020）显示，我市有工业总建设用地976平方公里，新增仅59平方公里。如何利用有限存量用地去寻求无限的经济增长？

新版《总规》定位深圳往国际化城市方向发展。在城市新定位、特区内外一体化、缺少用地、选址难的背景下，我们推行了不少新举措，例如高效集约用地，减少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土地混合使用与兼容、提升容积率、较少绿地率、增大建筑密度， 进行城市更新改造、建设用地清退，实施城市发展单元节点推进，等等。 

产业与城市的相互作用关系可以分为三类。新城互动：以科研、教育为核心的产业功能，自身功能相对独立，但与新城其他功能和谐共享、互动延伸，形成现代新型开放式企业城区。老城融合：面向市场的产业服务功能与城市功能深度融合，形成综合性高价值区域。郊区整合：在城市次一级地区，凭借低成本优势吸引规模型产业，以产业带动、整合提升城市功能。

但我们仍然有很多困惑，例如如何为一项重大课题选址成了难题；可以再建筑单元推动节点实施，但怎么能在运用在全市的区位改动？ 另外，我们目前也不知道到底工地用地占多大比例才合适。在香港这个数字只是9.57%，中国平均占25%，深圳的工业用地比例已经相当高。 

我们还要思考城市要素空间布局规律及空间结构的重组。 

深圳的二次开发时期已经到来，要开始思考地下、地上的功能开发，在城市中心与外围产业区间的过渡区域增加办公、研发用地。

产业与城市的相互作用关系可以分为三类：

1. 新城互动：以科研、教育为核心的产业功能，自身功能相对独立，但与新城其他功能和谐共享、互动延伸，形成现代新型开放式企业城区。

2. 老城融合：面向市场的产业服务功能与城市功能深度融合，形成综合性高价值区域。

3.郊区整合：在城市次一级地区，凭借低成本优势吸引规模型产业，以产业带动、整合提升城市功能。

M（工业用地）未来会变成什么？这次我们在《深标》增加了M0类型，代指科技研发、创意设计、管理培训、贸易展销、中试、生产等新型产业用地，并将目前说不清功能的区域纳入在内。 

上一版《深标》是在创建花园城市的背景下提出的，强调了比较独立的功能分区概念；而新版《深标》提倡的是创造综合、多功能的环境产城融合，从《雅典宪章》过渡到《马丘比丘宪章》的指导思想。 

我们坚持的原则是：“可能不成熟，先要有；学习港标，持续修订”。 以产业用地为楔入点，为我市分片区、分步骤开展城市更新提供新思路；增量优选、存量调整，统筹全市土地二次开发；实现建设用地“增速减量”到“供应增量、增速” 。

谢谢！

 

提问：9个产业园区是根据什么标准进行划分的？如何整合30%的零散土地？

钟威：我们理解，一部分以M0的形式存在，但会升级为高科技科研、孵化产业区、创意产业等，是混合用地的概念。 还有一些可以升级转换。首先是要有整体规划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