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

白璐：欢迎大家来到第四十一期酷茶会，这期的主题是土地产权，背景是黄伟文主任出去考社区察的时候发现社区土地的使用非常复杂，有居住用地，非居住永年各地，工业用地，非农业用地所以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复杂，而且这到底是不是给社区带了好处，还有我想知道其他地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举办了这一期酷茶。主要是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关于黄贝岭的建设问题。

赵新平：深圳土地产权问题

各位大家好，首先非常感谢酷茶会给我机会来讲这样一个话题。深圳的土地产权问题表现的处处都存在，很复杂很多样。有四个大类的问题，不一定很准确。

首先，集体所有制的基本毛病没有得到克服，在我们深圳基本都存在，集体产权主体的模糊性侵害了农民的利益，股份公司体制难以转入现代企业，发展前景堪忧。

第二点，国有制的毛病，储备地的所有权的问题，一直影响到整个土地管理制度体系的发展方向：保持国有化的硬约束以及国有化导致的产权处理便利，引致土地制度演变的走向变得十分奇怪：招拍挂出让、地价评估垄断、产权用地优惠地价，政府直接插手土地交易与供应等，国有化成为与民争利的最大工具。国家所有权主体不明、使用权设定不到位。

第三个就是土地所有权转换制度的完全失败，表现在转换之间没有合理的照顾到利益涉及，仍然延袭前三十年的所有制结构，用国有产权侵害集体产权。

第四点，用不断出台的种种权宜之计，解决不断滋生的产权纠纷，导致违法用地与违法建筑不断增多，至今难以解决。“二规”、“三规”。

二百多年来又是折腾最多的问题，太平天国成功就是朝田亩制度；孙中山民生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实现耕者有其田；共产党就是因为解放区土地改革赢得农民，取得了解放运动的胜利，以上这些也是因为农村土地制度的不合理，所以才进行改革的。

三十年的改革，土地制度的部分变革解放了土地资本，争取了难以估量的土地资产，工业化与市场化才进一步成功；

现在，为什么还会有土地问题，尤其是产权问题。说明三十年来，在土地制度改革中取得的成就是局部的。所以全国都存在土地产权问题，也就是说，中国至今也没有解决好的大问题，深圳产权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的案例。

所以总体的表现是非常复杂，但是不管怎么复杂，都表现为所有权和使用权几大类的问题，表现为土地和房屋的问题。

深圳的土地产权没有解决其实不奇怪，全国都没有解决，封建社会就一直存在土地产权的问题。

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土地有问题，城市土地就更有问题了。深圳为什么没有解决好呢，与深圳的特殊性有关，第一个深圳的定位，为了杀出血路，为了GDP等目标，没有系统考虑土地产权的事情。第二点，没有在认识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有一个进步，就是进行了一个顶层设计。

30年来深圳市为什么不能系统地解决土地产权问题，邓小平给深圳的定位：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个“血路”演化为了GDP目标、招商引资目标，大多数制度创新包括土地出让制度都是服务于这个目标的，为了单目标突进而搞的一些“急就章”，一开始就没有“系统考虑”土地产权的事。

认识上的滞后与学术环境的不开放，不知道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改进，是需要系统的制度重构。所以，小成就掩盖了大问题。

而且理论是有禁区，所以，当开放后招商引资发展工业都不存在制度阻碍后，深圳能给国家带来什么示范性的东西？深圳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现在有了土地改革总体方案，产权问题想明白了吗？终于认识到了要进行产权制度创新，提出了要进行顶层设计。这是一个进步。目前的方案仍然是新思路与旧框框的杂烩，并且有一些认识并不很清晰。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认识问题，中国其实有解决土地问题的很好的办法，中国有三种模式。台湾很好的解决了土地产权问题，它只是没有采取共产党的办法，用国民党的办法，我们没有认真去学，其实我们是可以学的，所以根本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解放思想的问题。在土地制度上，它是有理论禁区的，要看到深圳产权问题的实质，要把产权问题看成是未竟的现代化转型的重大问题来认识。还有一点，我认为权宜之计不能成为一个习惯的做法，我们现在仍然沿着“三规”等等权宜之计去做，越搞越复杂，这种势头必须遏制的。

产权问题解决有哪些要求？第一步我们要设计好产权制度，然后产权要明晰，要落实好，就是要保护产权，深圳实际上第一步就没解决好。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确权的课题，我们要解决第二步的课题，但是问题在第一步。当农民把大量的土地交给城镇交给国家以后，他保留的这些地如何去安排，去发展，这些制度没有系统的设计好，所以农民和政府去抢地，形成了这么复杂的情况。一开始我们就没有按这个路子去把这个制度设计好，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听众：确权这块能否展开讲一下？

赵新平：现在我们做的确权全国已经在全面铺开，这一次国务院已经布置了在全国进行全国土地所有权全部确权，确权到村。但是深圳没有这么去做，我们理论上认为深圳不存在农村了，所以没有这样去做，而且目前权又确不下去。09年为了配合市里面股份制改革，我们做过一次调查，农村集体目前实际占用的建设用地达到400平方公里，这是09年6月份统计下来的数据，到现在可能要再多一点。其中我们认为已经合法的土地只有90不到100个平方公里，也就是说4分之1是合法的。这个合法是深圳市政府认定的合法，合法外占据了300平方公里，实际上包括了原村民和外来开厂的占了这么多土地。这些土地由于前面我们的制度没有设计好，现在我们要把它拿回来，就是我们要进行确权，但是我们现在确权是没有依据。合法的地土我们可以确权，我们是有依据的，我们给他发证，但是不合法的地怎么办？这就是我们后来所研究的确权的课题，但是实际上这不是确权的问题，实际上是确权之前的产权安排问题，你得让农民同意了给他补偿等等，我再把你地收回，那么现在实际情况农民都占着。特别严重的是上面已经全部种了有房子了，这些房子我们该不该拆，能不能拆，何况这中间我们政府是有瑕疵的，我们政府是最大的侵权主体，你凭什么把农民的地一夜之间都收了。我们有“两规”的办法，现在又在搞“三规”，所以我们的查违也就很难出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目前我们要把农民的合法用地和政府的应当收回的土地理清楚，拿回来落实，但是目前难度非常大。

听众：刚说三种管理模式，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能否简单讲一下具体区别在哪里？

赵新平：大陆两种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而台湾是土地私有制的，这是最大的区别。台湾有没有公有土地呢？有，比例还更小，实际上它是混合所有制，但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香港是借鉴了英国的土地管理模式，它的土地既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公有制，类似于一种公有制，因为它是香港特区政府土地所有权的，所以他还有批租等等。只是它的管理模式跟我们的管理模式上有巨大的差异，应当说在整个国家的基础制度演化上有两类制度。

世界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大陆法系国家，一种是海洋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所有制度一开始组织专家进行系统设计，设计好以后用成文法的形式公布和执行。设计中间可能会有瑕疵，所以会有不断的修正，把所有的东西都用法律的形式搞好。而海洋法系有宪法等等，但是它是其他的东西是没有成文法的，虽然后来也有一些成文法，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些法律的精神，由法官进行判决，而这案例就作为以后参照的基本东西，叫案例法系。所以它整个社会制度是演化的而来的，而大陆法系则是改朝换代就改一次，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深圳当年说杀出一条血路，特别是87年搞了招拍挂，认为是突破了宪法的，土地可以有偿使用了，那是一个重大的改变，但是所有公有制的基础等等都没有去改变，那么以后的不适应，包括招拍挂的被扭曲等等都是与这些基本制度相关的。

而台湾就不一样了，它也是大陆法系的，但是它在搭建的过程中是坚持了产权的保护的基本理念的。有人讲可能是保护了资本家的地主的利益的，有的说是阶级斗争的意愿来的，现在看来我觉得不太对，因为它实际上在30年代就在整个大陆上就有很多实践，也搞了很多土地改革的实践，后来到了台湾以后才重新搞的，而且搞的比较好。

听众：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们一直说合法内合法外，那合法内的我们能够做到什么地步，现在有没有做到完全确权？

赵新平：现在应当说没有完全做到确权。我们所说的确权，按照土地管理上的基本的数据，他实际上属于权属的认定，到后来土地发证，现在我们这中间有相当多的合法用地至少没有做到发证的。前面的有些认定可能是有的，比如说给他发了批复，有的非农用地是以批复的形式给他的，政府一直批文，就是这么多范围的地给他的，这是合法用地。但是没有以土地证的形式体现，也有欠账，所以说确权工作也有很多补档的事。

听众：我们明确确权的主体应该是谁？村民所占有的私宅的使用权到底是集体的，还是私宅本身占有者的？

赵新平：我们制度还没设计好，我们对农村私宅这一块一直是放着的，当时04年转地的时候并没有讲私宅以后怎么处置，当时怎么做的转地我简单讲一下。农村已经占有的，已经建设的我画一个圈，这个不管了，圈以外你没建的我再征过来，具体先放着再说，然后在这些的里头我再给你划一部分地。中间包括了我给你的地很多道理都没有说清楚，我给了你非农用地包括三大类，一类是住宅用地，一类是工商发展用地，一类是规划用地，这后来给了很多指标，有100,200等等的指标。给了这个地是什么性质的，没说清楚，是使用权吗？没说，没有法律文件证明，有多少年期？没讲。可以上市流转吗？或者要不要发证，发什么证，也就是说实际上制度就没有设计好，所以现在我们没法确权。我现在找不到一个文书，可以把这个都说的清清楚楚。中间的这个私宅就更是没有讲，在执行过程中又有差异，比如说你已经占有这些地，在划非农的时候比如说龙岗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进入到指标了，宝安是重新划的，那你想，分解到人或者村差别很大的。所以私宅到底是应该归个人还是归集体，从土地法管理法上，私宅用地应当说归集体所有，应当说现在深圳土地理论上已经全部国有化了，但是私宅用地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手续，也没有任何说法，你就说人家就是国有土地啊？其他你可以宣布为国有土地，但私宅你凭什么宣布呢。所以这还是政策需要补课的地方，而且我们给农民的合法用地不光是非农这一块，还有七八个类型的。

听众：我想问一下，你对土地产权的彻底解决有没有信心？说白了，这个土地产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政府和我们之间的一个利益博弈。刚才你也说到了，政府实际就是侵权的主体。

赵新平：这个问题我引用一下别人的话吧，我们的主任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深圳现在的土地产权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其实根本取决于我们深圳的高层的决策者有没有这么大的决心。问题非常难，要推动下来非常难，要是高层没有决心，这个事肯定推不动。所以，新官一定要理旧账，其实深圳的土地产权问题不断的往后推，本来是小问题积成了大问题，与新官不理旧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他还有地的时候，还有GDP增长的时候，那么麻烦的事他为什么会去理，他就任期四年，五年，升了官了就走了，这么麻烦的事为什么还要去理。而且大家特别还要注意，在我们深圳的地方政府的选举权，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在我们人大代表里头，而我们深圳1500万人中间，有1000多万人是没有选举权的，特别是地方的村民代表他手头的票比重是非常高的，在人大代表的比例也是非常高的。为什么我深圳的土地制度不断的朝后缩，我觉得与整个政府结构都是有关联的。所以土地问题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土地问题，从来都是政治问题，因为它牵扯的国家民生的方方面面，太复杂了，各个利益阶层都搅和在里头。比如说在农村的那几个地里你知道里面有多少个是私宅的，我曾经多次想入村调查，我进不了村，我调查不清楚，我不知道这栋房子是谁的，我问出来可能是假消息，有人清楚但是他不肯告诉我，就是这种情形。所以里头的复杂性要充分估计，难度也还是很难，但能不能解决还是前面的那句话，最终取决于领导层有多大的决心，所以要看党的十八大定下来后的班子会是怎么样。

贺承军：非农用地指标之纠结

非农用地概念对于深圳已经不适用，应该舍弃。非农用地的全称是“农村集体非农业用途的建设用地”。15年深圳实现全面城市化，已经不再有农民、不再有非农用地；即使原来部分村集体经国土部门划定过一些非农用地，那也是为了以村集体申报旧改项目、在旧改项目上取得地价优惠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原住民集体并不会真的守住这个划定范围、自觉不再扩张，所以认定这类既不均衡也不权威的划定，并让现在的股份公司资产处理打上非农用地的死结，是不恰当的；从实际来看，原住民仅仅46万，按尽可能每户细分以获得以每户为单位的非农用地指标的趋利性划分，平均每户1.7人计，约27万户，每户非农用地400平米，所有原住民可能占有非农建设用地不会超过108平方公里，再加上道路、公园、公用设施，也不会超过150平方公里，且原住民的宅基地要么置换出来给政府，要么就包括在非农建设用地以内，而现在以原住民名义占有的建设用地超过400平方公里，上面已经布满房子，试图以划定非农用地范围而把超过非农用地范围的地收归政府，无异于痴人说梦，按这个路子走下去，非农用地划不定、违法建筑没有解。

如何看待“非农用地划定”这个游戏的历史过程？

我在规土局工作14年，其中有10年在基层管理所，对非农用地划定的工作有深切了解。在93年撤县建区同时启动宝安龙岗两区的历史用地遗留问题，就提出了非农用地划定的手段，这一手段来自土地管理法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基本设定，当时在特区内外并没有引起村集体的强烈反弹，原因在于：特区内城中村划定，并不管非农用地指标，特区外宝安龙岗两区正在大肆发展工业、大肆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根本不在乎非农用地指标。谁关心这个指标？深圳上报国土资源部的文件、国土资源部大员到深圳督察土地，这个概念就供他们文件来去使用。

深圳规土部门从来也没有正式对非农用地上的建设进行量化管理，没有规划、报建，因为这个指标游离于城市实际过程之外。到99年以后，土地日益趋紧、土地价值日益上升，权力开始玩弄非农指标，有把沙井松岗的村非农指标用到宝安中心区、龙华中心的，更多的是随便套用某村非农指标以节省房地产项目地价的。这个显然不公平，但现在没必要纠缠这些过往的不公平了，废除非农用地指标，是最合适的、代价最少的做法。

至于，真的有个别村（现在叫社区）股份公司需要土地救济，就直接由市府常务会讨论给予土地救济，不必再纠缠于划定非农用地了。

深圳市政府层面应该与国土资源部、住建部进行有效沟通，上报国务院审定同意，对本应与05年全面城市化同步的废除“非农用地指标”，进行补充公告。

城市政府土地管理的补充建议

我认为深圳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整备，一定要设定目标在于：对公共设施、市政设施的所需用地进行必要整备，而主动放弃对于房地产、旧城更新、产业发展的土地整备。后者可以由市场谈判决定。房地产商、制造业主肯定希望政府出面整备土地，因为政府有强力手段解决“钉子户”，而商人们对于钉子户束手无策。此论不确。

对于原住民名义下的违法占地、违法建筑，不必过于在法理层面纠缠，我认为中国的《土地管理法》对于中国城市化发展、市场化建设是严重准备不足的，以这么一部严重不足的法规为基础来论法理解决，徒唤奈何。

承认已有建设行为、民间土地协议的合理性，当政府需要进行必要的（指为公共设施）土地整备时，可以就事论事理顺当事各方在具体地块上的利益关系，原住民（股份公司）、租地（或“非法”购地）业主、政府，可以谈判出各自的利益占比，并最终让土地用于公共设施建设，这个谈判过程必然理顺了土地的法律手续。

至于地产商或制造业主与“非法占地”业主（往往还有股份公司的利益纠结其中），也可以通过民间契约完善产权利益关系，政府对于新结成的土地产权关系加以确认并收取必要税费，即逐步理顺了通过更新改造、单元发展所形成的新的城区的土地产权关系，而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是比较超然的、民间活力足够让政府超然。

以上是我的简要建议。还有一个不那么坚定地看法，政府如果对土地清理有兴趣，不妨清理一下历年来行政划拔用地的走向、最终结果，这比站在道德高度清理违法建筑，有意思些，也更合符现代价值。

曾玉林：台湾市地重划简介

到了台湾，去学习了下，简单看了下市地重划的内容。简单介绍一些名词的背景，国民党从1920年代开始提出平均地权的思想，但一直推不动。直到1949溃败台湾，痛定思痛，在1950年代才进行真正的土改。不是消灭地主，而是收购地主手上多余的土地，让其进入城市成为资本家（措施有375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的结果是土地私有，分散。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和公共设施的建设。民国47年高雄市举办第一例市地重划。

介绍一下台湾的规划体系，大概三个层次，一个是区划，就是分清农业区和城市的界限；第二个都市计划，主要是讲城市规划；第三个细部计划就相当于我们的详细规划。

市地重划的定义：市地重划系就已发布都市计划细部计划范围内土地，以交换分合之手段，将地界不整或畸零狭小或未面临道路之土地，重新划定其界址及地形，使之成为皆面临道路之整齐宗地，同时，亦并同重划工程之施工，将区内都市计划公共设施予以开建，使之成为公共设施完善且可立即建筑使用之地区，而重划区内之公共设施用地及办理重划所需之工程费用、重划费用及贷款利息，皆由区内土地所有权人按受益比例共同分担，地主扣除重划负担后，即可获分配建筑用地之一种都市土地改良事业。

市地重划的意义：第一个，化紊乱为整齐；第二个，从无到有，开辟公共设施用地。包括，市地重划工程并非将区内所有公共设施均予开辟，依目前法令规定，重划工程项目包括了道路。桥梁、沟渠、地下管道、邻里公园、广场、绿地等公共设施工程；第三个，受益者负担，但基本受益者负担之原则，应列入重划工程项目的，仍应以主要供重划区内居民使用者为主，且有立即使用之必要为限。若属区域性之公共设施工程，或一些须待重划区有相当程度之发展、人口聚集，始有必要兴建公共设施，如国民小学、国民中学、市场等、即不宜列为重划工程兴办项目；第四个分配土地；第五个综合性土地改良事业。

举办市地重划的法律依据：法定原因，包括平均地权条例规定，都市计划法规定，都市更新条例，还有一些其他条例。

市地重划程序首先要分类，主要分两类，一种是办公程序，一种是自办程序。公办程序主要流程如下，选址重划范围-征求权利人意见-编制重划计划书报批、公告、通知所有权人-测量评估-计算负担及分配设计-土地改良-公示及异议处理-地藉整理-交接清偿-财务结算-撰写重划报告。自办程序的流程如下，发起及成立筹备会-申请重划范围-征求权利人意见-编制重划计划书报批、公告、通知所有权人-成立重划会-测量评估-计算负担及分配设计-土地改良-公示及异议处理-地藉整理-交接清偿-财务结算-撰写重划报告-报请解散重划会。

关于市地重划与都市计划的关系，首先市地重划是实施都市计划之手段，而都市计划是实施市地重划之依据，主要计划是属原则性之计划，其内容尚不足作为实施市地重划之依据；否则，依据主要计划实施市地重划后，始拟定细部计划，不仅破坏市地重划之成果，对重划区之土地所有权人亦不尽公平合理，而细部计划则为具体详细之计划，且为最后定案之都市计划，故适合作为实施市地重划之依据。都市计划与市地重划相配合能缩短都市计划作业时程，但是不得任意变更都市计划。

通过对台湾的市地重划的认识，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我们应该从生产资料入手，理清生产关系，匹配生产力，以取得发展。

我讲一个典故，还没解放的时候，蒋介石就去和斯大林说，我们国民党是社会主义，然后斯大林就去和毛泽东说，你就从了蒋介石吧，别搞两个党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大家够可以看到。不过不对号，其实，市地重划的理念在城市更新的土地整备里面都有，但是里面又有区别。

最后推荐一本书，张五常写的《佃农理论》，文章写得很牛。

听众：你在台湾考察的时候，你有看到为了收土地或者强拆，有人去自焚，有人去跳楼，这种现象吗？

曾玉林：这肯定没有，因为它都是规划好了，大家把利益分好了再干的。但是有一点区别， 你在台湾看不到大的商品房项目，也看不到很大的设施，我一回到深圳就觉得深圳真好，赵博士说台湾好，我说深圳比哪里都好。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如果三十年前就明确了产权制度的话，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当然你要说到一些收土地的一些问题，在过程当中有些用很武断的手段，没有真正的把利益协调好，用太干性的手段去做这些好的战略的东西肯定是不行的。我是认为台湾有台湾的好，大陆有大陆的好，人家也羡慕我们，因为我们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只要是私有化以后，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你现在去给人家确权，给人家发个证，它就永远是农业房了。

听众：您是怎么看待土地确权这个问题的？

曾玉林：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也解释不了，但是我讲一下我的观点，一个城市要解决确权怎么复杂的问题，它一定要发展，把蛋糕做大，如果不做大，那么一刀切下去肯定有的人多有的人少的，所以一定要做大。通过发展，通过做大蛋糕，不损害以前权力人的利益，但是我把这个城市发展壮大，这个就要我们规划的一些手段来指导，对于原业主，我认你的业权，你建了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发展权一点要由政府来分配，这样我不会损害你以前权力人的利益，同时又推动了发展，这样可能就不会出现有人去自焚之类的现象，同时可以把蛋糕做大。

听众：城市发展是不是一定要城市更新？

曾玉林：不一定，我说了城市更新有一个热点是它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增长的问题，但是它解决不了发展的问题，有增长不一定有发展，这是两个概念，它可以把GDP拉得很高，但是不一定能发展。

张国雄：关于黄贝岭的建设问题

今天到这里来是想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深圳市农村以后如何的发展，黄贝岭最开始是同城化，同城化以后就变成了居民，但是土地的事，我们当年由特区到现在，给政府征了1万2千亩的水田，到92年成立股份公司以后，我们剩下的发展用地才2万8千平方米，所有以前剩下的发展用地只有工厂，80年代盖的房子现在都是很烂的，而且没有规划。所以我说我们现在股份公司的发展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没有持续发展的条件，因为已经没有地了。每一个农村，也是没有发展的余地，剩下的只有响应市政府的城市更新。

今年开始旧村改造，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当年给政府征收了那么多地，但在政府返还的地里面，没有空地发给我们。就把那一块该返还的地的面积划到我们旧村里面去，所以我们股份公司发展不起那块地，因为涉及到拆迁问题。政府是要求我们负责拆迁，负责赔偿安置，但是没有给我们提出什么指引或是建议之类的。所以那块地到去年，都是顺着大势去发展。

如果农村现在这样走下去的话，我觉得越来越难，怎么说呢？农村的股民是一定的，但是股民的子女是越来越多的，产生的劳动力也是越来越多的。这一大部分的人的劳力是在我们股份公司里面解决的，深圳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什么职位也好，都是全国开放的，我们这些刚刚耕田下来的人，怎么去跟那些大学，那些博士比呢，所以很多职位是没办法争的。而且农村的教育和环境都受到了很大的约束，你的文化高，教育你那边可能会好一点，但农村的话每个人都学历都不高，怎么去跟你们争职位。所以这部分人基本上都在股份公司里解决，股份公司里解决有一个问题，地又没有了，房产，所有的投资有限，只有那么多了，以前剩下多少就多少了，越来越少。城市更新，只能是把原来旧的，拆了重新盖，但有个问题，地价交不起，还有一个，城市更新以后，你的容积率不可以调高，要付出城市规划，所以很多的地方就把所有的股份公司约束死。我们现在还好，还有一个旧村可以改造，我们那块地还可以发展起来，另外，商业还可以留住自己，可以出租，住的地方可以卖，如果不卖根本就没有钱还银行。

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政府进行城市更新时，把原来的地的容积率提高一点，按照现在的规划，容积率提高一点，往上升，这样的话我觉得空间会大一点，住的也舒服一点。

我们当年为老领导征地，为了响应特区建设，征了很多地。很多征地是怎么征的呢，先用后征，就先用你的地后面再补手续。92年成立股份公司到现在三十年了，我们还有很多手续没有完善，还欠着。那块地要使用了，但是在我们原来的历史用地上，那块地是没有没办手续的。

今天我就说一下，在深圳，我们农村人的处境，以后该怎么走，大家一起研究一下。不能说每条农村都有钱，每个耕田的人都是富人，这我觉得不一定。92年到现在，谁家有房，92以后出生的人，现在20多岁了，他们什么都没有，他老爸可能有，但是他老爸未必只有一个儿子啊，所以，大家来聊一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走。

于是，就进入了张经理与多位听众聊天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