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从制造业开始起步，并迅速地进行产业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创新的设计是创造的基础，也是深圳如果要立足的新能源、信息、材料、创意文化等新兴战略性产业就必不可少的应用媒介。

在获得“设计之都”称号的城市中，深圳的设计学院数量最少，至今还没有一所专业的国际化的设计教育院校，仅有的2家与设计有关的学院都在综合性大学里，远远不能满足创意设计产业的人才需求。

而反观深圳的创意产业，经过三十年的规划建设，已经是中国主要的建筑设计、平面设计、工业设计等的机构和人才集聚地。我们拥有了相当可观的政府资源、人才资源、企业资源、产业资源，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深圳需要的不是又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综合性的设计学校，而是一个能汇聚现有创意网络与能量的焦点，一个交流和激发创意的舞台，一个能把深圳设计的水平和能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的机制。

这所设计大学将是展现深圳设计的窗口，将是设计业国际交流的平台，它将关注当代科技的设计转化与应用，建立实验室档案库等促进设计研发，当然，最Basic的，它是一个促进设计思想创新的学园，是学生热爱设计、自主学习、发挥他们创造性思维与先锋创造力与个性的地方。

在历史上曾经有这样的学园应时代而产生，包豪斯、贝尔拉格、AA他们对60——80年代的建筑学教育特别大，他们不属于欧洲的典型教育体系，但重要的是，他们曾经建筑学发展的主导。

说到贝尔拉格，就不得不从它的建成历史说起，荷兰贝尔拉格学院（the Berlage Institute)成立于1989年,这个学校或称研究机构的诞生既和当时荷兰的社会文化状况脱不开关系，从1984年开始，荷兰经济状况逐渐好转，由持续的低迷徘徊转向复苏和增长。1980年代末，荷兰建筑法案备忘录认为建筑学是荷兰整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文化基础和支柱，并提出了一系列支持、资助建筑研究和建筑行业发展的政策。与此同时，当时的著名荷兰建筑师赫茨伯格（Herman Hertzberger）也在寻求建筑教育的新的模式,并试图通过创立一个新的教育机构来探索教育改革，推动建筑学思想的发展。这个背景下使得贝尔拉格学院这样一个特殊的建筑教育和研究机构在80年末代得以诞生。赫茨伯格本人担任了第一任院长。贝尔拉格学院成立之初只有区区十几名学生，大部分来自荷兰之外的国家。赫茨伯格和当时贝尔拉格学院的“精神教父”范·艾克都是著名的左派,痛恨一切官僚政治和体制,希望贝尔拉格学院成为一个学生渴望自主学习的地方，而不是被逼迫或为了文凭而学习的机构。赫茨伯格定下了院长每五年一任的规矩，每个星期一次的公开演讲聘请知名建筑师前来演讲、交流或主持设计课。老一辈的大师如彼得·史密森（Peter Smithon）、多西（Balhrishna Doshi）、德·卡罗（Giancarlo de Carlo）弗兰普顿以及年轻一些的以库哈斯。

后来阿雷兹担任院长时期适逢荷兰的政治经济正从福利国家政策向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和完全市场化靠拢，处于“超级荷兰”运动（Super Dutch）的鼎盛时期，他有一个很肯定的想法，就是建筑学一定要成为社会发展的开路先锋。他鼓励实验性的思想探索，更加强调学生有意识地培养一整套设计方法。齐埃拉—保罗院长时期在教育中强调所谓职业主义（Professionalism），要和现实发生直截的碰撞和接触，不鼓励纯理论探索，允许和鼓励集体合作。这个时候学生人数已由十几人增加到四五十人，教职员也成倍增加，从各方面看，目前的贝尔拉格已趋向于一个正常的学院。

贝尔拉格、AA、IAUS、包豪斯都是体制外的教育或研究机构，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时代性和地域性，也看到了思想的独立性，自由的学术气氛，其实并不是体制内的学校才能实现这些，香港科大，一个在10年内崛起的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了一个magic,这种magic的产生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强大的资金投入是分不开的，他们教授治教、董事会负责制、小而精的学院制度、人才制度对香港整个教育界的风气都产生了影响。

南科大也希望能采用这种办学思路来铸造传奇，但是这一路走来却步履维艰，看看外界的评论：

“一个没有管理团队，学科框架，内部管理制度，课程大纲，发展路径规划的空头大学用什么来奢谈高等教育呢？”

“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在既有的体制内超越原有体制的事情是行不通的”

“在我国内地大学，国际惯例是行不通的，试着用国际惯例解读，只会离题万里。而如果用另一种思路解读，则更贴切，这就是权力的思路。”

我们希望南方科技大学能尽快实现它的梦想，同时因为设计教育的特殊性，我们在寻求第二条路。

纵观全国各种办学模式中,中外合办大学是对学校办学限制最少同时又能最快引进国外办学资源的.如宁波的诺丁汉大学/西交的利物浦大学,都十分成功.他们颁发外国文凭同时师资力量也大多说来自国外,因此吸引了很多支持和生源.但我们看到他们成功的同时也发现合办大学往往会被国外学校的固有模式所束缚,办学思路和目标等往往会有他们来决定,这一点我们就需要思考,而我们不想复制一个MIT或者是剑桥，我们需要有我们对这个学院的需求和思考。正如新加坡科大，只是引用了mit的管理模式和师资，但是办学思想确实与新加坡的发展目标契合的，就是新科技、新技术等。纵观时代长廊，这些特色学院的产生都与那个时代那个地域的需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如果说，提倡独立自由、去官僚化、教授治教、董事会负责治将是我们探索的办学手段的话，那么深圳，处在这个对创意与设计有急切诉求的时期，同时深圳已经拥有了政府资源、人才资源、企业资源、产业资源，应运时代而产生的需求是什么，目前我们想到了 无入学门槛、不设学位、设计与技术和产业紧密结合的教学思路；建立一个崭新、开放、自由的设计教学；教学内容与时共进；设立实践工作坊，随时随地在实战中学习等……这些当然只是畅想，正如张永和老师说的：不是高度与广度的问题，不管今天深圳也好，还是其他地方，办新的设计学院可能挺重要一点就是把高度放下来，然后聚焦，到底在哪一点上深圳有自己的等于特殊的条件，然后有优势，就去做。而不是更广泛的铺开去拔高。其实你举的那些学校的例子，如果今天回过头看其实很多也是这样，像AA也好、像贝尔拉格也好，当时他有一个特定的历史使命，到今天特别像AA、贝尔拉格它也完成了。所以今天的AA也不是太好的学校，今天的贝尔拉格也不是太出色的学校，可是这并不能抹杀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我们要思考的是，深圳在这个时期他对于设计的历史使命是什么。请关心设计大学的人集思广益，让我们一起开启设计大学的烟厂大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