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

奥雷·伯曼致辞

在今天这场论坛之前，我们刚刚结束了建筑小旅的导览。我已经为设计互联的项目做过数不清的导览了，但每一次我都感受到项目初始那份相同的激动与热爱。

今天请到现场的三位嘉宾，我们跟他们也都是老朋友了。颜馆和周老师，我们经常见、经常讨论，但这可能也是第一次我们在同一个舞台上去跟大家分享关于文化建筑运营的一些理念和思考。刘晓都，我们更是二十年的老相识了。二十年前，他作为都市实践联合创始人，带领团队来到我的城市——荷兰鹿特丹参观，那是我们初次见面。我有建筑研究的背景，所以当时我们两个是建筑学者，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作为馆长的身份，在同一个舞台上进行对话。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今天的活动可能花了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来筹备。我们每天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活动，背后其实是几年长期的筹备，是工作团队每天无数个细小的决定共同构建的。招商蛇口作为创立机构，槇综合计画事务所作为建筑的设计方，以及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A)作为创立机构合作伙伴，这三方作为设计互联的主办方，加入到这项目当中来。

我想先向大家回溯一下在筹备过程当中，起到决定性因素的一些背景，包括深圳这座城市——它的创意性活力，以及在我来到设计互联之前的一段缘分，就是价值工厂。

   

2013年，我受到UABB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以下简称深双）的邀请，担任当届双年展的主策展人和创意总监，价值工厂也是我赋予当届双年展举办地——广东浮法玻璃厂的一个新的名称。

当我第一次来到玻璃厂的时候，我意识到它不仅是一个工业遗址、一个地点，它同时也具备无限活力的潜能。我相信这里会成为新的城市生活的起点。今天的主持人刘磊先生当时也是作为整个策划团队的联合策展人，共同去构建了价值工厂的活力体系，让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空间，让它可以成为丰富内容的承载地，包括教育、展览、公共活动项目，构建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图谱。我们相信它经过我们的重新策划和改造之后，会成为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地方。其中一个有力的旁证是洛杉矶双年展，当时就选择了价值工厂作为它的会场。

设计互联以及由我们所运营的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它也同样经历了长时间的筹备，它的呈现有它的历史机遇，也有它的运营团队在筹备过程中不懈的努力和付出。

 

创立机构、建筑设计、国际合作伙伴以及策划运营的团队所呈现给大家的丰富活动，共同构成了我们主要的四个基石。我也相信无论是我们建筑建成的时间，还是整个机构筹备一直到开放运营的时间，都代表着一种深圳速度。

我们在筹备过程当中为设计互联定义了这些机构角色，通过这六大机构角色，希望去突破传统博物馆的定义，不再只是一个保育展品或者藏品的空间，而是搭建开的平台。打开、构建开放连接的意象，也充分体现了桢文彦先生为建筑所画的设计草图当中，他把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放在整个城市景观中来考虑。整个建筑的设计有非常鲜明的纪念碑风格，会让我们意识到它强烈的空间感。我们当然也希望它是一组发光的盒子，这个盒子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本身，更在于它内部和周边发生的一切。

 

在我们发布品牌之初，就已经为两个品牌作了明确的定位，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作为场馆名称，而设计互联是一个开放的场馆运营，同时也可以做不局限于地理位置的多元项目的机构和平台。我们的开幕不仅象征着场馆本身的开放、开业，同时象征着一个开放平台、一个机构充满无限活力的项目谱系的开放。

我们开幕的时候，也有幸邀请到桢文彦先生本人来到现场，当时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交接——从建筑设计到实际运营。一直以来，我们始终保持着初心，做到不辜负建筑设计本身所持有的开放性，充分尊重并且充分使用我们所在的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空间。向社会开放也意味着我们向不同的社会群体敞开大门，从专业群体，如这张合影是中国各个建筑院、规划院的负责人来访，到更广泛的公众，各个年龄层、职业、领域的观众。

设计互联团队秉持着一种为大家共建开放的创意前沿的精神和姿态，来实践我们每天的工作。

接下来大家会看到一些我们已经举办的和正在举办的重点活动，包括我们开馆展之一和V&A博物馆共同策划的《设计的价值》，虽然是一个为期两年的展览，已经结束向公众开放了，但是关于设计的讨论仍然在持续当中，我们在接下来会继续通过公众教育和展览的项目为大家呈现设计如何作为价值的驱动者服务于社会。

 

我们策划的每个项目不仅从机构策划者或者策展人的视角出发，同时我们也会去考虑，观众不仅作为一个接收者，同时也作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参与到整个创意设计的体验、甚至是创造过程当中，包括公共艺术项目、很多互动工作坊以及今天的建筑小旅。

教育项目本身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策划内容，我们和教育系统的学校、各类教育及学习组织合作，通过展览以及相关主题的一些活动共同为不同的人群带来不同面向的教育项目。

活动形式的丰富性与空间的丰富性充分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从“夜宿艺术馆”——利用展厅夜间开放时间，到前面我们向大家展示的各种各样工作坊、讲座、各种各样的分享活动，我们把整个建筑空间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时段都充分利用起来。

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机构定位的背景下，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如何策划更新颖的、更有实验性的演出项目。我们所在的境山剧场是一个专业的室内音乐厅，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舞台，让我们与大家分享各类国际优质的音乐会、传统中国音乐演出、亲子剧以及先锋戏剧。

相信大家今天在现场也有非常直观的感受，我们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博物馆空间，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消费或者休闲空间，我们是一个复合性、综合性的空间，我们希望通过与合作伙伴共同去构建和运营这样一个丰富的文化生态。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同时我也非常期待接下来几位嘉宾的分享以及我们的对谈交流。

赵蓉：设计互联 

 

我是赵蓉，是设计互联的副馆长。我一直都是在公共文化机构里工作，有十几年的经历了。8年前，我特别幸运从北京搬来深圳，能够在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承担它从零开始筹建和项目策划工作。

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是2011年正式开始准备，2017年12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我们是受国家大型央企招商局集团的支持，它其实是有146年的发展历史，从清朝就开始了，它的使命是用商业推动社会的进步。

招商局在商业上获得非常多的成就，但是在艺术上的经验非常少，所以我们8年前从零开始做项目的时候，一开始没有很多的资源或者一些基础可以去依赖，没有馆藏，也没有团队。

这带来一个比较强的危机感，我们从一开始就反思这么大型的公共建筑在深圳落成，它给我们城市、文化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

从这个层面，一开始有两个内容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明确的。第一，我们首先针对自己的情况建立一个非常可持续的面向未来的发展模式。第二，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公共文化建筑搭建起一个创新的社会群体和我们共同在社会之间的联动，也就是让那个机构扮演更积极的社会角色。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用“设计”定位这个角色，因为设计本身是更为广泛的概念，它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关，和城市发展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审美、整个经济结构的架构等等，和非常多东西发生联系。这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对社会的一些问题、对大家关注的一些事情不断保持一种敏感度。

在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上，其实受挺深的企业基因的影响，我们一开始没有馆藏，也没有专业团队，也没有非常系统化的运营标准和流程，所以我们邀请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A），我们和V&A合作之后创建了自己的品牌——今天大家不断提到的“设计互联”，也创立机构了自己的运营团队。 

我们在整个上层结构上，也在想方设法去确保设计互联的可持续运营方式。过去两年，我们努力申请的一个设计互联基金会，在深圳市主管部门市委宣传部的审批下领证了，正式成立了。这让我们一方面有来自企业的商业方法，另一方面有来自社会的基金会机制，我们希望能够运用这两种机制让我们的一些工作能够更专业、更高效的面向未来的发展。 

设计互联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机构，因为我们到今天为止运营才两年不到，但是我们跟V&A合作——其实是在跟一个“长辈”合作，因为它有160多年的历史。V&A当然有非常多运营的经验，都是实操层面上的，但我觉得这个合作的价值不止于此，更多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超越自己的，以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待我们当前实践的一个视角。

我在这儿分享一些自己的体会。

我最早去V&A的时候，看到它的一面外墙上坑坑洼洼的，我觉得怎么不申请一些经费维修一下，对老的建筑做保护和修复？后来我留意到这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刻了一段话：墙面的损毁是二战敌军闪电战中留下的，我们保存这些痕迹，为的是纪念这间伟大的博物馆的价值。不像我们今天把文化建筑当成一个单纯的看展览或者是提供了某些相关教育机会的空间，V&A把这个东西做成了一个有生命承载的城市历史和文化记忆，这跟我们城市、社会相关，它应该是坚不可摧的。

 

我一直相信文化机构应该在我们社会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我们今天讨论如何建造和运营文化机构也体现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看待个人和群体，看待历史和创新之间的一个关系。实际上也呈现了我们整个时代对于文化的价值观。我们当时做设计互联的品牌定位，提到一句老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可能在今天飞速发展的中国看来太有情怀了，其实换一个角度看，如V&A的160多年历史，一个文化机构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V&A去年正式对外开放了一个新的入口，也是面向新的游客、观众对它服务的新需求，就是在右下角的场景，开放了一个入口和新的展厅空间。中间是内部新的部分设计团队，这个设计事务所还挑选了一个女性主持的建筑事务所。右上角的图是19世纪的时候，他们邀请了当时在英国伦敦最出名的设计师William Morris为这间博物馆设计的咖啡厅。上下两图对比起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一百多年历史的博物馆，里面充满交叉交错的历史现实，这些历史现实能够很穿越式的给我们一种很丰富的感受，所以它是跨越时间存在的。在这个纬度上，我们觉得城市也是一个文化机构能够带给城市的一个最有吸引力、最重要的一部分。

 

现在回到深圳，这几天大家都关注一个事——变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先行示范区。好多人，北京、上海的人都跃跃欲试跟深圳发生关联。深圳只有40年，在40年过程中跟“奇迹”这个词相联系。小渔村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故事，现在聚集了众多高新企业总部的一个城市，可以说它现在代表了中国整个大产业发展的方向。

我刚来深圳的时候，当时广东省提的口号还是“腾笼换鸟”——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深圳那时候是整个中国转型讨论的核心。我们每个人真实地感受到了中国创造走向世界的趋势，包括深圳企业像华为、大疆等等更多在国际范围内被讨论，从媒体报道里我们也看到深圳创意走向世界先锋。这样飞速的发展和转型也意味着更多的问题，这是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的问题，比如像我们之前说的山寨，像我们社会环境的污染，还有我们之前很多人认为深圳是一个文化沙漠等等。

我们经常提到文化建筑，我们想更多的是新建的文化建筑，其实整个城市和中国对“新的”有一种更加强烈的诉求。但一个城市和一个机构是怎么来的？我们所谓的这种创新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深圳是一个移民的城市，在这儿生活的人从五湖四海聚到这儿，我们对于一个城市的未来的发展创新有没有一个共识？我觉得这是真正决定未来我们能否创新问题的关键。

 

针对于此，我们做了一些项目，首先做的是一个快速反映收藏，这个项目在2013年的时候，号召深圳市民捐赠他们认为最代表深圳设计的一些产品。我们后来在展厅里展示了深圳中学生的校服就是我们这次收藏的结果。从这儿可以看到深圳很多文化、深圳很多创意并不一定是在大家眼里炫酷或者实验性的产品。

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延续这样的计划，做一个不为人知的设计，其实也是为了响应社会的问题。我们认为常规的设计是非常专业的，可能和自己之间的关系非常远，通过我们的研究，我们希望让大家通过自己的日常用品关注社会里每天在发生的创造问题，而不是关注一些离我们距离非常遥远的专业化问题。在这个展览里包含了很多日常可见的问题，比如使用开源的芯片，其实这些都和我们日常生活相关，这些在我们城市中真真正正在日常创造实践。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展览，把展览变成一个能够提问题，能够真正为大家提供一个面向当代社会的契机和进行建设性讨论的机会。这也是让我们的展览能够变成一个真正帮助大家去认识社会，帮助大家去相互沟通，通过展览构建一个更美好未来的机会。

我们把之前的研究综合起来，变成展览《设计的价值》，并于2017年12月开馆。这个展览同样讲述了国际设计的历史，展览里面选用的是日常生活的用品，一共有280余件。我们希望把这些物品跨时间的重新组合，进行对比，还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自己日常生活的用品，那其实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关联。

我们在展览里展出了一条大家日常都穿的牛仔裤，旁边展出的是孟加拉达卡服装工厂。牛仔裤非常耐用，作为工人工服。后来因为材料非常便宜好用，设计师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加入很多设计细节，大家能够自由表达对审美追求的潮流服饰。但牛仔裤的生产过程导致了非常多的社会问题，像劳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之前有一个德国的纪录片导演在珠三角地区拍摄的一个纪录片《牛仔裤的代价》，这片子呈现的就是关于牛仔裤工厂的存在问题，包括他们使用的材料、对周边环境的污染是非常令人触目惊心的。其实一个展览不光是大家来这儿看、来这儿获取知识或者获得美的享受，与此同时，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够在这展览里真正的认识到这个世界，能够意识到自己某一个行为和这个世界发生什么关联性。

我们开业的时候还做了什么？我们对人与人的交往，对人与社会的参与和学习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希望能够去选取一些实践。这展览有2/3的实践是来自国际的，1/3来自本地的，但每个实践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创业精神的产品，这也反映了整个深圳的这种创新意识。 

这个展览获得非常大的成功，整个展览展期内有7.5万人购票看展，这也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信心。当然，我们的展览不一定是以网络流量、名人或者经济的价值去衡量的。

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引导观众对于文化的需求，然后让大家不是去逃避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是建立与社会之间建立更强的联系。同理，我们也是非常跨界的举办一些跟创意产业有关的活动，包括创意是如何增强品牌的活力，品牌的活力如何变成社会的生产力。我们非常希望设计互联能够成为一个交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中不断发酵，不断在这个社会中正视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被动学习的过程，而是和社会方方面面关联，具有强大社会角色的存在。

 

现在我们都在提文化建筑的建设，可能是讨论一个文化项目如何变成城市的地标或者彰显城市的身份。但对我们来说，其实今天在座几位机构负责人，他们的机构一样都被贴上了城市地标的标签，像两馆、华侨城。 

这些机构确实在代表城市发言，但我们也需要反思城市的文化不止于此。我们应该更加加强文化机构和不同的社会组织、社会和企业之间的联动，这种联动当然不光是为了流量、曝光度，比如今年我们组织了大湾区参观博物馆的活动，通过这样的活动使设计互联获得非常多的曝光量。同样做博物馆课堂，跟深圳本地的学校合作，我们把设计课堂送到学校里。

与此同时，为了让我们这课程有很专业的设计资源，我们招募城市里的设计师，然后把他们转化成一个能够让公立学校使用的教师资源，这样才能保证设计课堂可持续地做下去。当然，我们和今天在场几个机构也有一些联动合作的讨论，包括关于藏品的一些交换、合作和内容的联动等等。

希望我们能够真正打破机构的壁垒，实现整个文化资源在城市里的流动。用最好的方式让文化机构在整个城市和社会中发生更大的声响，我也相信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交流环节

1，在建造美术馆过程的时候，在后期有没有发现建筑设计之外的冲突？

赵蓉：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建馆，很多时候建馆的原因包括文化、社会公益的初衷、规划的标准或者是一些城市设计要求。之所以觉得快，像深圳或者中国比较务实，大家可能想先把这事给干了，其实里面有什么，盖了这东西是干嘛的，这没有做非常充分的准备。

因为我一直是在做文化内容艺术的，所以我其实非常坚持要知道这个馆的目的。你没有馆藏可以，但你一定要知道盖一个馆的定位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也不是每个馆都必须要馆藏，国际上有非常多没有馆藏的美术馆，它就是不断响应做当代创作的展览。这个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它应该有坐标，对建筑的事情应该有认解，应该有一个好的机制确保这个事情可持续发生，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说这事重要呢？我刚来这个项目的时候尽管已经算非常早期了，但是当时项目方案已经有了，当时项目总监很着急，说你们未来到底谁来管这个馆，你们这个到底做什么的？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只有运营的人才可以去定的，比如做一个军事博物馆或者传统手工艺博物馆就会影响我们的展厅尺度，如果做当代艺术则要自然光等等，你要有非常多建造和物理的细节，我认为这是运营团队才能定的，运营团队应该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指引。 

2，我们实体美术馆跟虚拟美术馆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的实体美术馆还有必要存在吗？

奥雷·伯曼：

五年前我受邀加入设计互联的时候，当时我们面临着一个处境，怎么样把一个愿景转化成现实。不管是接受了主办方的邀请基于预算或者是种种现实条件的限制，我们的目标其实就是怎么样去达成一个最优的成果。这个最优的成果如果去衡量的话，我也分享两个我的思考。当然这个愿景并不只是主办方或者是某一个利益相关方的愿景，因为文化机构本身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我们也讨论了很多这个方面文化社会的纬度，我们要达成这样一个成果也是反映了社会需要怎样的文化建筑，公众需要怎样的文化建筑。

 “投资回报率”，如果我们借用这样一个概念，比如数字化，显然它可以让我们更好去触达更多的观众，比如我们把馆藏数字化。同样的一批藏品，我们会触达更多的受众。或者我们做像今天的讲座或者论坛，通过直播的方式，我们就可以触达更多的受众，这都是为了最大化的更好的去实现一个回报或者达成一种成果。

还有另外的一个因素，我们也需要去考虑。那就是一个文化机构可以怎么样超越场馆本身，超越它的物理空间，成为一个可复制的灵活的文化平台，这个方向是设计互联正在探索的一个方向。像赵蓉前面提到的，在我们筹备的时候，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的运营包括设计互联这样一个更大平台的搭建，它是跟建筑的设计和建造同期进行的。我们就可以预判到很多情况，空间的使用也会根据我们对机构的运营和规划做出一些调整。同时我们也会考虑同样的文化活动系列或者同样品牌的运营可以怎么样服务于在其他地区甚至是更大一些城市规划的项目，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探索的一个方向。

我们已经在文化的公共化以及社会化领域做了很多工作，相信在座的也有同样的共识。即便我们有很善意的意愿，有很强烈的意愿，希望为大家呈现很多很好的艺术项目，希望以更亲和的、更适合沟通的一些语言和形式去呈现各类文化的活动，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实际的转译过程当中如何把我们一个好的想法、好的意愿真正变成现实，这中间需要大量的时间，需要大量努力，需要各种各样的调整。我相信有一个好的文化场馆、有几个好的文化场馆——我们在座的几位都是在运营整个大湾区深圳非常优秀的文化地标——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我们可以把建筑空间这个意愿延续下去，通过丰富的文化内容的运营，真正把好的内容传递给大家。 

3，（观众提问）我想问这些展品的展出是一些你们自己决定的，能否向公众征集他们想要的东西？比如我个人包括我朋友非常喜欢电子竞技方面的，比如英雄联盟、吃鸡之类的，我想问这些东西能否走进艺术馆，更多像我们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展出？ 

赵蓉：

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问题。其实打开文化建筑，我们作为机构的运营者，我们更想说的是这件事的意义，而不是说具体怎么打开，因为我们每天做的工作包含非常多的部分，一部分是空间上，我们能做是很小的一步，但背后非常大的工作量。比如我们把设计课堂送到学校也算是打开文化建筑，比如我们原来关注的是设计领域里面的设计实践，但是我们把原本大家没有认识到它是设计出来的东西都带到博物馆里面，包括电子游戏一些新形态，大家关注又感兴趣的东西，我们真正把它拿到博物馆，这也算是打开，等等。

我们在做的很多项目都很重视拓展这样的边界，包括和游戏非常近的一件事。我们今年10月份准备举办全球游戏者开发大会，我们非常看重这个大会跟深圳本土创新企业之间的真正关联。可能现在我们还实现不了像国外，比如某一个企业、某一个品牌通过对自身的反思来寻求博物馆的合作。我希望游戏是一个入口，我想做一个关于游戏的展览，讨论社会的价值、年轻人的成长、教育……可能现在企业还不会非常急于做这件事情，但是从现在作为文化机构开始拓展自己的边界，建立联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也欢迎你10月份来看我们游戏者开发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