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

杨阡：「湖贝古村120城市行动」的得与失

今天并非仅仅是谈湖贝。深圳刚被设立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可以说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在这个局面下我们该如何看待过去四十年深圳的建市历史，尤其是空间生产上的成就与遗憾？

我先扔出几个问题：第一，没有任何文化遗产的城市是不可想象的吗？第二，遗产保护对于快速城市化是必要的吗？第三，遗产价值和保护的预设和城市发展的关系，尤其是空间生产的关系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第四，深圳的经验是什么？

「湖贝120」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湖贝古村紧邻深南东路，面积约3公顷，是特区内最后一座保存最完好、范围最大的清代古村落。毗邻古村的东门商业区，曾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深圳墟，深圳的地名就由此而来。深圳墟周围有几个村子，湖贝村民因为有极好的商业信誉，所以当地有一杆秤——公平秤。一旦附近其他村村民在交易中发生争执，他们会以湖贝的公平秤作为度量衡的标准。湖贝古村现今仍保留的建筑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主体部分是乾隆以后的。

湖贝紫线以外的部分可以拆除，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舆论争议，从2013年开始，2016年达到高点，到2017年底基本结束，但仍零星进行着。2016年7月2号，湖贝古村120行动开始酝酿，一批设计师和艺术家们，基于保护的共识，从各自专业角度提出了不同于华润的方案，并提出了「湖贝共识」宣言。

我们认为湖贝最核心的问题是一个要被拆掉的空间该如何去认识它的价值。「湖贝120」的设计师和艺术家们认为这样一个空间保存的是城市的多样性。湖贝古村应该被理解为什么？她是我们城市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空间证据、共同的精神庇护和共同的社会资源。湖贝作为空间留给我们的是可以被继承下来的公共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她的归属到底是谁？后来提出一个技术方案，参照「红树林保护区」的方式，把湖贝古村从城市序列里划分出来，加以独立的保护、管理和运营。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我认为「湖贝120」最大的贡献在于真正提出来城市空间生产不公正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历史贡献。

第二部分我想谈的是怎样讲深圳的故事。主流叙事一直是这样的：深圳从一个小渔村一夜之间变成了国际大都市。这个「渔村神话」背后的意识形态是深圳过去是没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城市的发展方向是国际大都市。我们今天从民间立场重新思考一下遗产的价值体系：城市起点的争议性、城市来源的多元性、遗产保护的相关性和遗产规划的开放性。如果我们参考这些预设来建构有关深圳叙事的话语模式，那么「遗产的视野」和城市发展的关系，尤其是空间生产的关系，就会带给我们另一种对城市命运的不同的理解与诠释。

我想举几个例子，首先是渔民村。渔民村体现了城市化的过程中应该把城市理解为像自然生态一样的东西。这里的社会生态圈是由历史形成的语言和家族共同体、现实政策与法律灰色地带、世界体系安排的当代领土边境、基于城乡二元的分隔对土地的支配等因素共同起作用。有很多独立的生态圈在里边各自竞争发展成长。这些都帮助村子找到新的发展。

第二，关于客家的源流，原来我们认为客家文化是向中原认同的。但是我们看到鹤湖新居迎来一批黑亲戚的时候，发现深圳早就融入到国际的环境里。

再看浪口村教会办的虔贞女校。当时东江流域有174所类似的学校。岭南最早的大学李朗神学院就在深圳的客家地区。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深圳的历史起点是什么？我想有三个历史时刻需要考虑：第一个历史时刻是清朝人开始做的康熙年间的「迁界」和「复界」，组织了深圳最早期的一批移民；第二个历史时刻是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进行了面向国际化的一次重组。换句话说我们深圳开放与国际化的故事可能不是从1979年开始，也许是一八九几年，甚至一八四几年。第三个历史时刻才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是改革开放。

我想说的是，深圳的城市叙事，在多元混杂的过程中如何建立共识是我们的目标。联合国提出了一个遗产概念：符合人类普遍利益的价值应该被尊重。因此，我们必须要考虑如何在尊重他人和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获得一种新的「深圳人」的身份，不断融合和扩大共识的范围，把更多多元的因素纳入进来，同时它们应该在空间生产中被体现出来，这才是最直接的应该得到尊重的部分。

冯果川：时空边缘的老墟镇

今天主要讲讲龙岗老墟镇，这是我们2012年在龙岗做城市设计时自发进行的一个研究。

老墟镇历史上是龙岗的中心，可以说是龙岗的发源地，也是当时区政府所在地。「墟」就是集市的意思，慢慢集市变成了小镇，龙岗这个区就是围绕着老墟位置建立起来的。现在地产商虽然把这一片都买下来了，但并没有完全拆除，老墟镇面积约五公顷，保护区两公顷。到了90年代，龙岗的中心搬到了龙城广场。2010、2012年的时候龙岗是以龙城广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都市，原来的中心老墟镇已经完全边缘化了。

我们可以看到村里的空间是非常丰富的，比如当年居民的孩子爬树站在房顶上，这样的空间在城市里通常是看不到的。在这里可以看到历史感。

街道开放空间和建筑多样性

这个区域里面有设计师想象不到的空间，每个空间都是有弹性的，由居民通过协商产生，进行各式各样的交流和活动。街巷的名字也非常有意思，单水巷、鸡仔巷……非常有故事性。我曾经建议过开发商能不能把街名留下来，或者道路的位置尽量不要改，但是不太行得通。老墟最核心的公共空间是榕树头广场。它北侧的龙塘世居被龙岗区政府界定为不可移动的文物，因此产生了一个幅员两公顷的保护伞，形成了一个风貌延展带。

老墟镇是一个时光通道，我们可以看到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历程。在明末的时候就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村民侨居海外了，这些侨胞后来在家乡建造了一批西式建筑，洋楼、骑楼……遗憾的是这些多半已经在拆迁范围内了。此外还有广府民居、潮汕民居、客家围屋，以及解放后建的舒适的建筑。有意思的是，这些舒适建筑并不是钢筋混凝土的，而是很廉价的材料，但外观看上去比较现代。然后就是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建造的非常简陋的多层建筑。

上街一号

上街一号也叫龙岗怪楼，是街道尽端冒出的一座堡垒，高25.6米，加地下室共11层。我认为这是深圳最神奇的一栋建筑，超越了对建筑学的认知，是一栋不可画的建筑。材料全部用的钢筋混凝土，在当时是成本极高的，原因之一是建造者（在海外漂泊多年的村民）认为会有一场大的危机到来，他希望这座房屋能够从世界末日中生存下来。这个楼极其复杂，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修建，前后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刚开始只有两层，后来一点点往上加，且不是按图施工的。整个楼看着像碉堡，几乎是没有门窗的，但内部是明亮的。

我和杨阡老师去过地下室，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一楼是面向社会公共性的空间，越到顶上越奇怪，再到顶上是人生格言。建筑内部是巨大的迷宫，每个照片都无法把一个空间穷尽掉。因为内部非常拥挤，楼梯全部都是分左右脚的，而且发明了各种不同的左右脚楼梯的做法。所有的家具都是混凝土浇筑出来的。

原来老墟镇就是五公顷左右的空间，仔细挖掘的话就会发现里面的空间质量和生活内容是远远多过同等面积的城市其他区域，因为它是由很多个不同个体设计和建造出来的。这个区域拆除以后，建筑规模可能要翻十倍不止，但是它里面生活的密度、信息量、质感都远远不如过去，这就是现在困境。

城中村本来是城市中低成本生活的区域，这里面有形形色色收入不高的人，这些人对这个区域未来的命运没有任何话语权。老墟镇很多人都已经搬走了，他们的去向有多少人关心，他们其实是今天深圳繁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但是却没有获得一个好的回报。

邓春儒：多模态的鳌湖

鳌湖挨着东莞，属于边界区域。1977年，我出生在这里，后随父母迁居到市区。2007年再次回到这里时，我看到童年记忆中美好的客家古村成了废品成堆的荒凉地，觉得特别心痛。2012年，我带着自己的小家庭彻底搬回到鳌湖居住，从此打开人生新一页的生活，也开始了在村里的各种艺术实践。

我把村子形容为「多模态鳌湖」，因为这一方小小的地方共存了许多差异。就我个人而言，我既是这里的原住村民，同时也是艺术工作者，我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些跨边界的事情，让艺术活动可以逐步改善村子的气息和面貌，使儿时的记忆和未来的生存空间不会有太大的精神差异。

2012年底，我跟我的太太王亭做了回村的第一个展览项目，主题围绕「边缘社区的文化再建」展开，这个项目也作为外围展参加了第五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

村里很低的租金逐步吸引了一些艺术家进驻，从二十多位到四十多位，一直到现在有近百位艺术工作者生活在鳌湖。一年一度的鳌湖艺术节安排在每年年底，一个保留项目就是盆菜宴，刚开始只是艺术家们的圈内聚会，发展到后来我们把村里的环卫工人、村委工作人员和原住民房东都请过来，跟艺术家们一起吃盆菜。我们做艺术展览也会把一些项目或作品放到村里的各种环境当中，比如村民的家、小店……就是让艺术尽可能多的跟这个社区发生关系。

三年前一支由来自台湾、香港、内地的二十多位年轻人组成的队伍到了鳌湖，在村子里吃住训练了两个月，最后去了美国参加火人节。因为训练打鼓，声响巨大，村民们纷纷投诉，双方关系一度紧张。后来我们尽量调整了训练时间，减少噪音。日子久了，村民居然逐渐加入了围观的行列。到活动结束的时候所有人都很怀念，不时地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再有这种活动……到现在好几年了，他们还是会问。

我跟王亭刚搬回村里就着手做针对村里青少年的公共教育活动了，从最基础的素描教起，后来随着村里的艺术资源越来越丰富，孩子们的见识越来越广，我们公教活动的内容也越来越宽。2017年底我们找到村里的爪马戏剧，给孩子们做了一场小话剧，在当年的艺术节中上演。此外，去年我们还在村里组建了鳌湖少年合唱团，也进行了小范围的公演，孩子们都感觉很过瘾。

我们在鳌湖美术馆做的展览，因地制宜是一个基本原则。比如2018年底的深圳二线关摄影展，除了在美术馆展出大部分外，还有部分作品放进了村里的照相馆、肠粉店。2018年王亭策划的展览「粘贴公共；与村共生」中的一个项目「关于鳌湖的文献」更是打破了在美术馆的展览形式，整个展览就是海量物品的堆叠，无序但有大量细节，村民们贡献了大量的家具和生活物件，鳌湖的艺术家们贡献了大量的「未完成」的作品，所以整体上就是鳌湖物件大集合，直接用可触摸的视觉告诉观众：什么是鳌湖。从2017年开始，鳌湖美术馆逐渐开始谢绝集成摆挂式的群展，转向为艺术家做梳理研究式的个展或个人项目。

以上就是我搬回鳌湖以来大致的艺术实践历程。政府只是花了相对很少的钱改善这里的公共基础设施，而我们用艺术做了最重要的事，这种效果是通过行政手段很难获得的。现在因为有鳌湖艺术村的存在，整个老村片区作为历史风貌区被保留了下来，我认为破坏性拆除并不是城市更新的唯一手段，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也是在更新，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

吴碧芳：在当下谈论城中村

在当下谈论城中村，可能要回到野人团队（本书编写团队）做这本书的初衷。2018年那段时间，城中村是深圳的显学，在当时备受关注，有很丰富的知识生产。这一时期成效显著地洗刷掉了城中村脏乱差的印象，把多样性和城中村折射出来的不同价值面向呈现了出来。

「深圳新家谱」这个系列是报业集团和城促一起策划的，城中村是第一本。我们当时觉得“新家谱”这个说法很有劲，因为它回答的是刚才杨阡老师提到的「深圳是谁的」这个问题，它一下子拓宽了对深圳人这个符号的想象，觉得有非常多故事值得去讲。

做书

我们一开始用空间的点去定位我们的写作，这首先源于野人团队自身的关心和成长经历，野人的好几个成员是在深圳长大的，他们对城中村的变化和理解来自个人记忆和身体经验。得益于城促的工作，我们有机会邀请到杨阡老师和马立安老师等作者，他们都是在城中村耕耘了很久的人。

其次也基于城中村在空间、人群和产业形态上的异质。这种异质不仅是村与城市之间的，也是村与村之间的。最大也最具象征意义的白石洲一开始我们从经济逻辑/建筑/艺术三篇的篇幅去写，说明它本身就有非常多的价值面值得我们挖掘。后来，我们讨论的过程中发现村与村之间还是有一些共性的，它们共同面临一些需要回应的问题和想象，比如美食和艺术。所以书的第二部分选择这些专题去写。

基于这样丰富多样的写作背景和它提供的不同层次的想象，我更愿意读者把它当作一本游杂志，或城中村懒人包，它能提供一些线索让人们理解、接近和思考城中村。

当下的城中村

回到当下，看城中村的现实处境，我们觉得书名非常准确，真的是消失中的城市。城中村上一次被广泛讨论还是2017年双年展的时候，在那之后慢慢变少了。城中村的基础意义是一种低成本的日常，来流动、生活、试错、实现各种可能性，它孕育一切但不直接产生新闻。我们讨论城中村的时候，一般会结合其他，比如我们谈它的建筑、艺术、历史，来证明它的价值。所以我非常尊重几位老师的工作，挖掘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

证明了城中村的价值之后，哪些价值是能影响决策的？这个问题更模糊，所以讨论声量也慢慢弱掉。但大部分城中村没这些价值，空间/人/社会关系，拆掉了没有了实体就忘了。城市在发展，物理空间在扩张，然而我们的社会记忆和文化却面临着一种退化。

我个人会觉得深圳很大胆，对待过去和现在，都非常决绝、彻底地拥抱商业、拥抱崭新、拥抱未来。但其实城中村提供的流动的机会是深圳今天取得这样的建设成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回到当下，比起三年前做这本书的时候，深圳更加的高大上，但与此同时我观察到周围的年轻人朋友的生活状态越来越疲惫。我们现在不怎么谈落脚城市，谈的是内卷，想要留下来需要非常强的燃烧心态。

最后总结一下这本书，它记录了深圳取得当下成果的一部分原因，非常感谢为之付出的所有人。

对谈嘉宾：岳鸿雁

刚才几位嘉宾的分享让我觉得特别亲切。2016年的时候，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想策划一套丛书《我们深圳》，于是我们和城促联系，同时在蛇口双年展会场召开了一个分享会，探讨如何记录这个城市。我记得当时杨阡老师说，什么样的深圳值得记录和重新挖掘呢？可能就是消失中的那些记忆。基于这个角度，我们开始寻找挖掘关于深圳的不同选题。从2016年到现在，《我们深圳》丛书已经出版了差不多三十本，其中有两本是跟城促合作的平行系列：《城中村：消失中的城市》和《中心区变形记》。

《城中村》这本书是2016年策划的，并且获得了深圳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资助。我们2018年收到初稿，2019年请韩湛宁老师完成了整体设计，经过多次修改，送审，直到2020年才正式出版，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也非常值得。

作为深圳新家谱丛书的一部分，我们当时想从家、村、城三个面去展现深圳的城市。最后呈现的这本书《城中村：消失中的城市》不仅有鲜活的个人经历，如白石洲、甲岸村、大芬村的故事等等，比如书中描绘的眼镜店、内衣店、鞋店、婚纱店等细节，同时也有像白石洲、湖贝古村这样一些深度研究。当人们过几十年、几百年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会觉得它是特别美好的城市记录，也是很好的城市镜像，值得我们每个人参与其中。当这本书终于出来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再度让大家对城中村有一个思考，比如这个城市年轻人是不是依然内卷，我们在这个城市用什么样的方式生存下去。所以这本书的出版有三个意义，一是城市文献的意义，二是城市研究的意义，三是城市传播的意义。

我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几位老师，比如邓老师做鳌湖村的时候如何积累资金？如何获得政府的资助？想问冯老师，这么多年的建筑实践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作为参考，让未来的城中村实践可以有更好的方式让居民解决过去和现在的关系问题？想问杨老师，他提到湖贝提供了一种很好的重新思考空间生产和更新的模式，这个模式怎样可以更好地影响决策权？

这是我大概的一些问题，希望大家未来能够参与到城市的写作中，共同关心我们的城市。

互动环节

Q：刘磊：今天每位嘉宾都触及到了关于城中村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针对刚才岳老师提出的一些问题，我想请几位老师回应一下。

冯果川：我暂时还没发现有什么值得参考的案例。城市更新这套流程本身就相当复杂，作为设计师，单单了解这个体系就已经非常困难了。像老墟镇，从90年代末开始做旧改，二十年过去了也没改成，就知道这里面多复杂。可能我们现在要求设计师或规划管理者马上拿出一个方案也不现实。

但是专业者在公共领域不断讨论这件事就会产生效果。比如老墟镇一开始除了龙塘世居其它都是要拆除的，我们当时请了很多专家来参观，还印了一个100多页的册子到处分发，后来这个区域就保留了两公顷，这是一个进步。我们如果能够持续这样做，我相信这个地方的生活也会慢慢地被认识和接纳。这个就是专业者的坚持，也是舆论的力量，就像我们今天活动的意义所在。

邓春儒：说到资金来源，我们刚开始肯定没有太多考虑这个问题，鳌湖从开始也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产物。后来艺术村做出一点样貌了，街道、社区和村里就主动找上我，说艺术村里的公共配套，比如修路、环境整治等可以由街道的市政部门去负责改善。但艺术项目因为缺乏政策条例，很难取得有效的资金支持。我们有一部分非盈利项目是由我和王亭发起并独立出资运作的。每年做文博会的项目也会获得区里的资金来帮助一些必要的艺术项目的建立，还有就是找周边的朋友赞助。

我们回村两年后，鳌湖艺术村所在的老村片区开始走入了旧改进程。到了第五年，我参加了村里股份公司监事会主席的选举并当选，于是就有资格提出一些想法，比如这个村可以用怎样的方式保留下来，不一定拆了才是更新，历史风貌保护也是更新的一种。很多村民看到周边和市里的变化，让他们有了很强的财富欲望，这是人之常情。地产商当然也想有所获得，逐利的本性把他们推到了这个城市边缘的地方。虽然刚开始没有旧改消息的时候大家都说艺术村很好，周边的环境改善了，村民能感受到艺术气息，但一旦触及旧改，这些艺术和环境也都不重要了，所以有一部分村民怪我挡了财路，好在我也是原住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因此还是有些村民能明白我的思路。

杨阡：今天希望能重拾湖贝120精神，但是可能要寻找一些不同的方向和策略。湖贝120更多是从专业共识的角度提出问题，这种突破非常好，知识共同体中有不同声音出现的话，对湖贝城市更新方案的设计师本身就是一些压力，但回过头来看已经不足够达成改变的目标了。

我今天的主题「得与失」，其实也不能叫失，也许是需要转换一些视角。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然后制定了《非物质遗产法》这个带有保护目的的行政性法律，我认为是划时代的事件，在两个层面上启发我们：一个是关于价值由谁评定的问题，《非物质遗产法》里把精华和糟粕两个词剔除了。它给我们打开了一个通道，我们有了法律依据来争论什么叫价值，甚至某种意义上讲草根同样有权力要求自己的信仰、场所和传统得到尊重。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再往前推进一步，就是深圳的故事应该怎么讲？它应该是多角度的，除了「渔村神话」的话语模式我们还有另外一条叙事线索就是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在扩大遗产的法律影响的角度形成一种新的共识。

Q：刘磊：刚才老师们也有讨论到关于能否依靠现有的国家对深圳的定位包括给予的政策，对遗产保护或者城中村更新模式做一些积极的推动，我也想听听各位老师的看法。

杨阡：湖贝终于被保留下来一部分，但其实原来的肌理都被破坏了。这个保留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湖贝改造最后变成了一个法律案例。深圳前年成立了第一个公益诉讼法庭，湖贝是成立之后的第一个案例。因此，我觉得城中村的公共性在法律层面的余地是蛮大的。另外刚才春儒的例子说的特别好，直接从产权人的角度拒绝进入「白石洲模式」的城市更新，把怎样更新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另一条路，其实道路还是蛮多的。

Q：刚才杨阡老师提到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里文化建设的要求，也许是有历史价值的城中村得到保留的理由。对现有决策的积极解读和合理利用，是否是保护城中村的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

冯果川：我的曲线救国的方式是花了很多精力做儿童建筑教育，这些年多次带小朋友参观城中村，包括湖贝，回来就写参观后记，通过舆论、教育等等方式逐步培养小朋友这种意志，并把这些意识传递给更多人。

邓春儒：我特别赞成冯老师，用曲线救国的方法从小孩子开始建立更好的习惯和思维方式，我的艺术实践很多也与青少年相关，像针灸的方式，用小小的力量，取得大大的疗效。另外我也觉得最重要是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并记住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