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

《设计与生活》年度策划将以“城市x自然”为主题，将通过城市调研、案例分析、交流活动等形式开展，以城市绿色空间作为话题切入点，构筑规划建筑师、管理机构、市民公众的多角色对话平台，从而推动全链条多环节实践发展。

本期选取上海作为研究对象，与深圳进行对话，探讨超大城市社区微绿空间的营造策略。我们将通过曹杨百禧公园的设计案例，了解设计背后的复杂及博弈；在地方面，将带领公众参观深圳景田社区公园群，深度体验社区公园、与社区居民的面对面交流；还将邀请上海深圳两地设计师共议社区公园的设计与营造。

近年来，一批“口袋公园”或“小微公园”的出现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于2021年十月开幕的曹杨百禧公园是一个颇为特别的案例，也经常被拿来与纽约的“高线公园”进行类比。相比其他“小微公园”，百禧公园的空间形态更“极端”、场地变迁更“魔幻”，而其“复杂性”也正是高密度城市的一种共性。对此，我们采访了曹杨百禧公园的设计者，刘宇扬建筑事务所的创始人刘宇扬先生，和他聊了聊这其中具体的思考、创新和博弈。

刘宇扬

刘宇扬建筑事务所创始人／主持建筑师

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特许注册建筑师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客座教授

产权

从废弃铁路到线性公园

Q：接手百禧公园项目时，你们对场地和周边社区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

刘：我们接手设计百禧公园的时候，才第一次了解到它“魔幻现实”的变迁过程。它最早是真如货运铁路支线的所在地，周边的曹杨新村则是解放后第一个建设的工人新村。90年代后，铁路被拆迁变成了农贸市场。短暂存在了三十年后，农贸市场又被拆除了，成为一个临时停车场。就在这个期间我们开始进场做设计。

进入场地后，我们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也非常罕见的夹缝空间。场地的比例非常狭长，总长度有880米，平均宽度在10米到20米，大部分区域在13-15米左右，有些位置甚至只有9米。这是非常极端的尺寸，但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如果只是在平面上做些绿化铺装，这个机会可能就被白白浪费了。这方面，我和相关领导从一开始就达成共识，希望以一个比较特别的设计来完成场地的改造与缝合。

项目开始之初，这块场地其实还存在着产权问题。铁路虽然早已是历史，但这块地的产权仍旧属于铁道部门，之前相当于是农贸市场租用了铁道用地，用地范围内和周边也存在不少违章建筑。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区政府与相关部门对这个项目进行了土地的置换，获得了这块地的使用权，从而将它正式定性为公园用地。用地属性的明晰，也是我们这个项目能够进行的一个前置条件。

定位

为什么是公园

Q：曾经的农贸市场已成为周边居民的一种集体记忆，你们在设计施工的过程中是如何思考这一点的，为什么最终会做成一个公园？

刘：我一直觉得，建筑师永远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切入点，然后思考怎样在这个切口底下去做文章。

我们当然非常清楚市场对于一个社区的重要性，但当我们接手时，市场已经不复存在了。建筑师必须非常务实地认识到，土地的拥有者或者项目的权属方有权来定义这个场地。建筑师所能做的，是通过设计的力量来进行方向上的引导。我们也经常会有一些灵魂拷问的瞬间——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设计？怎样才能够以专业视角给甲方提出一些关键要点，让项目能够往更好的方向进行？我想，如果早个十年来做这个项目，我肯定做不了，至少很难找到一个最契合的方向。需要年龄和经验的积累，以及对上海城市治理方方面面的了解，再结合我们专业的能力，才能够做出类似这样的一个项目。

   

公共线性空间具有促进社区共享、串联城市慢行空间的可能性。

图为场地肌理图（左）和场地航拍图（右）（图片来源：刘宇扬建筑事务所）

从整个城市更新的层面上，农贸市场确实存在着规范性上的问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作为一个长条的线性空间，市场中间如果挤满了人，一旦发生火灾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市场拆除后，留下一长条难以利用的空地，人们就很自然地把车停在了场地上，形成了一个停车场。这是一种过渡时期对空地进行利用的权宜之策。停车虽然也是一种必要的诉求，但对城市而言是比较消极的业态，对街区形象也会带来破坏。

从场地周边来看，其两边大部分都是稠密的居民小区，还有一些学校，因此势必不能够做成一个纯粹的商业空间，否则会有扰民的问题。最优的解决方案就是做成一个公益性的城市开放空间给所有居民来使用。

同时，如果保留停车的功能，工期和造价都要大大增加。场地本身也只够停七八十辆车，意义并不大。而这段线性空间两端正好是两个地铁站，如果能够将其连接，形成步行系统的贯通，对城市来说却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最后，我们放弃了停车这个诉求，将场地浅开挖形成一个半地下空间，作为一个可运营、可做展览活动的半开放空间。

开幕的那一天，居民一下子都涌了进来，也让我颇有感触。当时有位记者一路与我进行访谈，也一路采访步道上的一些参观群众。许多受访居民就侃侃而谈，说他们就住在楼上，每天看着公园被慢慢建起来，心里也很感慨。我相信任何一个项目肯定有得必有失，我们确实失去了一个烟火气很足的农贸市场，但城市在更新，社区也在变化，这个老龄化的社区也需要一些年轻元素的注入才能不断焕发活力。

诉求

抽象的“业主”和有差别的“开放”

Q：项目位于曹杨新村这一老旧且具有烟火气的社区中，设计过程中是如何了解周边居民诉求的？

刘：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建筑师为场地提出一个方案，业主同意了，其实就可以往前推进了。但当建筑师身处一个更公共的领域，我们其实需要从不同层面来看待所谓“业主”的概念。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具象的“业主”（政府相关部门），还包括周边的社区、居民群体，他们是相对抽象的“业主”或者“使用者”。

然而，要真正做到所谓的“听取公众意见”其实很难。

沿着百禧公园两侧有11个小区，居民加起来大约有几千户。如果放大到曹杨新村，那整个街道就有大概十万人。那么，到底谁的意见是要听取的，是需要被融入到设计里面的，其实是一个很难抉择的问题。作为在公共领域里面做设计的建筑师，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们都需要应对一群多元且有着不同诉求的“业主”。

在国内，我们虽然没有类似美国那样的听证会机制，但也有相关的信息公示，街道会牵头把项目信息告诉周边居民。但这个信息传达一定是有局限性的。平时待在家里的老人家可能了解得更多一些，租房的上班族就不一定会去注意相关信息。

虽然没有系统性的反馈机制，但尽可能接收到居民的不同诉求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与街道办团队合作的过程中，他们对很多问题是有敏感度的，知道哪些事会引起居民的反抗或意见，哪些则是可以接受的。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们会在他们的意见之下，再进一步对一些关键问题进行探讨。

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围墙。

我们刚开始做方案的时候，甚至觉得可以不设置围墙。周边老小区的绿化本来就不够，我们好不容易做了公园，何不完全开敞给大家使用呢？但这时候，街道办很务实地告诉我们，虽然我们设计想得很好，但社区居民的想法并不是这样。开放围墙后，周边居民会非常担心安全问题。我觉得这也体现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一些差异。大家对自己小区的封闭管理比较重视，对公园的开放度反倒没有那么重视，这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去尊重的诉求。

这种情况下，简单的、一刀切的方式当然是直接围起来。其实，这个场地不管在铁路还是农贸市场时期都设有围墙，是与周边社区分隔开的。我们只要把墙做得更坚固美观一点，其实也就完成任务了。

但作为设计师，我们还是会有所坚持。毕竟周边居民还没有看到这个公园，也不太能想象“开放性”所能够带来的体验。每个小区对“开放性”的接受程度其实也不一样，我们可以拿出多种方案和居民代表一一协商，尽量实现相对的“开放”。通过设计的方式，我们也可以控制“开放”的程度，比如设置门禁让小区居民可以刷卡自由出入，或者把围墙做成格栅，让视线可以互相穿透等等。

最后我们和每个小区的代表进行了沟通，以多样的设计来回应了居民的诉求，而不是直接做成两道实墙。另外，我们也会根据两侧空间与居民楼的间距来调整二层的廊架的宽度。当与两边居民楼贴得比较近的时候，我们就把廊架设计成单轨，从而减少对居民的干扰。当两边居民楼退得比较多，或者是高层公寓而不是五六层的老公房时，我们就会设计成双轨，这样能创造出一定的空间丰富性。

在这样一个稠密的居民区内做设计，空间上的任何变化都与居民的切身利益相关。因此凡事都需要考虑得更周全一点，在设计上更细致一点。

形式

作为一种有效旧城织补策略的“高线”

Q：在上海，类似百禧公园这样的剩余空间改造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您曾表示过，做百禧公园的过程非常快，几乎没有喘息，也没有来得及总结。今天再回顾这个项目，您会如何总结和描述它？对于这一类的剩余空间改造项目，您有哪些体会？

刘：剩余空间的这种提法确实很符合这个时代的需求。我们目前进入了到城市化进程的下半场，更多要探讨的是存量的建设开发模式，也要尽量避免再进行大拆大建。在高密度、比较成熟的大城市里实际上还存在相当多的存量剩余空间，这是我们可以挖掘的资源。

对于传统的集中式公园，无论是纽约的中央公园还是上海的世纪公园，普通市民如果住得远一点，日常很难经常去使用这些空间。但像“口袋公园”这样碎片式的空间再利用，一定程度上能够把资源和体验扩散到全域。在每一个街道、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小区其实都有这些空间，可以很大程度提升市民的参与度。如果设计师能够发挥各自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再加上政府层面的支持，我觉得这是大有可为的一个实践方向。

百禧公园经常被叫作上海的“高线公园”。我们也知道，纽约的高线公园是全世界的一个标杆项目，涵盖了丰富的空间体验和不同事件的可能性。现在来看的话，“高线”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或者策略，能够对旧城的空间进行有效的织补。

当然我也强调，我们并不应该去到处复制“高线公园”，而要在每一个项目上去挖掘当地的需求。对于未来的这种项目，或者说城市空间的这种需求，其实不单要在设计提案上有所改变，也可以有设计方法、组织的改变。

我去年年底在交大做客座教授，就以徐汇的虹梅街道为题，带领学生做一些社区微更新的研究。这就与百禧公园的方式完全不同。首先，我们在设计上不会再是“高线”。第二，我们以设计课studio的研究来进行开题，而不是由事务所直接进行设计。第三，我们也可以联合虹梅街道合作的其他设计师，在组织上做一些改变。

总而言之，我认为只有方方面面的变化才能让未来的城市剩余空间再利用有更好的成果。

运营

“自下而上”是“人-地”链接的重要因素

Q：项目在去年10月落成后，您认为它在后期的运营、维护等方面还有哪些发展的可能性？

刘：一定程度上，百禧公园是一个“斜杠项目”，既是景观，也是建筑、基础设施，也包含策划和策展。它不仅关乎硬件设施，更需要对未来运营提出一定的诉求，才能够产生更丰富的空间体验并激发未来事件。

目前在公园里，除了“百禧驿站”这一空间是由第三方进行运营的之外，其他空间都是由街道来运营的。在未来，引入更多第三方来运营也将是一种可能性，来进一步达到现代城市中人们所需要的空间品质跟丰富度。

除了商业运营，我认为对于这类“口袋公园”，不一定需要沿用传统市政公园的管理模式。公园的绿色空间可以开放给市民，由社区组织来进行简单的绿化种植和维护。这方面，同济大学的刘悦来老师在上海的社区花园实践就开了一个好头。社区组织深度参与到场地的营造中，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力量。

考虑到中国整个社会治理的系统性，我认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的结合会是最为理想的。目前，“自下而上”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我相信居民是有意愿、有行动力的。我自己也住过老弄堂，里面的老爷爷每天会把弄堂里的花盆从左搬到右，从右搬到左，就为了让它能够晒到更多阳光。这样的一种自发行为，其实对“人”与“地方”链接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很多事情我们还是需要有耐心，需要通过时间的积累逐步推动变化发生。2022年的疫情让大家不得不待在家里，也让我们意识到社区开放空间的重要性。同时，上海市民对于空间、权利所展现出的市民意识也让我印象深刻，我相信这个空间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