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2|香港郊野公园:纠正城规中的“陆地型思维”

2022-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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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回顾

《设计与生活》年度策划将以“城市×自然”为主题,将通过城市调研、案例分析、交流活动等形式开展,以城市绿色空间作为话题切入点,构筑规划建筑师、管理机构、市民公众的多角色对话平台,从而推动全链条多环节实践发展。

本期选取香港作为研究对象,与深圳进行对话,通过香港“自然大都会”规划案例分析,了解香港城市与自然融合的规划思维;在地方面,将带领公众参观深圳宝安滨海廊桥,还将邀请设计师展开关于城市与自然连接的设计讨论。

香港是世界级大都市中一个十分特殊的存在。在充分尊重自然肌理的基础上,在山海间的弹丸之地上建立起了一座高密度城市。郊野公园则是香港的一张名片,也使得山地在市民生活中有较强的存在感。但国内外不少城市,在面对自然地理要素时,城市规划显示出诸多窠臼:

规划窠臼之一 “平地思维”

无论是推崇功能理性的“光辉城市”,还是“一环套一环”的同心圆模型,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城市规划理念或土地利用模型,往往基于一种理想化的平地条件——在没有过多自然条件作为约束的前提下,企图完全按照人为理念,找到合理的城市发展规律。

巴黎、伦敦、北京、成都等大城市的城市空间都遵循平地条件下的同心圆扩张模式。(图片来源:谷歌地图)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城市格局,多是这种“平地思维”下结构理性的发展。在我国,受传统城市棋盘格局的营城思维影响,加之较大的城市(如一线、新一线城市等)多居于地势较为平坦的三角洲、平原、盆地地区,导致城市规划领域有着约定俗成的“平地思维”。这种思维并非没有可取之处,然而当山地、水系等地形地貌比重较高时,延续“平地思维”便不再合理。

不合理的典型表现,就是肆意改造山地、水系以适应城市的结构理性。比如,有些城市不惜耗资千亿元削平山地,建造面积数倍于老城区的新城区,土地规划铺张浪费,以“平地思维”强行应对山地。这种做法虽为城市争取到了更多土地资源,但也对自然景观造成了显著的掠夺。

内地某市千亿“削山造城”,老城区原有的自然与城市的平衡被严重打破。(图片来源:谷歌地图)

另一大典型表现,即将原生自然环境要素排除在“城市”之外,转而寻求重新建造完全人工的“自然”景观。诸如抹除原有的山岳、水系、涵洞元素,也无意仔细考虑它们可以创造的独特体验,转而完全按照人的意志,建设违反常理的“自然”景观。例如在云贵地区,不少城市在山谷地带强行建设人工湖泊(湖底浇筑水泥层,以达到防水目的),刻意忽视喀斯特地貌不利于储水的事实。又比如在多山地区,要么原先的自然山体辟建公园之后零星孤立,无法成网;要么将大量山地用于城市建设,经年之后,又转而在“提升人居环境”的旗帜之下,重新在城市中开辟公园、绿地。

这种“平地思维”,因其对自然要素的蔑视,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在本世纪初体量庞大且速度极快的中国式造城诉求下,这一思维可谓畅行无阻。

规划窠臼之二 “郊野不野”

在景观规划领域,我国长期存在“园林”与“生态”两个不同流派之分。两者并无不可调和的区别,但“园林”更偏重中国传统园林的营造理念,而“生态”则更注重北美学界发展壮大的景观生态学视角。不同的侧重点,造成了城市规划在处理城市与自然这对关系之时,总是面临一种摇摆不定的处境。其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公园、景观的风格受决策者个人喜好的影响很大,容易出现一座城市中不同类型的公园使用相似或不相匹配的设计、营造手法。例如,在郊野地区不协调地使用了城市园林方法;而在城区又刻意模拟粗犷自然。一种常见的现象是,一些城市大力打造的郊野公园等绿色空间,采用了城市社区公园的设计方法,人工化痕迹明显,“有郊无野”的情形十分明显。人们长途跋涉来到此地,获得的仍是城区化的景观体验,城市和自然的关系变得没有层次、混乱不清。

某种程度上,设计过度和设计不足,都是缺乏设计的表现。

我国某地郊野公园的园艺主题展示区。(图片来源/网络)

香港蓝绿密码 “陆地模式”vs“山海城模式”

这两种城市规划中的思维窠臼,实际上恰恰是一种城市绿色空间领域典型的“陆地城市模式”,与香港的“山海城模式”相对。

“陆地型国家”作为一个经典的地缘地理概念,具有一系列以陆地地理要素发展出来的特征。而陆地型城市模式,也与此一脉相承,在城市空间结构上具有封闭性、等级体系、向心性、中心化、整体性、强调控制与区域竞争等特征。具体到对待城市中的绿色空间上,陆地型城市模式,则更加忽视自然要素,强调在人为控制的结构理性之下,“点缀”和规训可受人控制的少量自然要素即可。

这种模式在平原地区并无不妥。但在山地、滨海、高密度都市地区,则显得十分不适宜,甚至将人类对自然的自负发挥到了极致。

面对山地、滨海、高密度都市条件,香港的“山-海-城”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可谓鲜有可匹。

首先,与陆地型城市模式相比,“山-海-城”模式更加强调共性、协作,将自然视为城市的协作者、共构者,而非补充、附属。在《香港2030+》规划中,香港将构建“城-乡-郊-野”四位一体的城市空间格局,力图建设成为“自然大都会”。从这四个要素可以明显看出,“郊”、“野”被提升到与城市同等乃至更为重要的地位,这也符合了这一规划中提出的核心原则之一——将环境要素“主流化”,而不是将其当作城市的附庸。(延伸阅读:城市×自然|香港:“自然大都会”的规划与城市设计)

其次,“山-海-城”模式将自然要素变为城市的“底盘”,在此基础上,根据自然要素的限定,分布式地开发城市空间,形成维港、西贡、沙田、元朗、上水等城市组团。在此模式下,城市一改“陆地型城市模式”中围绕所谓的CBD作为唯一的“中心”(经济中心、发展中心、居住中心、心理中心),而是更加强调分布式网络结构、去中心结构。在这种思维下,香港的城市结构并非我国常见的“城市包围自然”的形式,而是“自然之中点缀城市”。

如果我们将山岳、海洋水体都作为自然基底要素来审视,可以发现,香港的城市组团被自然要素所包裹,
在自然的底色之上点缀了人工建成环境。这显著区别于我国城市中的“陆地型”思维模式。(制图/唐菲)

蓝绿框架之郊野公园 既是限定,亦是目标

“山-海-城”模式并非一开始就设想好。实际上,最早制订“香港报告”的艾伯克隆比(Abercrombie)恰恰是将陆地型思维发挥到极致的“大伦敦规划”的主持者。但他及后来者并没有将陆地型思维照搬到香港,而是结合香港当地情况,做了大量本土化发展。对后世具有结构性影响的理念,包含对郊野公园作用的强调,同时控制填海造陆工程,进而奠定了完整的“山-海-城”模式逐步实现的基础。

这一模式也非一蹴而就,而是多种要素、主体、阶段相互作用的结果。二战后,香港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移民和难民涌入使得人口剧增。为防止城市的无序扩张,1960年代,香港政府成立专责自然护理的组织机构,成立法定的保护地区,防止人为破坏山野。1976年香港政府制定《郊野公园条例》,并于次年划定第一批受法律保护的郊野公园。至今香港共划定24处郊野公园,以及22处特别地区(11处位于郊野公园外),占香港土地面积的40%。结合新市镇的规划与TOD开发策略,使得每一处新市镇(包括葵涌、沙田-马鞍山、大埔、屯门、天水围等),都与周围的山地或湿地做到了充分结合。其中,沙田和荃湾周边,均由四个郊野公园包围。“大疏大密”的香港城市与自然关系特色逐步稳定。

群山环绕的沙田(右上)和荃湾。在划定郊野公园的范围上,政府根据各地块周边的具体发展情况,
通过模拟评估分析城市发展的速度,预留城市发展的空间,避免盲目地加强保育。(图片来源:谷歌地球)

郊野公园既成为“山-海-城”模式实现的限制性条件,成为香港城市空间格局的自然框架基础;同时,郊野公园以及高进入性催生的自然都市生活方式,也使得郊野公园自身成为香港城市发展的对象之一,将郊野公园建设好、发展好,成为城市的目标。可从郊、野、公、园四个字,分别透视发展建设中的巧思:

郊:可达性

不同于遥远的国家公园,郊野公园存在的基础是都市。因此,和中心城区拉开一定距离的同时,又不离城市过远,这种可达性是郊野公园最基本的要求。

香港郊野公园穿插在都会区、新市镇之间。据估计,全港约85%的人口居住在距离郊野公园3公里的范围内,如果算上尚未划入郊野公园的山地,比例则更高。在郊野公园和城区间,还有着往来频繁的巴士/小巴提供公共交通服务,站点一般设置在郊野公园之间的山路、进出公园的山径附近,方便游客进出。

空间上的临近,以及便利的交通设施,使得人们得以与自然发生更为亲密的互动。这一刻还在高厦林立、热闹繁嚣的市区边缘,下一刻已是深入林中,享受着宁静自然环境。

香港郊野公园三公里的范围覆盖了香港绝大部分地方。(图片来源:蓝绿空间概念性框架,香港规划署)
狮子山郊野公园出入口与公交站点。(图片来源:谷歌街景)
途经城门郊野公园的小巴。(图片来源:谷歌街景)

野:原生态

一边是只见野生动植物、不见人类文明的自然,一步之遥就是密集的都市,是香港郊野公园的独特景致。

香港郊野公园从划定原则上来看,渔农自然护理署规定其所选之地必须具有物种多样性、天然程度等保育价值。除了给游人享受郊游乐趣之外,郊野公园作为香港的“市肺”,还要确保集水区不受城市和人工设施污染。因此,郊野公园之“野”性,须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持。渔农自然护理署曾表示,只会为郊野公园提供“简单而实际”的设施,把人工干预降到尽可能低,以免破坏郊野公园的原生态,因此否决加设如沐浴室等设施的建议。现有的设施,也尽量运用原木等天然材料,在设计上融入周边环境。

西贡西郊野公园的万宜水库东坝。(图片来源:谷歌街景)

马鞍山郊野公园麦理浩径第四段景致。(图片来源:绿洲Oasistrek)

近年,郊野公园内一些早期种植的外来先锋树种出现老化、坏死、生长空间不足以及原生树种自然更新速度较慢等问题。渔农署和非政府组织开展“郊野公园植林优化计划”,主要任务是疏伐老化的非香港本土树种,种植本土树种,以完成生境修复工作,提升郊野公园的整体生态价值。

公:各方参与,信息公开

郊野公园的建设和发展,需要鼓励多方协作进行维护,引导社会及个人在郊野公园的政策制定、规划编制、后期维护等工作上贡献力量。

在郊野公园的维护上,除了政府人员,渔农自然护理署还邀请专家学者作为科学营建郊野公园的智囊团,鼓励保护组织申请作为义工进行植林活动。同时,也向普通公众宣传环境保护。近来,香港郊野公园撤销除烧烤地以外的垃圾桶,呼吁“自己垃圾,自己带走”。

渔农署挂设的“自己垃圾 自己带走”条幅(图片来源:j3tourshongkong.com)

非政府社会组织,具代表性的有1992年成立的郊野公园之友会,由现任或已退任之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委员会委员和热心人士组成,以推动香港郊野公园的保育及鼓励市民善用郊区自然资源为目的;1968年成立的长春社,早年又称“香港保护自然景物协会”,关注的范筹包括郊野保育、节能、资源保育及古迹保育多个方面,并紧守倡导政策、监察政府、推动环境教育和积极实践公众参与的使命。

与此同时,香港政府机构和民间善于利用互联网公开和分享郊野公园的信息、见闻。GovHK香港政府一站通的政府资讯及服务一栏,“文化、康乐及运动”分类仅次于入境事务。在“郊野公园、远足路径及营地”子菜单下,可以查看包括基本介绍、通讯方法、天气服务等信息。渔农自然护理署作为管理机构,其官网和子网站“郊野乐行”也详细介绍了郊野公园、海岸公园和其他自然保育地的情况、资讯和相关法规。

GovHK香港政府一站通:郊野公园、远足路径及营地网页(www.gov.hk/tc/residents/culture/trail/index.htm)

渔农自然护理署“郊野乐行”网页(www.hiking.gov.hk)

园:人文性

郊野公园绝非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自然保护区,而是一个热门出行目的地。每年,香港郊野公园能够吸引约1200万人次到访。在运营细节上,郊野公园从市民游客的需求出发,为他们提供更便捷、舒适、有趣的出行体验,从而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并建设成为具有人文关怀的出行地。

在保持自然属性的同时,“简单而实际”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79年,第一条长途远足径“麦理浩径”启用,全长100公里,东西串联起八个郊野公园。此后,香港政府又规划了凤凰径、港岛径、卫奕信径,这四条远足径,串联起了全港大部分郊野公园,并在其中打造了自然教育径、健身径、缓跑径、家乐径等不同类型。市民可以根据个人兴趣、体能及经验,来选择合适的路线游览。

香港的郊野公园和长途远足径(图片来源:蓝绿空间概念性框架,香港规划署)
麦径四十周年期间渔农署等组织的行山活动(图片来源:郊野乐行)

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在山径沿途设置了完善的公共设施,如观景台、厕所、告示板、路标、凉亭、紧急求助电话、露营地、游客中心等,且在设计上与自然环境互相结合。麦径启用四十周年之际,渔农署又陆续在全港郊野公园山径沿线设置了几十处加水站和饮水机,以鼓励市民自己带壶、减少塑料瓶垃圾。

郊野公园加水站/饮水机位置(图片来源:渔农自然护理署)

城门郊野公园水塘主坝加水站(图片来源:绿洲Oasistrek)

为进一步体现人文关怀,郊野公园还专门为残障人士设计了无障碍轮椅径、伤健乐园。在绿洲、WheelPowerChallenge等民间团体的协力下,官方已经设立了十余条无障碍郊游路线,邀请残障人士实地体验,并要求直达巴士提供低地台方便轮椅上下。

残障人士行进在郊野山径(图片来源:绿洲Oasistrek)

结语

历经数十年的发展,郊野公园体系已成为香港最大规模的自然生态系统,其生态、保育、康乐、文教、集水等综合性价值之于香港难以估量。未来,香港郊野公园将不降反增。根据《香港2030+》,未来香港郊野公园建设遵循“一完善、两拓展”。“一完善”是指延伸沙田西侧郊野公园体系,目的是增强连续性。“两拓展”是指在新界北部和离岛区,分别新增红花岭(Robin'sNest)郊野公园和大屿山郊野公园。建成后,郊野公园将从占全域面积的40%提高到46%左右。

郊野公园虽已成为高密度城市自然保育的典范,但一直以来,也有声音认为郊野公园占据了香港过多的土地资源,
使得住房建设缺乏土地供应,新划入郊野公园的土地则引发大量村民举行抗议活动。
图为新界北红花岭郊野公园的拟定范围(图片来源/长春社)

香港郊野公园发起立项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各方对于郊野公园的开发,大体都保持着慎之又慎的态度。微观上,郊野公园回应着市民和游客丰富多元的日常需求;宏观上,郊野公园也时刻守卫着香港打造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大都会的愿景。未来,郊野公园在香港“城-乡-郊-野”四位一体中扮演的角色,也值得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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