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

《设计与生活》年度策划将以“城市x自然”为主题，将通过城市调研、案例分析、交流活动等形式开展，以城市绿色空间作为话题切入点，构筑规划建筑师、管理机构、市民公众的多角色对话平台，从而推动全链条多环节实践发展。

本期选取成都作为研究对象，与深圳进行对话，探讨超大城市社区绿空间的营造策略。我们将通过环城生态公园的设计案例，了解设计背后的复杂及博弈；在地方面，将带领公众参观深圳大沙河公园，深度体验公园、与社区居民的面对面交流；还将邀请成都深圳两地设计师共议绿色空间的设计与营造。

问题：城市之矛，自然之盾

都市与自然，在长久的世界城市发展史中一直是一对显著的矛盾，在中国表现的尤为突出。

矛盾1：

城市改写自然
 keywords：抹除地貌、外来物种

在我国，受苏联规划理念的影响，以及本世纪初高速城市化对开发效率的追求，城市规划逐步走向了“人定胜天”的某种极端，忽视了对自然山水的固有尊重——遇山劈山，遇海填海，平地挖湖等规划手法屡见不鲜。城市规划成为改写自然地貌的一把手术刀。

另一种对自然的改写，则是对本地自然物种的扬弃。自然植物本无高低贵贱之分，但在人为景观的追求下，城市将某些本地少见植物认定为是“高级、尊贵”的品种，大肆引入种植；而将本土野生植物、农作物鄙斥为“杂乱、不美观”的代表。为了迎合大众心理，设计师通过规划，改写着城市绿色空间中的植物类型——日本落樱、南方巧木、美国草皮……皆成为改写后的青睐品种。

矛盾2：

城市包围自然
keywords：斑块状、空间封闭、不成网

我国城市往往选址于地势较为开阔的地域。由此，平坦的土地被用于开发建设，自然要素退化为城市中斑块状的公园。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人民公园”成为不少城市中仅有的自然要素的体现。

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与前文提到的规划理念相关，但更根植于大众的认知。

从官方到民间，在“穷怕了”的时代，我国城市迫切希望实现现代化，成为真正的都市。而高楼大厦才是都市，才有生产力；自然荒野并不是都市，也没有生产功能。人们甚至认为，一旦“自然”要素过多，就不可能是发达的城市，顶多算是一个大农村。这样的二元对立，让公园在中国城市中长期处于次要地位。公园在城市中像一块飞地一样，被重重围墙包围，被城市建成区包围。

矛盾3：

城市控制自然
keywords：纯自然、功能封闭、无衍生

本世纪以来，公园绿色空间的重要性逐渐被国人认可，但是又落入另一种“纯粹自然”的误区。自然公园往往被人为控制以确保纯粹的自然属性，甚至将公园体量建设的很大（动辄几千亩），且极尽模仿自然生境。

然而，在这种庞大体量的城市绿色空间中，不但缺少必要的配套设施（如饮水、休息、厕所的数量少、距离远），而且因为公园等绿色空间的管理单位（往往隶属园林局）考核指标单一，导致绿色空间与其他功能之间的衍生关系极差。

例如，在优美的公园环境中，缺少符合大众心理诉求的时尚轻餐饮、临时办公、体育、医疗，乃至农业生产等功能设施，这在本质上是缺少与当代都市生活方式的关联衍生。致使公园等绿色空间，长期只有单纯的“观赏”利用方式，进而导致人群利用率严重畸形。比如老年人、遛狗人士成为公园的常客，而中青年、白领等群体鲜少前往封闭式公园。

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博弈在规划领域表现得十分强烈，也使大众普遍感受到这种矛盾带来的不便。对成都而言也是如此。例如，在三环以内，成都长期只有人民公园、文化公园、浣花溪公园、成华公园等几个较大的公园，被围合、不成网也是公园体系的问题之一。再比如，沿成都四环的“198区域”，在2012年时形成了《成都市环城生态区保护条例》，规划了198平方公里的非建设用地。规模庞大，但使用效率低。仅仅作为控制城市空间“摊大饼”式扩展的生态隔离带存在。对普通居民，则毫无认知可言。

理念：公园城市

从“城中建园”到“园中建城”

要解决城市公园绿色空间存在的这些弊端，我国实际上做过不少尝试。例如：国家园林城市的创建。但往往局限在某一特定的领域，如园林绿化、卫生、体育等，缺少一个符合当前城市发展水平的、综合的城市发展理念。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赴成都天府新区调研时，首次提出“公园城市”的发展目标。“双碳”背景下，这一理念很快成为一种新型城镇化路径，在全国逐步推广开来，也使越来越多的人们将目光落于成都。

核心表述：
“一个城市的预期就是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公园，老百姓走出来就像在自己家里的花园一样。”

这一论述成为“公园城市”概念的重要注解，也从空间尺度层面形成了其基本内涵，即从“城中建园”转变为“园中建城”。当“城市就是一个大公园”，其关注的核心点便不再是如何在城市中建公园，而是如何将城市的绿色空间连接成网、成体系，使城市本身成为一座公园。

同时，尽管“公园城市”并非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更多基于成都天府新区的实际建设。但通过观察其发展目标和实践可以发现，“公园城市”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后诞生的诸多理论概念，如新城市主义、景观都市主义等，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园中建城”这一主语的变化，体现出了对于城市作为绝对中心的反思，是对城市和自然如何达到真正“共生”的回应。

破解之道1:成网

天府绿道体系

从空间层面，“公园城市”首先要破解的是绿色空间孤立化、斑块化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绿色空间才能真正融入于城市，发挥其更多样的价值。

为此，成都提出“全域公园体系”框架，其中在空间上设计了四大市域公园体系，以覆盖整个城市空间。其中的绿道公园体系尤为具有代表性。

天府绿道公园体系，将以长度达1.69万公里的世界最长绿道系统，串联整个成都。在城市体量的扩张之下，这一系统将有效优化城区结构，带动沿线社区的发展，使新老城区间形成更紧密的互动关系。这也与当前世界规划领域内前沿的“景观基础设施”理念不谋而合。

谈到基础设施，我们或许会想到城市中的交通、能源供给等系统，它们提供着城市的物质基础，也保障了各类主体的正常运转。任何一个称之为基础设施的城市功能一旦停滞，则城市即刻陷入瘫痪。这正是“基础设施”的关键内涵——即网络化、不间断等特性。这一视角颠覆了人们惯常对景观的看法。在过去，景观常被认为是“点缀”，景观设计师所要处理的往往是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完成后的“剩余”部分。

“景观基础设施”的理念，着重注意到绿色空间不应该是城市的配角，而应当成为核心网络化基础功能，成为刺激新一轮城市发展的基本要素和重新组织城市发展空间的重要手段。当景观成为一种城市基础设施，意味着它需要有更高的可达性和更平衡的分布状态，能够为城市及居民提供生态、经济、休憩等多种价值。这也意为着从封闭、独立的“园林”视角，转向城市尺度下的综合体系。

破解之道2：成集

从“生态隔离带”到“绿道+”

除了规划完整的绿道空间体系，成都更加考虑如何让绿道与居民生活产生关联，如何与商业结合，乃至与办公、农业生产结合……不仅更好满足居民诉求，还将创造不俗的经济收益。锦城绿道（即环城生态公园）成为首批试验基地。

环城生态公园所在的区域对成都人而言或许并不陌生。地处成都的四环（绕城高速），原称198区域，原先定位是城市边缘的生态隔离带，主要作用是形成城市建设区和周围农村区域的界限区分，也具有自然保育的功能。然而，由于功能相对单一，198区域周边以城乡结合的面貌为主，并没有真正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在公园城市的理念下，“198区域”变身成为“环城生态公园”，从单纯作为生态廊道的“绿道”，转向为场景更为复合的“绿道+”“公园+”。

绿道+生态保育、绿道+慢行服务、绿道+产业发展、绿道+回家的路（100条）、绿道+上班的路（100条）、绿道+网红打卡……各式各样的“绿道+”，构成了成都绿道衍生发展的场景集群，积极效果也随之而来。

2022年初，锦城绿道（即环城生态公园）引来大量市民前往进行“打卡”，在网络上掀起一波热潮。在潘主任看来，“打卡”背后，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城市形象也正随着绿道的建设逐渐形成。

效果：成都

以公园城市理念，打造成都网络化的城市绿色空间体系，具有显著的优点。

首先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当代城市人，不再是去公园里遛鸟、太极，而是运动、生态教育，乃至上下班绿色出行的通道。网状、线形的绿色空间，更加符合现代人跑步健身、骑行运动、步行、休憩的习惯。正如天府绿道集团潘主任所说：“我本来并没有骑车的习惯，尤其当成都越来越‘大’了之后，骑车其实变得很不方便，但绿道的贯通把骑行重新带回了成都人的生活之中，‘周末环城骑行’将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公园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正是这个原因，“绿道+”中多达1000个场景的想象才有实现的群众基础。

其次，景观成网之后，相当于在城市中开辟了一条条生物大通廊。飞鸟、昆虫可以沿着通廊迁徙，微风、雨水可以沿着通廊流淌。由此才真正实践了“园中建城”的理念方法。

再次，是“双碳”目标的绝佳践行者。在人均碳排放指标上，成都是北上广深等全国十大城市中排放量最低的城市；同时，获得首批“全球绿色低碳领域先锋城市蓝天奖”，入选“大气污染防治行动”C40《100城》案例……成都因为公园城市的一系列活动，收获诸多国际荣誉。

对市民而言，肉眼可见，也最“成都”的衡量方式，或许是“推窗见雪山的天数”——从2017年的50天，到2020年的75天。这一新的城市标签，成为对这座公园城市的最好褒奖。

宜居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城市吸引力，书写着新时代“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全球人才聚集历史。在2021年第五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上，哈佛大学教授、《城市的胜利》作者爱德华•格雷泽同样褒奖道：“成都正在重新思考它的空间，以更和谐的方式来看城市的未来。”

成都采取了一条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不局限于仅针对所谓产业孵化的城市能级跃升之路。我们有理由相信，公园城市，必将反哺城市，驱动经济、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