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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媛：雅各布斯赢了么？

这个题目是很多年来我自己特别关注的。通过7年时间对美国不同城市的考察，我有一个感受：即便是在美国，我也没有看到按照雅各布斯理念来规划建设的城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思考。

一、雅各布斯对城市的批判

简·雅各布斯 （Jane Jacobs）被称为「史上影响最大的城市思想家」，最初因为对摩西（Robert Moses）规划强权的抵制而受到关注。她对现代城市规划的批判和对城市价值的论述深入人心，影响了当代几乎所有的规划师。她也曾因为煽动和组织草根力量反对「下城曼哈顿高速公路项目」而遭到逮捕。

雅各布斯最著名的是她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她说：「此书是对当下城市规划和重建理论的抨击」，基本上完全否定了现代城市。她认为城市的本质是具有多样性，并提出实现多样性需要具备四个条件：功能混合、街区短小、保留一定历史建筑和要有一定的密度。这些放到现在都是毋庸置疑的了，但在当年美国城市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些基本上是一个颠覆性的意见。

城市的「多样性」具体指的是什么？空间设计师理解的多样也许是功能的多样，活动多元的多样，实质上还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民族的方方面面的多样。空间规划师能起作用的又是哪一部分？

2017年我被邀请去美国做IVLP访问学者的时候选择了阿肯色州的小石城。这个城市让我非常震惊，它的面貌是现代的，但居住区都在郊区蔓延。城区没什么人，周末六点钟以后街上的饭馆都打烊了。美国是有条件做大面积公共参与的，设计师的意见也会被完全采纳，但建成的城市依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需要思考一件事：雅各布斯赢得了两代规划师的心，却没有赢得任何一个真正实施的城市规划，这是为什么？

二、工业革命与城市化

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现代史，就是工业革命导致的城市化。三次工业革命不断地把人类推向更高的文明，而城市是人类文明最主要的载体，大规模的建设实现了大部分人口的城市化。

作为规划师，我们应该了解工业革命的核心思想就是提升效率，它的极致是全球化。我曾听美国的地产商介绍他们开发的伦敦的金丝雀码头。一个写字楼的窗户，玻璃在印度生产，铝合金在中国生产，插胶在德国生产，电动零件在日本生产，组装在马来西亚，最后用船运到伦敦城的项目基地边上，现场安装，再用能进车的电梯直接送到相应的楼层。这样下来，他们可以提前18天完成。这是我对工业革命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效率优先」超越了这个时代的其他原则。

现在一种说法，我们正在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我不太赞成，我认为恰恰是人工智能终结了工业革命时代，我们不再跟机器去竞争。我觉得这个时候更应该重新思考雅各布斯提出来的「人本主义」城市思想。规划学科之所以没有按雅各布斯的理念，是因为它更接近工业革命大时代的原则。

三、规划学科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

现代规划学科有什么特点？它是否具有科学体系那样的主干和分支？我研究下来发现规划实际上呈现的是一个接近180度的摆动，在不同发展阶段，面对不同的问题，规划理论几乎都呈现对过往理论的反向背离和批判，而这个批判几乎是带有回归性特征的。大战的时候所有的城市都打得稀烂，出现了光辉城市理论；城市发展人太多了，污染严重，出现了花园城市；大家离城市太远了城市中心价值下降了，出现了新都市主义。

我认为规划理论这个学科并不是科学，它是一门工具学科，规划的使命是解决城市当下的问题，而不是说为城市做一个宏大的愿景。所以，我们要感谢雅各布斯在效率主宰一切的时代一直高举人本主义大旗。现代城市得以从单纯的机能主义走向改良，得益于雅各布斯的这种坚持。

四、景观设计获得优先话语权

我们的城市其实也在改进。以小石城克林顿纪念馆附近的废弃铁桥为例，这个城市原来有很多工业，被景观化改造以后，整个城市看上去还是不错的。那么到底是谁在改变这个城市呢？我认为是景观设计师或者是以景观设计为手段的规划师。

这里我要列几本比较有影响力的书：

《景观都市主义》：以要素消解传统规划。景观和生态变成了一项新的要素，而且具有不可置疑的重要性，这个要素直接瓦解了传统城市规划的一些体系。

《交往与空间》：以需求主体消解传统规划。我们原来是填充城市，建工厂、居住区、学校……而这本书告诉我们城市是为人服务的，人有什么特征？步行800米就疲倦了，我们怎么可以规划一条十里长街让人去逛？

《日常都市主义》：以目标消解传统规划。我们知道传统规划有宏大愿景的，10年20年规划，建旅游城市、物流城市……我们按照愿景建设的城市，在建成的前一天都是半成品。日常都市主义显然改变了这个目标，建一块得一块，这个符合人的体验，实际上也有效地消解了传统城市规划的一些体系。

透过对生态系统、人的社交行为及其在空间投射的研究，景观设计思想成功地进入并修正着当代城市的空间格局。有很多思想、很多专业都在试图改变城市，但景观设计是有自身的一套规制系统，可以合法地干预公共空间形态。

当景观设计获得都市生态系统优先话语权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首先要避免生态浪漫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自然崇拜。自从在大自然建起第一道围墙开始，人类文明就走上了一条不断摆脱自然依赖、突破自然设定的各种边界的道路。人类在这个过程当中犯过很多错误，但不能以此来否认人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我们要认识到，了解和应对自然，应该成为景观设计的基础，而不是想当然地说这个地方就应该有一个绿轴。

以BIG公司给纽约做的BIG U为例，很多规划师都给了非常浪漫的解释，说这个边界是生态的延伸。其实不然，《纽约滨水区的雨洪规划》的资料显示，这个规划从1992年就已经开始在做，是不断进行的一个规划，它应对的是包括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这些因素对纽约产生的影响，它的边界是通过技术分析得到的。

为什么纽约有一个中央公园？原因之一是纽约在马车时代有接近18万匹马，这些马匹到了晚上要到集中的地方吃草料和休息。中央公园是最早有马厩的，类似纽约的农场。后来城市演变，汽车时代到来，我们才有了中央公园，而不是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城市里就应该有中央公园。

这是我们参加的海洋新城公开竞赛，片区面积约17平方公里。我们对海洋新城有一个理解，我们认为这是深圳拥抱大湾区很重要的一块地，所以我们有几个定位：一、它不是原有城市秩序的新拓地，而是未来城市模型的生长核。不是说沿着原来的路网直接接入就成为一个新城区了，那是一个简单没有生机的思路，我们更应该思考未来城市是怎样的；二、不是城市现有设施系统的新负担，而是城市未来代谢系统的源代码。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最好达成仅30%的用电靠城市供给，70%能够自给自足；水达到90%再循环。我们希望它是城市未来代谢系统的一个单元，成为一个自带基因的可复制可被影响的片区；三、不是汽车城市的任天堂，而是传统人居生活的超链接。

我们做了岛屿式的规划，沿着保护岛屿的堤下面做了主要的循环，外部交通从这个主要的环进入到片区的交通系统，并联接每个片区的服务系统，但都是在地下。地面的车行交通只有公交、水上交通和步行，也就是我们说的绿色出行系统。

再说说水质，从茅洲河到珠江口，包括沙井过来的几个河都是非常恶劣的水质。再远一点，龙穴水道以外在涨潮的时候才会有比较干净的水。周围的水质这么差还要拥抱它吗？这是不客观的，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闸门，从外部干净的区域泵水，在落潮水位低的时候排水，这是我们的生态态度。

五、城市的社会文化与公共性

大家都在说串联城市的公共空间，刚才的海洋新城案例实际上的是封闭的，但封闭不一定对公共没有价值。我们不能盲目扩大公共领域而矮化了社会文化的生成逻辑。雅各布斯她论述的出发点是社区，但批评的却是整个城市。她不谈的是什么？生态资源、基础设施、公共税收创造……这些是创造城市公共福祉的基础，与公共性有极大的关系。

以蛇口渔港为例，从前有居民在这里钓鱼买鱼，渔民靠船可以零售。如果这个不是渔人码头，那什么才是渔人码头？改造后的西部岸线就只剩一个休闲娱乐的功能了。这个渔船就挨着这个项目，设计师有没有想过渔船也应该是景观的一部分？我看到有报告提出渔船应该搬走，结果现在就剩下几个表演的渔民了。文化是为了稳固某种生产关系，把一种活生生的文化变成标本，这是空间浪漫主义特别可怕的趋势。

回到公共性，我曾看到深圳湾滨海休闲带的一个告示牌上写着，这个地方禁止摆摊、吃东西、滑板车、吊床、支账篷、攀爬树木、钓鱼……做这些设计是为了服务于公共，这个公共是谁？我们梳理清楚的时候也许会发现，这个公共并不是我们所想的。所有空间上的「理想城市」，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人性。而以更消极的态度和方法处理空间规划，城市才更贴近生活的理想。

我们通常把空间分私和公，除了小小的私以外全部都是公吗？我姑且在它们之间加了两个层级：「群空间」和「众空间」。「群空间」类似于我们的微信群，如吉他群， SUV群……而「众空间」就像我们的朋友圈，是有限开放给我们认识的或认同的人。我们设计师都说要串联城市的开放空间，实际上我们对很多空间并不认知，比如关公庙。所以其实都只是有限的开放。

继续举海洋新城的例子，当时我们对小街区也做了一个理想空间肌理模型。我相信很多人会认为这个模型是过于理想化，但其实它是基于我们对沙井一个城中村的调研。这些城中村的地块大多是10米×10米，住在这里的人，在哪里能吃到晚餐，在哪里可以交到朋友，在哪里可以取快递……在没有规划师干预的沙井，居民是这样使用路径的，这就是一个理想空间。它一直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通常只看图底关系，并没有真正把人的行为、需求和对这个地方的理解作为认知这个空间的依据。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雅各布斯到底了不起在哪里：她指出了规划不可能凭借空间干预先验地建构城市生活。所以我的观点是：规划应该退出社区层，或者在社区层面只做不超过10%的干预，才有可能生成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理想模型。雅各布斯的城市思想能否赢得真正的城市话语权，甚至有所发展，进而影响我们的方法论，有赖于规划学科从观念到管理到方法论的全面的知识更新。

尤扬：以城事设计节为案例的城市微更新中的多方参与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城事设计节」的实践，我会从多方参与的角度跟大家探讨城市微更新和城市公共性的关系。

运营建筑新媒体assbook两年以后，我们以总策划的方式发起了「城事设计节」。我们游说开发商、品牌和材料商把投广告的钱放到真实的改造中去，以此来体现自己品牌的社会价值和影响力。

在取得资金支持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取得政府一些许可，因为改造项目很多管理权限都在政府。另外我们同时去协调设计方、社区营造组织、居民和空间方，让大家共同参与到改造当中。总体来说，我们其实是比较主动地参与到城市微更新中的，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有很多教训。2017年之前比较少看到这种专业建筑师参与的微更新，很多小型城市空间改造都是被一些不太具备空间设计能力和社区理解的机构垄断了。

城中村唤醒计划：福田玉田村

这个项目的资金来自于万科泊寓，他们当时在玉田社区做一些青年公寓改造。我们邀请了深圳和广州的8组设计师，一起完成了玉田村公共空间设施、装置和门牌改造项目。

左图是张烁设计的门牌。城中村很多楼栋的位置比较难找，我们就从楼牌着手梳理，这也是打动我做城中村项目的原因之一，希望改善城中村住户面对的外卖快递找不到自己家门的窘迫。右图是立品设计做的灯光装置，像素化的图像设计一套照明装置，也让里面的小朋友可以在这个狭小的走道中感受到快乐的氛围。

这些改造其实在设计上的准备都是充分的，但村委包括万科泊寓并没有想好如何持续运营维持。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就出现了很多问题：装修，装管道，墙面的涂刷……哪怕这么小的装置，都会占用城中村本身就很少的可以摆放物料的地方。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腾挪，但还是有几个作品没有留下来。

虽然现在基本上已经全部拆掉，但小朋友们由于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排练（如美好玉田演出、皮影戏等）而成为了好朋友，这也是设计的收获之一。后来我们找到了一家理念跟我们非常相近的运营方开了一个服务周边居民的店，希望可以让这个地区有一些可持续的改变。

安顺绿地

这个案例位于上海长宁区，我们在2018年发现了这块绿地周边的公共空间是这样的使用场景：晚上很多人使用球场外面的跑道跳广场舞，跑道外面还有一圈人在围观。这么小的绿地要承载这么多人的活动，小朋友在球场内踢足球和打篮球同时进行也存在危险，我们就想跟绿地部门协商一下能否进行改造。

前期为了验证大家是否感到使用不方便，我们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得出结论后我们跟相关部门沟通，同时也联合设计方甚至可能的运营方一起提案。然而两年时间内不下四五个提案都被驳回了，理由主要还是说要满足绿化率和植物的栽种，可能跟居民的需求是有不好结合的地方。我们随后也一直在改方案，确保符合相关绿地规范，但由于维护、不明确使用权等等的原因还是被驳回了。

这个项目留给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是做满意度调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的小朋友留言：我们需要周末星期天小朋友踢足球的时间。小朋友解释说周末这个球场会被大人包场，他们没有办法使用。他妈妈这时才知道孩子的需求，于是她就在周末包场两天邀请小朋友们在这个球场玩耍。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的初衷是希望改造它，但参与式留下来有价值的地方可能是产生了一些对话。

因为改造不被允许，我们逐渐发现用其他的方式去使用这个空间，或者探求它的使用规则也许是更好的方式，比如今年一个乌龟赛道就放到了这个绿地。

「摆摊头」

「摆摊头」项目是我们与艺术设计团体共同策划的，地点在上海永嘉路309号改造的口袋公园。这个口袋公园由政府主管，但走出了很有趣的一步：招的咖啡店可以负责公园的一些运营，包括市集、活动，也可以少少地收费，我们认为这是对公共空间运营小小的突破。

我们当时策划的摆摊并不是买卖货物行为，交易的不是物品而是对话关系，比如花三块钱听艺术家未发表的音乐。然而在活动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受到了比较多的制约，比如挂了海报被告知不允许；策划用了绿色的布，在发布前被告知要撤掉，因为场地是红砖；活动前突然被告知当天有其他活动场地要被征用。在城市公共空间的使用上，我们其实很难查到它的规则，也很难与管理部门去对话。

总结一下，我们在“城事设计节”的实践中，用参与式的方法到底做到了什么？一方面是让以前没有办法参与改造的居民和使用者获得话语权，他们也会帮助设计师或实施主体得到更符合使用需求的任务书。另一方面，很多社区邻里关系都是通过这种对话建立的，这也是真正有意义的部分之一。我们实践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惨痛的经验，包括一开始并不是特别了解政府和居民的需求，做了很多一厢情愿最后只感动了自己的事。当然这些事情都是有效的，我们会总结价值和效用到底在哪里。

未来该怎么做呢？我想第一是降低期望，第二是坚持做下去。

张宇星：融合设计下的多样化

今天两位主讲嘉宾分享了一些特别棒的案例。我们趣城计划2010年也在深圳提出这样的计划，跟雅各布斯的思路是一致的。我们沿着雅各布斯的方法，希望能够在深圳做一些实践。

刚才吴老师也提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对城市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包括对社会空间、社区结构、社会关系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城市规划本身就会对城市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之前很多规划师都没有意识到这点，雅各布斯发现了这个问题，因此可以说她对整个规划理论界的贡献是巨大的，某种意义上对建筑学也是提出了一种新的范式和方向。

雅各布斯到底是赢是输是不明确的，因为她不是规划师或建筑师，并没有从规划理论的角度提出如何规划道路、如何分区、如何做建筑，她只是做了一些批评。当然她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书当中也提出了一些比较容易操作的方法，如小街区、密度网、社区邻里关系、社区建筑尽量保留等。这几十年很多城市也在学习，而且也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可。虽然在一些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如新城市建设，我们还是沿用传统规划那一套，但在旧城更新包括小范围的城市设计，我觉得雅各布斯还是取得了胜利。

这个原因非常复杂，目前还没有出现一套技术体系能够兼顾效率和多样性，只能两者取其一。这不仅仅是规划的问题，也是经济现代主义的问题，因为经济的源头是全球化的生产、消费和一整套的金融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城市也不可能脱离其外，不能完全采用雅各布斯的理论。如果我们都用小街区，鼓励步行，鼓励多样性，必然会带来效率的降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雅各布斯大规模成功案例的原因。虽然社会发展到今天，至少西方世界对雅各布斯已经是普遍性地接受了。在当下的城市建设案例中，注重创新、社会空间关联、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这些理念已经很普遍了。

小尺度的雅各布斯实践也已经出现在一些小街区当中，比如城事设计节的实践，我认为已经很成功了。即使在现代主义这套城市的架构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做很多激活社区和社会空间的微更新，包括参与式的社会活动和空间改造。雅各布斯的理念在小空间状态其实是可以实现的，但是纯粹原生性的多样化社会空间是很难的。

我们工作室的理念是「融合设计/融合规划」，在一个大的体系当中，如何把「大」和「小」结合起来，即使在「大」当中也可以创造出符合新一代年轻人的城市空间。比如在手机时代，即使街区没有活力了，人也不上街了，这种状态下如何把虚拟空间加入到雅各布斯的体系当中，可能是中国现阶段要讨论的话题，这也是雅各布斯给我们的启示之一。

我们能不能提出中国现阶段城市的构想，应该是把效率、雅各布斯的小型多样性空间和虚拟空间这三样结合起来。这种实践特别有趣，像城事设计节和双年展都是一种融合的实践，希望在高密度城市中心区兼容一些小尺度、有活力、多样性的街区，同时也把虚拟空间和互联网规则应用到空间当中。刚才尤扬提的摆摊案例，我认为他们用的绿色特别好，因为互联网思维，年轻人会被绿色的LOGO视觉吸引到这个小空间。这套游戏规则已经超越雅各布斯了。所以，在现有的城市空间下，如何创造一种有活力的、自下而上的、开放性的、跟互联网虚拟空间紧密相关的新系统空间，这个可能是我们规划师更加需要讨论的。

互动环节

Q：雅各布斯倡导的理想城市应该有的样子，如街道不能太长、有很多业态、有一定比例的老建筑，这些我国很多三四线城市都具备，但城市的活力还是在下降。结合雅各布斯的理念，如何看待这些城市的现状与进行中的更新？

吴文媛：雅各布斯的局限性是只立足于社区，但整个城市要远比社区复杂得多。我个人认为雅各布斯在哪个层面都没有赢，但确实影响了很多规划师。只要是规划就要走上摩西的形式，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事实。再次回归我之前提到的，雅各布斯最大的贡献是提出规划是没有办法先验性地构建城市生活。城市规划是工具学科，我们没有必要强调分析这个城市一百年以后会长成这样，有多少合理性。

规划也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问题的制造者，在这种情况下少犯错误比什么都重要。建一栋楼或者一个街区，人的活动进去以后，需求在变化，很有可能在城市建设的第二天人们就开始批判城市。

所以我呼吁应该把规划细分到生态、经济、产业空间等领域，跟学科发展匹配变成若干个课题。规划师要确定自己的边界，哪些是该做的，哪些要少干预。我认为城市更新，规划应该退到后面，让社会先把博弈理清楚，让经济、传统和现实空间先说话。我们要更新知识和观点，才有可能接受雅各布斯说的人本主义思想，我们的规划是为人服务的。

Q：请问吴老师，沙井城中村的调研是如何得出基于现状的路径总结？

吴文媛：我们看到的空间一般是显性的有图底关系的，有清晰的道路。但当一个人有足够选择权的时候，他会怎样使用这些空间？我们跟踪了几个人，发现他们会先到糖水店打包晚餐，再去某个店取快递……也就是说，他回家的路径也许并不是我们规划的那一条。他的选择会呈现一个居民对社区的认知。我们规划空间是一种规划，但人的认知也相当于是使用者的规划。所以如李津奎老师所说，要眼里有人，心里有社会，要看得见图底关系之外的空间使用者，才能够把他们的理想变成实现，这是规划师的责任。

Q：深圳白石洲这样的城中村改造规划是建造住更多人的高楼，街道也消失了，是否所有的城中村的命运都是如此呢？

吴文媛：深圳的城中村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我认为城市面积能够承载的人口数量是未来的巨大课题。一平方公里面积香港能住6万人，北京CBD 4万人，深圳城中村25万人。这25万人的居住密度并没有比别的区域有更高的火灾或刑事案件，难得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白石洲在2006年就已被列入旧改名单，容积率不再增加的情况下，人口增加了1/3。这是为什么？是人均居住环境恶化了吗？我曾调研过，比如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城中村各租了40平米的房子，他们相识结婚租了60平米的房子，对他们来讲每个人改善了20平米，同时也给城中村贡献了20平米。这是复杂的函数关系，是跟社会叠加在一起的耦合关系，是以社会解决方案为前提的空间结论。

虽然我并不赞美城中村，我不认为这是居住理想，但城中村里面其实蕴藏着一种自然的解决方案。深圳需要高效居住，城中村作为一个自发的城市现象，如果没有人做这样的研究就拆除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