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ITY REVIEW

荷兰设计

Q：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体现荷兰设计？

克里斯·范·杜伊恩：说到荷兰设计、荷兰建筑，我认为我们读书的90年代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理解时期。有很多种看待荷兰设计的方式，但其中一种市场模式是在荷兰的90年代开始出现的，它包括许多建筑师的风格和很多类型的设计，这些多元的产物也需要放到那个时代去理解。

对荷兰设计来说那是一个重要阶段，80年代之前的建筑似乎已经走到了末路，很多方向上看已经没有未来，但是进入90年代后，不只在荷兰，在欧洲甚至世界上都出现了新的风潮，因为冷战期间有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

经济逐渐步入正轨，那是最和平的年代，冷战结束，但10年后又出现恐怖主义，所以对我来说90年代是最好的、最安全的时候，也是新兴事物、新的主张和情怀出现的时候，尝试去了解这种趋是怎么出现的，它也作为荷兰的一种形象受到建筑和设计爱好者的欢迎。

荷兰是一个只有1700万人口的小国家，也许就跟上海差不多，我们缺少贸易意识、出口意识等强大的文化传统，也从来没有那样关注和保持传统，因为我们更多地是在吸收来自国外的影响和文化。

我们到过印度尼西亚、日本和美国，再将这些影响带回荷兰本土，这些也能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找到痕迹，所以我们的精力总是在外部，在于寻找新的东西，而捍卫或维护一种传统和身份方面的精力要少得多。

开发新事物，寻求创新的概念就是我们现在的核心，这和我们的文化非常契合，因此设计并不关乎于美学、外貌，而更与一种心理有关，一种保持好奇和危机感的方式。

“荷兰设计”这个词还是概念上的，此前设计更注重风格，不打破传统，重复现有的东西。对我来说我们做了什么新的事情才是更重要也更有趣的。

荷兰建筑和荷兰文化就设计而言，它确实反映出一定的乐观态度，这正是90年代的乐观情绪。在新机遇的世界中，乐观可能是必要的，在其他文化中也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吸收转化为它自己的文化。

另外以前的建筑和高级文化也与大人物的等级和传统相关联，其余的设计和建筑类型则更少。后来每个人都可以与之联系，都可以参与其中，就没有严格的等级结构，这也使得某些事情可以轻松地应用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Q：荷兰设计与其他国家设计的不同之处？

约翰·范德沃特：我基本同意克里斯的观点，因为我也是在90年代读书，所以关于以一个国家的身份保持好奇心，去观察发展，我们作为荷兰新一代的建筑师会倾向于在同一根源思考，同时也很幸运能在世界各地找寻灵感。

我们工作室成立后做的第一个项目是叫做“都市印象”的调查项目，由我们自己发起，在80天内走过世界26个大型城市，基本工作就是城市化的调研。我们想要理解全球化在城市化方面留下的影响，借此收集了大量的信息。

我们的另一个机遇是将荷兰设计与“荷兰式”看做一种概念加入设计，以全球视野审视我们的教育方式，和我们判断事物好坏的标准。关于我对荷兰设计的看法，我也会提到之前克里斯说的寻求创新的过程。

但这一概念所在的语境也非常重要，因为一般来讲荷兰设计师很难在步骤不明确的情况下做出结果，他们需要一个严格把控的过程。

既然我们是将荷兰与中国进行对比，在这个方面我在中国的经验是想要控制进程是很困难的，因为中国的设计成果总是比荷兰的更有即时性。

这也是荷兰设计的一个短板，批判性地讲，因为领域广泛的因素影响和无法控制的过程，荷兰设计作为一种方法论或一种设计概念会像是来源于完全不同的文化或国际背景，当然如果慢慢尝试在荷兰语境中做到这一点则是另一种情况了。

Q：近25年荷兰建筑语言的变化？

克里斯·范·杜伊恩：我认为约翰说的很有道理，过程部分确实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认为这也促成了自己的主导权，现在也能看到在大学等地方，有时也会专注某种研究分析和过程。

事实证明，没有过程就无法进行设计，这个过程是由于非自主的进行设计，在花费大量精力进行研究或专注于过程后，期望获得好设计，这绝对是不正确的。

有时又会有些过度专注，我们每天在网络上找素材但是却期待设计出了不起的东西，这样的设计很匮乏。好的结果应该是两者的平衡，应该专注于设计过程，但这不代表你不需要自主思考，整体上看积累素材的过程确实非常重要。

在我们的工作中这是一个很暧昧的话题，可能很多人会明确的给予否定回答，因为我们不想被限制在一种特定的文化或领域中。现实则是更模糊的，我1996年刚到OMA时，工作室和他们的工作看起来完全不同，那时只有40人左右，库哈斯一人领导着大家，现在工作室大小是那时的十倍，也有了8个合伙人，在欧洲和亚洲都有办事处。

某种程度上讲我觉得90年代的事务所没有现在这么“荷兰化”，我们的焦点不在荷兰本土，荷兰、日本、韩国、美国，这在非荷兰事务所中是很难做到的，也是事务所向下生长的阶段，建筑师和设计师一起，只有两三个荷兰人，其余的都来自世界各地，因为我们关注的焦点都分散在世界各地。

也许这一点看起来并不重要。但一方面是我们借此有了基础，在这些年里也有了变化。我们在荷兰的事务所会更放松一些，和其他工作室、客户和人们的关系更好，能得到更多项目。

有很多人认为OMA是很自傲的，也不被我们的同行认可，这些年也有了改观。我们更加作为一个事务所的姿态在工作，规模更大项目更多。如今我们谈到荷兰设计、荷兰建筑，依然是OMA走在前端的。

因为我们是第一波浪潮中的参与者，在其中看到很多，同时也吸收营养为己用，就心态而言我们渴望发展新事物，保持好奇心、批判性，坚持理念，这些在OMA的核心思想中是很重要的。

我们和荷兰之间有着强大的羁绊，与我们所在的鹿特丹可能有更多的联系方式，之后是阿姆斯特丹。这两者是很不同的，就像北京和上海。

这是DNA中的区别，阿姆斯特丹更加传统、保守，更有文化凝聚力；鹿特丹更看重的是工作效率，是代表着机遇的城市，因为曾经在世界大战中被完全摧毁，所以有了机会和潜力在建筑及城市层面重新发展，也有更多开放的观点。对OMA来说影响更深的是鹿特丹，之后才是荷兰的大环境。

OMA和NEXT

Q：OMA对NEXT有哪些影响？

约翰·范德沃特：让建筑师谈论他灵感的来源一向是一件很微妙的事，NEXT是比OMA年轻两代的事务所，而且全部是男性建筑师，我们在1999年成立，21世纪才刚刚开始。

库哈斯在那时已经对建筑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只是在阿姆斯特丹，更是整个在代尔夫特学习的年轻一代的建筑师中。

我清晰地记得库哈斯曾经在1999年写过一篇关于基因城市的文章，因为正值新的千禧年转变，那时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开始在城市生活，而关于城市化世界及其如何将在2015年导致70％的农村人口居住在城市的整个现象，我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

我们只是非常基础的学习建筑学书籍、理论、风格等等建筑中的东西。现在有了城市化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却是新鲜的。

读过这篇文章催化了之前我提到的都市印象的项目，总体上看我们是一个很年轻的工作室，更想知道个中含义，这个急剧城市化的世界以及从郊区人口转变成城市人口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加快其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们肩负的使命更多，却也让我们有动力搜寻更多。这是OMA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方面，让我们开始跨过建筑的界限思考一些事情。

接受良好的教育只是做好建筑的第一步，在此之上因为这种高度的思考，我们得以看到建筑领域以外的事物，甚至进入我们未曾触及的方向，让我们将这些内容接纳融入建筑中。

潜意识搜索也让我们思考更多，我们想要切身经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需要走出去，都市印象本身就是与单位尺度、日常生活和不可见的现象相关的，同时也尝试着找到对我们专业有益的答案。简而言之，这种影响可以从很多年前一直延续到今天。

Q：OMA与NEXT在nhow酒店上是如何合作的？

克里斯·范·杜伊恩：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亚洲部分，但是我也知道一些关于酒店项目的事情，我听说是和NEXT合作的时候非常激动，因为我很了解他们，他们基本都是和我们是同时代的，一直关注着这些年NEXT的变化。

酒店并不是我的项目，但我们是被这种建筑选中的，这是我们的第二次合作。这个鹿特丹的多用途酒店项目是欧洲最大的酒店，它建成之后很漂亮，而且在酒店建筑、商业建筑中都很出色，我们只需要做建筑部分，室内部分由别人完成。所以NEXT在既定框架之内组织自己的设计，他们不能在建筑形体上做任何改变却能让这个项目更加丰富。

我们以文化为起点展开工作，将所有图形设计、标牌设计、照明、景观、室内、声学设计方面最好的人才聚集在一起，这也是我们工作室中的核心，让最佳团队的组建和合作成为可能。过去我们和很多人合作过，他们也在合作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不要想着自己能做成什么事，而要不只在技术层面，在创意过程中与他人共同完成。

从20年前起进行的这项工作让我们受益良多，同时我们可以将设计的时间缩短。90年代后期有一个环球影城的项目，我们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做初期构思，为了达到预期效果我们做大量的演讲去表达需求，投入时间让合作产生作用。随着发展，我们能设计的时间越来越少，这在美国、欧洲，在世界上都是这样。

这方面中国的速度是难以置信的，同样尺度的项目，我们在欧洲需要几个月完成，在中国几周就可以完成，所以在项目初期有机会和其他设计师合作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希望我们在以后的项目中都能有这样的机会。

约翰·范德沃特：其实我也没有直接参与这个项目。项目在阿姆斯特丹已经落地，它涉及到团队合作和与优秀的人共事，在创意中利用基础设施。所有人都能为一个建筑项目赋予特别的含义，作为一间事务所这也很吸引我们。能参与这样一个项目我们是很荣幸的，毕竟这对阿姆斯特丹来说意义非凡。

阿姆斯特丹是一座很小的城市，只有90万人口及每年1700万的观光客，一共有6000多个酒店。如果要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建造最大的酒店——像在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最大的酒店”那样，650个酒店房间这样的必要条件已经足够人印象深刻，真正的问题是要知道与以往相比，如何让这种现存的印象丰满起来。

首先团队中要有适合这类项目的伙伴，客户也是一样，这很有趣且需要技巧，要根据他们的喜好选择项目的定位。对我来说，阿姆斯特丹酒店的甲方起初设想的要求非常具体，所以应该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我们为了项目的成功先制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像是网红建筑那样，如何在社交媒体上引起注意或吸引大家发表态度或表示认可，保证让项目直接在地图上出现并与OMA及其客户合作。

建筑结构为三角形的外观在城市结构中很特别，我们合作过程中也以此作为室内设计的起点，以便能够将外部与内部连接起来，甚至尝试将其一直扩展到酒店房间的细部设计。

我们转译了两种文化意象，并添加到nhow酒店设计中，以期强化阿姆斯特丹的国际化印象。最后的成果是非常成功的，在接近开放前后都是占据INS最多曝光率的欧洲酒店。就像tiktok一样，展示着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而nhow作为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内容确实很吸引人。

他山之石

Q：最骄傲的中国项目？

克里斯·范·杜伊恩：这就像问一位父亲更喜欢自己的哪个孩子，我不想冒犯任何可能看到这场直播的客户。但是我想，这20年对我个人而言，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90年代左右开始在美国工作时，我们作为事务所和我个人参与的阶段，从911事件后的美国转向以鹿特丹视角看待西方国家，进行了有意的转变，并在中国也做出一些尝试。

第一次尝试是CCTV总部大楼，这是一场大家比较熟悉的竞赛，我在这个项目三年的进程中收获了丰富的经验，当时竞争非常激烈。

首先我要在2002年前往中国，然后与这组建筑师合作。我们拥有一个约100人的项目团队，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大家基本上像疯子一样无休无止的工作。我们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一些独特的事情，最后的确完成了一座独特的建筑——因为它只能在中国建造，并且只能在奥运会之前的那个时期建造，而这样的机会永远不会再有第二个了。

对于我来说，从事了这么长时间的项目，能够多次去北京，那样的紧张状态以及与所有这些人一起工作，对我作为建筑师的发展非常重要。我认为CCTV总部大楼是很多人心中办公场所的象征，它是无与伦比的。

在那之后，我也在中国从事了许多项目，但按时间顺序，我想说第二个时期对我个人来说，在过去五年（自我专注以来的六年）中更为重要，即负责香港办事处的运作和亚洲的所有项目。

我们一直在进行多个项目，在CEA中的小规模文化项目到七八个地区大小的，再到大型工厂、大型混合项目，这些项目中仍有许多尚未完成，他们仍然处于保密状态而未公开。 

在这一阶段中脱颖而出的项目是在上海和深圳建设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这是文化建筑、公共建筑，也是为其竞争提供资金的地方，一年多以前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某种程度上，我们想把很多东西带进香港办公室，这是一种成熟的OMA设计方法。

我们可以真正理解客户的项目背景，我们非常了解上海，也了解中国的整体情况。重要的是知道文化的本质及如何让目标在建筑设计中实现，这是我非常满意的项目之一，期待进一步的设计阶段。

约翰·范德沃特：我与克里斯一样，很难在自己的孩子之间进行选择。我们的大多数项目都是我们的骄傲，但这个点不一定在于我们如何设计，还在项目建成后，这是我们工作室的重要理念之一。我们不只是尝试进行设计，我们想让大众意识到，以便能够潜在地获得建筑的真正含义。

能在中国做项目是我们巨大的荣幸，如果有关骄傲的问题，是看到项目落成，以及有孩子坐在那里画建筑速写并从中汲取灵感时，我会感到更加自豪。

一间工作室能够创造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桥梁设计是一项殊荣。但是真正让我感动的是，人们越来越多的使用桥梁，在桥梁中相遇，还有人在那里拍婚纱照，这就是它对当地环境的影响。

当我们能够重现缺乏前途的古老村庄时也感到骄傲，甚至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新的未来，所以建筑本身就是影响。

我们衡量的自豪感是，它可以带给当地人什么以及可以反馈给我们当地环境的东西。在开发这些项目时，图像本身从来就不是目标。它更像是一种研究工具的结果，而这在我的工作中非常典型，就像处理文化观念一样，图像更像是一种将复杂的文化观念转化为建筑概念的工具。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其设计必须充分融入当地文化。我们让自己真正融入基地，寻找我们认为可以在当地做出特别贡献的事物的影响。从根本上讲作为建筑师的我们无法为项目赋予任何意义，只有使用项目的人会给项目带来真正的意义。

我会在这个过程中回想荷兰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放在中国就是国际化的。为了实现项目的这种潜在含义，我们会考虑中国合作方的意见，以及数十位中国同事的意见，包括我们正在与之合作的国际同事的意见。

Q：中国在OMA项目中的意义？

克里斯·范·杜伊恩：我们在做每个项目时都是充满雄心壮志的，让其针对特定客户，位置和地点量身定制，我们没有应用某种风格，只是一个接一个地处理每个项目。

但另一方面，项目设计过程确实有一种程序，在欧洲、中国和美国都可以相同，在整个办公室中总会有这类利用发现新想法的情况。当我们在香港和鹿特丹合作时，分享一种我们认为有趣的想法和事物，但也要有针对性地尝试让它们变得独特，针对特定场所而定等等。人们总是自然地要求我们作为国际建筑师，就应该设计国际化的东西。

我们不希望在纽约、伦敦或其他任何地方都存在相同的设计，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但这也是我们最珍贵的部分。

话虽如此，在中国工作是如此独特，在中国从事的任何工作本身都不同于在另一个国家或城市实施，中国的客户组织方式不同，我们看到有许多年轻客户，许多新一代人以及20多岁和30多岁的人，这些人在公司中担任非常重要的职位，并且也想为自己的公司迈出下一步做出贡献，具有很高的野心，而在欧洲美国处于相同的位置，年龄需要再大20或30岁，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这取决于文化中的场所类型，大多数项目都在总体规划框架内按规矩建造，所有内容都基于固定的参数，这是事实。我们总是要从高层建筑项目中进行工作，这正是我们想要挑战的，它是项目设置的很大一部分，与整个城市美学的协调也是我们挑战的要素，而中国对此持开放态度。

现在非常重要的事情以及在中国看到的非常积极的趋势或知名度可能也是我之前所说的关于第一阶段的内容。当前建筑业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在整个中国的思考过程中，注意力从前标志性上逐渐转移到了创新上。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建筑不仅要成为天际线中的独特元素，还要体现其性能。建筑不仅能占据位置并具有某种形状或某种有趣的体积，还能做些什么？它可以带来什么，特别是在总体规划和创新行业的水平上？这就是现在许多此类项目的立足点。

这些想法非常开放有趣，我们可以做的不仅仅是制作图像、地标的不寻常技巧，这在当今世界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它促使人们制作下一步，发展一个产业。

Q：中国对NEXT设计理念的影响？

约翰·范德沃特：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中国对NEXT的意义非常非常重要，几年前我写了一本书，谈到为何如此重要以及它如何成为重要意义的来源，这本书叫做《你不能改变中国，中国改变你》，因为标题中的设计有很大变化，这对设计哲学有影响。

作为一种体系结构，一切都改变了，但是有一点并没有改变太多，即基于原有历史文脉进行设计的思想，它在阿姆斯特丹的设计工作中实行多年，这是在我们来到中国之前的一种设计理念。而且我们在中国也始终是这样做的。这就是克里斯刚才提到的不喜欢设计统一风格的原因之一。 

我们也没有一个通用的样式，环境在各个地方都是不同的，即使是关于设计程序或功能，还是出于某些原因而不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建造相同类型的建筑，仅是因为人员、项目，所有本地环境，所有事物完全不同，有一种自然的理由来显示出特定的典型场所，特定的设计解决方案。

我们来到中国时比较早。2004年来这里设立办事处时还只是一个很小的办公室，成立仅有五年。我们希望在中国语境中也应用这种思维。这种环境引领着一种设计态度，并迅速让我们作为建筑师了解中国的不同和局限性。

我们遇到了很多情况、不可理解的事物，我们无法将这些本土文化转变成优秀的建筑，我们很快意识到必须做更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试图抓住一切机会，从背景和文化中更好地理解中国，力图能够将其转化为建筑设计。

多年来，可能这种经历让我们变得更加复杂，但至少在我个人的经历中，这才是正确的。在中国进行更多的智力投资，在过去的16年中一直在这样做，将来也要这样做，这样是唯一可以在这里继续发展并继续让更多作品在中国落地的可能性。投入其中的话将有助于中国城市和现代中国建筑的进一步发展。

Q：欧洲城市如何向中国城市学习？

克里斯·范·杜伊恩：城市规划是我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花了很长时间理解城市规划之间的差异，它们通常已完成并且正在缩小，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维护并优化它。

欧洲规划师相信一个城市是自然成长的，设计师在这个过程中无法计划所有事情。与此同时中国却遇到了总体规划的规模以及模式的挑战，它是一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的独特系统。中国模式非常高效，可控，并且对未来成长充满期待。

在这些类型的项目上做更多更深入的工作时，项目之间的差异以及这些项目的演进、规划的力量都会显露出来。这与经济实力以及地方、区域和国家一级的空间能力都同时存在，这是看不见的。

我们当前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创新产业，以工业圣地为例，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创新产业的代表仍然是硅谷，这是第一个发展创新的领域，如果缜密的规划，国家一级、中央一级的重视有一点不具备，它都不会被选择出来进而诞生，这个过程或许有点顺序颠倒。

我们参与其中的各种计划和项目的时间较长，这是另一面。它从来没有经过仔细的计划，现在所有这些质量低下和住房基础设施问题非常复合。总体上缺乏质量，以至于一些大公司的领导人说，如果再做一次将永远不会选择在这做。

我会选择一个人们真正想要生活的真实城市，人们在此工作，然后能找到许多不同的环境。这是一种思维文化，不应该每一步都计划周密，某些事物必须以小步的方式成长，需要文化才能成长，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唯一的方法，而且需要协调努力，以及能够真正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定。

事实证明它也可以成功。只是在频谱的两端非常不同，而令我着迷的总是在一端与另一端之间发生变化，我希望通过这样做可以带给中国一些最好的东西，然后创造出一个结合曝光度与质量的项目。

Q：反过来，中国城市应该向欧洲城市学习什么？

约翰·范德沃特：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我经历了中国城市的巨大演变，尤其是在过去的五年中。来这里将近16年，在中国许多城市经历着整个城市的转型，我认为人们正在发生一种转变，即城市从重新发现人类规模的创造GDP的机器变得越来越自然，更具包容性，并开始与公共场所产生联系，引入了与汽车交通无关的慢速交通。

这些是整个中国建设一个更健康、更宜居的城市以及当今我们更具可持续性的城市的结果，这些主题当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许多欧洲城市都很重要，并且迅速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实施了。

中国城市可以向欧洲城市学习什么？我认真地听了克里斯以及他之前所说的话，我认为我可以从潜在的好的经验中学到的一件事是，更多地欣赏和试验，并在都市主义中创造更多的自由。

比方说典型的中国城市主义的制约因素，这座城市只是一个集合地或被划分为多个地块。我们只是根据建筑的最大高度，给定的面积比和开放空间比以及在城市中发展什么样的规模来开发这些地块。如果这允许更多的实验、自由，这将有可能开发出更有趣的新型空间类型。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城市的更大转型能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真正转型时进行构建、读取历史记录，通过体验来回溯历史，这是向欧洲城市学习的真正有趣之处。

Q：希望为现代中国建筑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什么贡献？

约翰·范德沃特：我在今天的中国年轻建筑师中看到了这么多有趣的事以及许多新的现代中国建筑实例，但这些建筑在欧洲和美国不太知名。

总的来说，我再次同意前面克里斯提到，希望能听到一些声音，希望给中国的建筑师更多时间，让他们做出更好的设计。

我希望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发展理论，通常是为了让它可能成为概念性思维或设计能力推动力的方式，我想给他们更多的时间来测试思想，设计某些东西的过程，我想凝结成一种即时的中国式的做法。

设计过程中我希望与项目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更多对话，不仅要花三到四分钟来介绍设计，得到项目是否通过的结果。如果不通过，就回去设计一些新的东西，因为有更多的对话机会，我将在设计过程中获得更多价值。

这是一个有可能实现的愿望，让建筑师在设计和决策能力方面具有更大的杠杆作用，这可能会花费很长时间。如果我比较一下建筑师在欧洲拥有的杠杆作用，那么在他们的决策过程中更有可能产生影响，而在中国，我希望建筑师能够对决策有更大的影响力。

Q：是否有在中国发展的计划？

克里斯·范·杜伊恩：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很高兴能去中国更多城市，在中国的最后几年，我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我有两个十几岁的儿子，我不能将他们与各种各样的朋友简单地移动到另一个国家。所以目前还是不会改变，不过我仍然希望能有更多的旅行机会。

作为一个在不同大洲和国家/地区工作的国际化工作室，需要在大型工作室的信息、研究和专业知识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同时还必须利用本土知识，所以它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架起桥梁，这也是客户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想要有所不同，这是我成为国际建筑师的原因，国际化的设计理所当然需要更高的代价，它也应该反映出当地的文化，我们的公司文化以及其他所有相关内容，旅行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这件事上是有益的。

比如将鹿特丹的一些知识带到香港，反之亦然。展示我们在中国所做的工作，我在欧洲仍有一些已完成的项目，将这些结合起来组织不同的文化是一件好事，并以此方式确保我们不脱离OMA整体的工作调性，每个分部都具有自己的文化特点。

Q：为什么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约翰·范德沃特：正如我之前详述的那样，NEXT的基础很深，我们相信创造力会带动创新或催生出新的建筑或新设计，但我们认为创造力不只是单纯与过去的事物割裂开，或者随时间推移保持不变的静态状态，它一直在发展，这是我们来到这里并在这里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至少要在NEXT北京办公室花很多时间。

我们在这里似乎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所以能够从根本上进行更好的设计。这也是我们从事理论类项目所有工作的原因，项目也许非常实用，或不需要多高的技术含量，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所有项目。

我们的关键在于如何找到不同场所的在地性表达，并且保证能在局外看清自己位置之间的平衡，如何平衡自己工作室中的影响力和输入，才能当阿姆斯特丹工作室在中国开展新项目时，获得与设计完全互补的解决方案。

中国在这类项目的开发中的设计非常重要，我们基本上是从近五十种细节开始设计，最终设计过程是呈现在图纸上的解决方案，而十分之九不可能走到图纸表达这一步， 所以我们会从尽可能多的角度进行设计。这也是问题所在，也许信息量收集标准并没有达到设计出完全呈现原始设计思想的水平。

观众提问

Q：未来建筑的方向？

克里斯·范·杜伊恩：我认为建筑只是反映了世界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当我们开始设计荷兰建筑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90年代荷兰的发展势头，这是其中的一部分，总是会有这样的时刻出现在传统的地方保守派一方，然后突然消失，并朝着更具实验性和创新性的方向发展，好处在于建筑不是一种风格、一个人，而是多种方向和身份的并存。

所以我很荣幸在中国能住进有150年历史的房子，建筑不只关乎创新、新事物，而与很多事情息息相关。

我们作为一家当代国际设计事务所，必须走在最前沿，尝试突破界限，寻找新事物并与社会一起前进，这就是我们的立场，同时从个人角度而言，我可以体会到很多东西。

约翰·范德沃特：我希望建筑的未来能更多利用多样性的思想。我们现在建造的建筑风格都太统一了，大约在10或12年前我在中国旅行，一路向南，气候变化，环境变化，但建筑风格却仍然十分统一。从批量生产到创造多样性，为特定项目的独特场所给出独一无二的答案，这中间正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

为建筑提供更多空间来利用这种想法，即如何变得更加多样化，如何更具体，然后如何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体验这种多样性？这也是个人的事情，这是很多年来吸引我的东西。中国就可以利用这种空间，因为中国经历了很多，小型项目更多样化，更具体，而且空间更大。

Q：设计如何服务于使用者？

约翰·范德沃特：之前我谈到尝试在办公室开发项目的方式，我们称其为多样性。我们会从尽可能多的角度来开发项目，不仅要从建筑角度入手，而且在很早的阶段就已经涉及到尽可能多的参与者，不只是正在设计建筑的参与者还包括使用建筑的参与者，我们也与艺术家一起工作，与所有不同类型的顾问一起工作。

我在中国最早的项目之一是一所大学宿舍，我去了基地与那边的学生交谈，我想了解他们想知道什么以及他们如何生活，才能将想法或居民的日常生活纳入到项目中。

对于建筑师来说，如果建筑项目规模较小，那么创建更好的建筑就至关重要。但如果是大型城市规划项目，设计师就不可能认识所有“使用”项目的人，就会更加困难。在较早的阶段接触很多不同见解和尽可能多的不同利益相关者，那么对项目的开发才有积极作用。

克里斯·范·杜伊恩：我同意约翰的想法，但我想详细说明一下我们参加过的一些竞赛的内容，中国模式只是很多大型项目，而通常我们最终要做的是通过竞赛获得设计费，通常流程会有一个正式的ppt，与客户进行对话，然后得到他的基本需求，基本上是和过去的完全通用，再对他们实际想要的东西，他们的期望等等做出自己的解释。然后向专家小组提出一份方案，但评价却来自外部，也不太了解客户。

这一套操作系统有其局限性，最终用户参与此过程的对话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它非常有限。如果我们有机会尝试说服客户，可以直接获得设计费，可以做一个更好的项目，理想情况下的设计模式是从多个方向进行思考，从字面上看，这意味着有时桌上有20个物理体系结构模型，只能逐一解释，我们会从客户那里得到反应，而这绝对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另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如果事先询问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只能朝着已经使用的，熟悉的元素和信息的方向发展，只有它们存在才有可能。整个竞赛系统就很难产生详细的过程，在比赛之后概念已经定型，而另一边时间不等人。

另一方面还有其他机会。我要再次提到90年代和某些时期，我们那时为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所做的竞赛，有很多事务所参与而不是给我们一个简短的介绍再进行设计委托。他们要求做一个研究，提出一个方案描述出如何开发项目，然后在此基础上选择我们，我们清楚的意识到那是非建筑条件下的参数化，但确实是必要的。

这样竞赛才可以存在，也许可以重新考虑具有所有典型参数的这种任务书的竞赛表现去代替项目设计，约翰提到如何从某个想法变成实际需求，它意味着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定义参数然后进行设计，这是一个扩展的过程，又需要花费更多时间。

这是与多个利益相关者合作并在较早的过程中利用设计师创造力的一种方式，这样可以在答案中挑战，避免重复的通用设计和框架，而我们别无选择的要与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