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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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设报记者 付灿华 深圳报道
5 月末， 一场以“社区转型和发展漫谈”为主题的交流会在深圳市光明新区举行，来自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的规划师、专家， 光明新区有关官员， 多行业热心人士等与光明新区数名社区代表面对面交流， 围绕社区规划、转型发展、土地效用等问题深度碰撞，甚至吸引了来自中国香港、荷兰设计领域的专业人士。
交流会重点讨论的案例来自一个名为“新羌” 的普通社区，而对于组织者、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副总规划师黄伟文而言，从来没有如此频繁而强烈地与这个深圳最北面的边缘社区发生如此强烈的联系： 先是因为“规划师进社区” 活动受命挂点， 而后展开了数次深入的实地调研， 最终成功地将新羌带到了众多政府官员、学者、NGO 组织、媒体等的面前。
《中国建设报·中国住房》记者也亲身参与了有关调研与讨论。“新羌是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边缘社区发展不平衡的典型案例”，黄伟文对记者表示， “村民特别希望我们的规划能够帮助社区， 但其实规划也需要社区的帮助。”
黄伟文与新羌的结缘始于深圳市的“规划师进社区” 项目， 要求每个社区都有一个挂点或驻点的规划师， 以帮助社区科学合理的规划。
在其展示的地图上显示， 新羌位于深圳北部与东莞交界的边缘，面积约11 平方公里，包含5 个自然村和13 个小村落， 人口约2.5万人， 归属于2007 年成立的光明新区。
或许是地缘关系， 新羌似乎游离于深圳30 年的爆炸式发展之外， 各种变化相对缓慢得多， 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及1/3 低保户的高比例，充分显现了它的贫困与落后。
从规划角度而言， 新羌的困境还不仅如此。首先是土地状况的复杂性，非收地范围、已赔付地块、未做方案地皮、已公示未签地块、有争议地块、已补偿地上附着物的土地、基本农田， 等等， 权属及用途极其复杂； 更重要的是， 社区几乎90%的土地都被划入基本生态控制线以内， 这便意味着， 大多数的土地无法进行建设活动， 发展空间有限。
“新羌无疑是深圳城市快速发展中， 边缘社区发展不平衡的典型案例”，其已经浓缩和即将开始的社区变迁值得长期观察， 但涉及的土地征转、生态控制线、城中村、贫困、人口、基础设施等诸多问题， 也使得黄伟文预感， 解决的过程一定没那么简单。
“别调研了， 快点把路修好才叫规划。” 在《中国建设报·中国住房》记者参与的第三次联合调研中，村民代表们一遍遍激动地表达了修路、市政设施、供水等方面的迫切诉求， 出于对调研活动没能带来“实质性”帮助的失望，有村民一度愤而离场。
“那么， 你们是愿意原村居住还是统建上楼？”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 黄伟文表示，村民的诉求本身便体现了一个基本矛盾， 即农村分散型居住模式与城市化后基础设施集中高效供应的矛盾。分散的村落居住便意味着村民所期盼的各种道路、管道、市政设施等，建设、维护成本过高， 政府难以支付， 且效用不高； 如果想要享受这些设施， 便需要相对的集中， 而这又可能使村民不得不牺牲现有的居住面积、田野式居住环境等。矛盾如何解决，“我们希望听取村民的意见。”
在同行的深圳大学美籍教授、人类学博士马立安看来，思考这样深奥的问题， 对村民来说可能太过困难， 也缺乏应有的耐心。“我观察到， 他们的发展诉求几乎都只注重眼前的需要， 而对未来没有更多的设想”， 这令她感到担忧的同时也提出，比起修路， 新羌更迫切需要的是一个能统一大多数民众意见的基层组织系统。
在多次调研后， 黄伟文也大致摸清了新羌规划面临的三重问题：一是村民对规划的需求零散而缺乏远见； 二是社区规划如何避免传统规划各专业领域的分离， 整体地为社区发展制定包括社会、经济、土地、空间、市政设施的计划； 三是如何平衡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分散居住与城市效率之间的矛盾。
“我们其实有很多资源， 但是都被这条生态控制线划分了”，新羌居民代表提出。也因此， 如何寻求控制线前提下的转型发展， 探索更多的可能， 也成为出席交流会的各领域专业人士探讨的焦点。
“ 社区转型要做的第一个文章是善用资源”， 深圳公众力咨询公司总经理范军曾经在深圳多个社区发起过多项社区实验，结合新羌深莞交界及生态资源等稀缺性， 加之城市发展的阶段性方向， 他提出了新羌发展的“N 种可能”： 创意文化社区，类似深圳有名的大芬村等； 教育知识社区， 如虚拟的职业培训基地等； 社会创新社区， 如NGO 组织总部基地和公益资源集散地；利用生态保护区的村庄做民俗体验社区， 发展旅游度假业； 发掘新羌侨乡特色， 建设国际风情社区……
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转型，深圳市委学校教授袁晓江提出，未来大量的工作将由社区来承担，而不是由政府大包大揽。对此，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杜鹃也介绍美国政府的经验：一开始也是自上而下，却发现政府建的学校、盖的房子民众并不欢迎，最后转变到政府只是帮助人们形成自己的社区， 然后慢慢退出，“这便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
事实上，“最朴素的社区也有它的发展规划”， 光明新区管理局局长彭水清在其挂点的甲子塘社区调研时了解到村民自己设想的发展路径：先用返还用地建小产权房， 收入几千万元后开始进行旧工业区改造， 然后可以提高租金， 最后把老屋区和旧工业区改成商贸、物流等。“先不论合理性如何， 重点是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彭水清的感悟是， 面对这些想法，如果只是套用各种标准， 规划师便只会觉得别扭而容易忽视蕴藏在社区内部的力量。
而正是这些力量或许将推进另一种转型。“村民特别希望我们的规划能够帮助社区，但其实规划也需要社区的帮助。现在应该换一种思路，去和社区的人一起讨论他们自己的未来，而不是像传统规划一样描绘蓝图后给人一个未来。”新羌的未来还不得而知，走进新羌，或许正提供了一种对规划本身的自我反思与实践。
截至记者发稿时， 新一轮更深入的调研正在召集中。
中国建设报：走进新羌pdf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社区转型引来荷兰客——光明新区“社区转型和发展漫谈”交流会侧记
“酷茶会”第31期：社区转型与发展漫谈
或许是地缘关系，新羌似乎游离于深圳30 年的爆炸式发展之外，各种变化相对缓慢得多，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及1/3 低保户的高比例，充分显现了它的贫困与落后。<br/>从规划角度而言，新羌的困境还不仅如此。首先是土地状况的复杂性，非收地范围、已赔付地块、未做方案地皮、已公示未签地块、有争议地块、已补偿地上附着物的土地、基本农田， 等等， 权属及用途极其复杂； 更重要的是，社区几乎90%的土地都被划入基本生态控制线以内，这便意味着，大多数的土地无法进行建设活动，发展空间有限。